中华民族何以陷入现代化焦虑!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面对的挑战如此繁重,转型的收效与进展如此的交错,民族成员心理上不焦虑才怪。出现焦虑,证明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还有活力。焦虑促使我们民族去求解,去克治。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焦虑,一类是集群焦虑。个体焦虑,是指身处民族集群焦虑氛围中每个成员的焦虑。这种焦虑,以集群焦虑的冰释而得到彻底解决。但解决之法,依靠民族成员各个个体去解决。从社会面相来看,每个人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责任,是解决这一焦虑的条件。从人生发展来看,每个人尽力争取之极大权益,同时为集群权益做出贡献,是解决这一焦虑的必须。中华民族的焦虑,不能离开个人而抽象空洞地得到认知和解决。
另一类焦虑,也是更大的焦虑,是国家焦虑。从国家高层到普通公民,一方面对国家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很难即刻看到国家强盛的全貌,再一方面大家心知肚明,国家还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因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本来,对一个常态国家来讲,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仰望星空,是民族少数成员克尽的职责;脚踏实地,这是民族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态。民族的一切成员都在“仰望星空”,那就缺少务实的人群;民族的成员都在“脚踏实地”,国家前途无人瞻望。两种情况都是危险的。
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举国上下在望星空还是做实事上的两级跳!国人缺少必要的淡定,因此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大脑空空,心中懵懵。这种氛围中的焦虑心情,就容易将民族引向歧途。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来自对自身处境的困惑
深探一步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乃是一种精神上的焦虑。
所谓精神上的焦虑,就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深处对现代处境中的民族精神地位、精神能力、精神产出和世界影响缺乏把握,由此带来心理深处的高度紧张。我们在古代世界中广泛、深刻、持续影响邻国。而今,不仅难以影响邻国,而且受现代化诸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之大,似乎难以挣脱。这是民族在精神上仍未自立的表现。民族如何醒觉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示范价值,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标志。但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缺乏足以傲世的成就。如此,“焉能籍甚乎人间”?!
一个民族在心智上免于焦虑,重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对世界的作用与影响,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不仅能在宏观上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对人类攻坚克难做出富有成效的指点和引导。假如一个民族尚做不到这一点,而这个民族却又心怀壮志,那么,这个民族就势必经历难受的心理煎熬。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从何而来?来自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困惑,对人类引导能力的不足。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焦虑的心理导因。面对此情此景,拿出民族勇气和决心,化雄心为行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即便消失无踪。
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进一步退两步”
今天,中国该往哪里走,我们民族是绝对清楚的。问题在于,走向规范现代化境地,谈何容易。中国往何处去,不在于撰写文献性的方案,而在于执行文献性方案的勇气和智慧。核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展现出来的经济能量,已经足以让国人心服口服。从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诉求出发,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已经浮出台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换言之,关键的问题是接着分享经济权利之后,国人必然祈求公平分享社会政治权利、平等行使国家权力。
中国的改革,需要从经济层面走向社会政治层面。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改革领域。原因在于,这样的改革是改革改革者的改革。改革者筹划不涉及自身的改革,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全力投入、有效推进。然而,一旦改革涉及改革者自身,那就会举步维艰。这不是说改革者使坏,造成改革的夭折。而是基于亘古不变的人性,改革者也会担忧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因此,当中国改革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官员、准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们几乎是格式化的表达:“我们愿意改革,只是没有想好怎么改”。这不是托辞,而是道白。就算他们特别愿意改革,也想好了怎么改革,甚至设计好了改革的实际步骤,改革依然难于推进。利益当头,谁能做到坦然自若?人非神衹,岂能免俗?
国家主义忽视了个人的价值
于是,站在官方权力立场上指出社会政治改革之难的各种论断便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归纳种种说法的宗旨,就是现有权力体系不能更动,稍有更动,国家危殆。在这类说辞中,敌视公民权利、崇尚国家权力成为核心命题。今日中国浮现的种种国家主义,也就可以理解了。
国家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强势与弱势两种版本。弱势的国家主义主要是一种敬重国家,事事国家优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与个人利益。强势的国家主义则显现出无条件崇拜国家的特质,以国家为至上的存在物,个人和群体需要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直至为国家不惜献出生命。两种国家主义都忽视个人价值。但后者的危害远超前者。日本、德国、意大利,都曾经在国家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受国家主义危害,以至于让国家处于战争危机之中,造成严重的国家危机。此情此景,不能不令国人深思。
一个国家确实需要有强大有效的权力建制,这本身没有错。但一个国家仅有强大的权力建制,仅把这个强大的权力建制作为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误入歧途。因此,凡是那些崇拜国家的主张,尤其是无条件推崇和服从国家的主张,都必须坚决反对。诸如国家崇拜色彩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不加拒斥,似乎不足以塑就健康的国家意识。
健康的国家意识,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基础上。否则,一个国家的公民,国家意识越强,后果越不堪设想。
实现现代化依赖于全体民族成员上下同心
解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当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过去的实践问题,是个当下向未来迈进的实践决断的问题。不首先致力把握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实践先机,一切理论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们民族怎样在现代化实践中真正把握好机遇,掌握好我们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设问。
今天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无论是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都处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之中,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机会,往往稍纵即逝。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民族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呢?
需要强调,中国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引领世界,要发挥提高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领导作用,依赖于我们民族是不是能上下同心。上下同心,便足以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这对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比任何伟大的政治个体都要管用得多、重要得多。
如果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没有为自己民族的前途负责,而寄希望于个人,一部份人,甚至委责于后人,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堪忧。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民族没有走出现代化焦虑;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民族依然会处于一种社会政治危机的状态。
我们要确立时势比人强的基本立场。我们怎么行动,这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是最为关键的事情。在现代化转变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能犹豫徘徊,不能进退失据,只能勇于前行、敢于决断、择善而从、寻求突破。如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终可克治,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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