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往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上）

草书 · 发表于 2017-1-31 09:30

　　悲剧只有两种，得不到你想要的，和得到你不想要的。—《战争之王》

　　一、沙皇俄国的原罪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对俄罗斯民族对土地的病态迷恋和渴望作出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但他们都完全同意一点，那就是俄国佬的领土扩张速度是惊人的，从1547年伊凡雷帝第自称沙皇开始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沙俄的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增长了七倍，平均每天扩张50平方英里，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150年中，沙俄平均每年扩张出相当于一个荷兰的领土。

　　这是一个恐怖的速度，作为中国人对这个速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如果不是1914年日本在朝鲜和东北的国运豪赌以及沙俄在一战中的惨败，你坐火车刚出山海关，很可能已经行进在苍茫的俄罗斯大地上了。

　　沙俄对东北的扩张在日俄战争中受到了重挫，这场“非正义”的争霸战争意外阻止了东北落入沙俄囊中。

　　与英国人热衷于培养殖民地上层人物来实现委任统治，方便自己做生意不同，沙俄基于其农奴制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军事封建的传统，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殖民策略，那就是制造广袤的土地和无数赖以为生的农奴，简单的讲就是人走（杀）地留，用武力屠杀和驱逐那些不适合农奴制的原住民（比如中国人），然后用俄罗斯移民来充实这些土地，这种残酷的手段毫无疑问的会激起原住民的激烈反抗，因此俄国人的扩展和殖民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和疯狂性，1868年，康斯坦丁·考夫曼（КонстантинПетровичфон-Кауфман）居然只用658个人就骗取了中亚名城撒马尔罕，并在之后的保卫战中击退了五万人的穆斯林援军，简而言之。

　　俄罗斯式的殖民扩张模式的精髓，就是既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也不把自己的命当命。

　　1900年，侵入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沙俄的扩张行动通常具有极大的军事冒险性。

　　基于这种殖民扩张模式，沙俄一方面阻碍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力图使其保留在原料产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对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和农业产品进行不计后果的残酷剥削，同时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愚民统治，强迫少数民族接受俄罗斯的语言和宗教，用屠杀消灭不合作的个体。

　　因此，殖民地的经济衰退和人口锐减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人口和牲畜数量均锐减了四分之一以上，这个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被迫把牧场开垦为农田，为沙俄生产棉花，到1905年，70%的哈萨克农牧民都已经破产或是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不得不大量的越境逃亡中国新疆。到罗曼诺夫王朝灭亡的前夜，俄罗斯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监狱。中亚征服者米哈伊尔·德米特里·斯科别列夫（МихаилДмитриевичСкобелев）将军一语道破了沙俄对殖民地的统治之道：

　　“在亚洲，和平的长久与短暂是与你对敌人的屠杀直接成正比的，我认为这是一条定理。对他们打击得越凶狠，他们就安分得越长久”。

　　中亚征服者、屠城者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将军（骑白马者），他对中亚地区的征服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尸横遍野的大屠杀。

　　在这样的残暴的统治之下，俄罗斯民族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和睦的关系，脱胎于这种母体中的苏维埃俄国，自然不得不继承这种天然的仇恨基因。侵略、扩张、殖民、屠杀和仇恨，构成了苏俄建立前夜民族问题的基本背景。

　　二、岌岌可危的苏维埃

　　建立在沙俄尸体上的赤色苏俄在新生的伊始处境就相当不妙，来自西方的武装干涉自不必说，由高尔察克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拥有一支由沙俄军官团和职业军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军事素养和战斗力远比苏维埃政权从广大农村临时征召的“灰色牲口”要强——这些可怜的农奴可能在被拉上战场的前一天还拿着粪叉，如果不是抢来的伏特加和背后的督战队，他们通常在第一声炮响之后就会四散奔逃。

　　苏俄内战刚开始时的苏联红军是一群纪律涣散、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形同匪徒的乌合之众。

　　更致命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内战的初期没能控制主要的粮食产区，这使得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占领区实行残酷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对富农、中农和贫农进行无差别的超经济剥削，被余粮征集队逼上绝路的哥萨克（他们多是有产者、自由民和职业军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反苏维埃叛乱（参加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使苏俄无法长期控制富裕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和乌克兰。

　　在这种四面树敌的困境中，苏俄政权不但要依靠同路人在自己的国家保卫苏维埃，更需要在国内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鉴于俄国的核心区域大部分被白俄政权所占据，取得边疆地区人民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苏俄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进行无差别的超经济剥削，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反抗。

　　三、列宁的“救赎”

　　因此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俄的领导人，在他的雇主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之后，列宁迅速把自己的目标由帮助德国摧毁沙俄转向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一开始就是基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的需求，因而明显的带有补偿和拉拢的性质。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上，就是所谓的对沙俄“殖民原罪”的补偿和矫正，由此产生了列宁对民族政策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

　　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对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

　　这段拗口的论断实际上不难理解，翻译成人话就是俄罗斯人要为几百年的殖民扩张赎罪，在崭新的苏维埃国家中乖乖装孙子，并且自觉自愿的为少数民族买单，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弥补这些沙俄统治下的受害者。

　　穷人通过“参加革命”，从带有“原罪”的富人那里“征用”财物的血酬定律，实际上与列宁式的民族政策异曲同工。

　　任何关于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天真幼稚、或是被“法国病”弄坏了脑子的指责都没有看出这种难以理解的自虐式民族政策背后的深刻原因。那就是在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沙俄，只有俄罗斯民族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几乎每一个有文化的俄罗斯人，每一个神父、商人、投资者、地主、军官、政治家、艺术家、教师、学生、工匠、小业主、公务员，都是苏维埃政权天然的敌人。

　　1920年，逃离红色苏俄的贵族、资本家、军官、知识分子、地主和艺术家，他们有一部分来到中国，成为“白俄”

　　因此列宁想要在战场上战胜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这些身经百战的白俄将领，就不得不必须依靠托洛茨基（犹太人）、斯大林（格鲁吉亚人）、伏龙芝（罗马尼亚）、铁木辛哥（乌克兰人）这些在沙俄时代处于受歧视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不但利用他们去战场作战，或是去执行俄罗斯将领不愿意干的“脏活”（比如斯大林在察里津大量烧毁不合作的俄罗斯人村庄），更利用他们去牵制和防备那些曾是沙俄时代职业军人的俄罗斯族苏维埃将领们（他们后来多数死在大清洗中），尽管这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优异，但列宁对图哈切夫斯基这些沙俄时代的旧军官从骨子里始终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

　　一个后来的苏联笑话清楚明白的表明了苏俄政权中这种微妙的民族关系：

　　为什么巡警总是三人一组？这是专门的安排，一个会阅读，一个会写字，而第三个人负责监视这两个知识分子。

　　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三套马车，三人都不是俄罗斯人。

　　四、被压迫者的逆袭

　　列宁的民族理论体系最重要三点是：“民族自治、民族自决、联邦主义”，列宁坚持把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写入宪法，这对沙俄时代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列宁的这种看起来愚蠢的自虐式民族政策实际上在苏俄内战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他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和边疆地区的相对稳定，苏俄在战争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自身在外蒙古的存在，而且在中亚获得了各个民族的支持，使内战失利的白俄军无法将中亚作为反攻的据点和基地，在红军的追击之下不得不窜入中国新疆流亡。

　　左起第一个是苏俄红军“中国营”的战士，多达数万的中国人参与了苏俄内战，绝大多数为红军而战。

　　旧沙俄军队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认为东亚人懦弱而缺乏尚武精神，不适合作战，在沙俄军队中的东亚人往往只能担任杂役和军夫，受尽压迫和歧视。而在苏俄内战中，以东干人马三成（同治回乱中逃亡中亚的回族人）和华人任辅臣为代表的东亚人均组织武装加入红军一方与白军进行残酷厮杀，在多次战斗中由华人组成的中国军团与白俄军最凶悍的哥萨克殊死搏斗，伤亡惨重亦不后退半步。足可见列宁的民族政策鼓动性之大。

　　列宁接见中亚东干人骑兵团首领马三成（中国回族人）

　　这种民族政策的弊端出现在多年之后，那些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正是根据当年的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条文中，找到了法理依据。不少历史学家据此批评列宁的民族政策愚蠢且短视。

　　这种评论幼稚且相当不客观，他忽视了极权主义利维坦的特质——他们在诞生伊始就几乎必然的陷入四面树敌的困境，使得他们的任何政策都必须基于残酷现实的生存考虑，而无法考虑政策的持久性和长远影响，因此，损害主体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惜为国家埋下分裂隐患，来换取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忠诚，对苏俄政权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的头三个月干掉的反对者比沙皇俄国建立400年以来处决的死刑犯还要多，如果俄国有一半的人口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那么布尔什维克会毫不犹豫的干掉二分之一的俄国人来为苏维埃续命，正如苏俄内战的红军政委说的那样：

　　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不考虑今天做的事在明天的后果，因为首先要有明天！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正在抢劫国际红十字会物资的苏俄红军。

　　五、哥萨克的末日

　　那么，是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和族群都在列宁的民族政策中受益，或者说，列宁是否完全兑现了他关于民族自治和自决的承诺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一部分民族确实得到了补偿，和一些有限的自治权利，但另一部分民族不但未能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被剥夺了已有的权利，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哥萨克，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个性，从他们的自称（哥萨克的意思就是自由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鲜明特质，他们实行土地公有、财产私有、兵农合一，耕战一体，始终保持高度自治，使用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选举头领，具有很强的军事动员能力和战斗力。哥萨克的这些特质决定了他是任何极权和专制制度的巨大威胁和天然敌人，在沙俄时代沙皇利用他们侵略性，把他们的战斗力和破坏力引向外部，依然不能完全制服他们。

　　在苏俄内战中，哥萨克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哥萨克支持各路白俄政权，而一部分哥萨克支持苏维埃，红军中最有名的战斗英雄布琼尼、夏伯阳、柯楚别依都是哥萨克，也只有他们领导的骑兵军能在内战中与白俄军的哥萨克骑兵一较高下。

　　白俄军的哥萨克骑兵攻占了红军的炮兵阵地，凶狠的砍杀红军士兵。

　　列宁一边心怀忌惮的利用这些难以管束的人为自己作战，一边处心积虑的等待机会彻底消灭他们，因为他心理清楚的明白，无论他给这个族群再多的特权和利益，也不可能超过沙皇曾经给予他们的（哥萨克在沙俄时代免交赋税、享受俸禄、并且拥有相当大的行政、司法和外交权利），因此，彻底消灭哥萨克是苏俄基于其统治性质而作出的必然之举。

　　列宾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画作本身和哥萨克的回信内容充分展现了哥萨克的鲜明个性。

　　1919年1月24日，在中部地区战局相对稳定之后，俄共（布）发布了关于镇压哥萨克的密令：

　　鉴于同哥萨克进行国内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必须承认，同哥萨克整个上层人物进行最无情斗争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将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部消灭。任何妥协和动摇都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必须：

　　然后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八条：

　　一、对哥萨克人中的富人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将他们全部消灭；对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哥萨克人采取大规模的、无情的恐怖行动。对哥萨克人中的中间分子要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他们不再试图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二、没收粮食，并强迫把全部余粮交到指定地点，这里既指粮食，又指其他一切农产品。

　　三、采取一切措施为外地迁入的贫苦农民提供帮助，具备迁入条件的地方，都要组织他们迁入。

　　四、对迁入的“外地人”与哥萨克人在土地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平等相待。

　　五、实行全面缴械，凡缴械日期截止后仍被查出武器者格杀勿论。

　　六、武器只发给外地人中的可靠分子。

　　七、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哥萨克镇的武装队仍要保留。

　　八、派驻哥萨克各居民点的全体政治委员均须十分坚定并始终不渝地贯彻本指示。

　　中央决定，通过有关的苏维埃机构来落实向农业人民委员部作出的保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大批贫苦农民迁往哥萨克地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战中纳粹德军的哥萨克部队，注意他们的哥萨克帽子上缀着的纳粹鹰徽。

　　之后发生的故事在肖霍洛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中有详细，描写，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存的哥萨克大量的加入纳粹德军对苏联进行复仇作战，德军战败导致哥萨克遭到斯大林的第二次大清洗，最终作为一个族群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