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经纬》文章
试论中国“士大夫精神”（二期连载之一）
许登孝
据载，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考察，历时两个月，遍及大江南北。未来之前，他认为中国人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文天祥那样，光明伟岸、个性鲜明、讲气节、讲礼貌。但后来考察发现，不少人皆似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陈经济那样猥琐、残酷、贪婪。芥氏此人是作家，不是社会学家，他的这个考察结论，当然说不上十分准确，但时人认为，大体还是符合实际的。
这个考察结论说明了什么呢？应该说，这决不是小事，而是反映了我国千百年来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中国古代士大夫们“讲气节”的精神风貌，发展到民国初年，便滑落到市井小人般地“猥琐不堪”的颓唐境地！落差之大，令人惊异，这与有人说南宋末年“崖山之后无中华”是同一个意思。这意味着古代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之间，有一个断崖式的精神落差。这种精神的落差，明白地说，所谓“无中华”，就是指中国“士大夫精神”之衰落。
当前，论者喜欢称道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贵族精神”。那种能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优雅而又高贵的精神风貌及气质，确实值得称道、景仰。但我认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同样具有与之并肩媲美的精神风貌和气质。而且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士大夫精神是中国数千年来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是国之瑰宝，是立国之魂，更是中华民族虽屡遭挫折而仍屹立不倒的坚强脊梁！可惜如前文所述的是，这种精神至近现代严重地衰落了！
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研讨中国士大夫精神之特征，以期引起国人对此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士大夫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由于实行的以贵族世袭的庄园式的生产方式，其社会结构是贵族农奴及工商阶层。正由于此，社会阶层的结构较为稳定而起伏变化不大。大大小小的贵族便是此社会结构的上层。他们中有相当深厚的文化教养且德才兼备的精英们，凝聚而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高贵精神，即称之为“贵族精神”。这种贵族精神的体现是:优雅的风度，高贵的气质，尊严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宽厚的爱心，承担的勇气。它是社会良好风气的引领者，也是唯一的由一个社会阶层即贵族阶层所体现出来的特质。当然，这决不是说，凡贵族皆有此贵族精神的特质，他们中也有不少不齿于人类的人。
中国士大夫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中国历来的生产方式与欧洲不同。它不是西方贵族世袭的庄园式的、以人身依附为主的农奴制的生产方式，而是建立在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租赁式、以土地依附为主的方式。这种以土地依附关系的社会结构就会使社会各个阶层产生起伏变化的状态。远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起，即夏朝开始，我国就实行井田制。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即是说，在见方一里之地，画成井字形，共900亩，周围八口田为私田，分给一农户耕种，中间的一口田为公田，由周边八个农户共同帮助生产。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户们所得之私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分得土地耕种，也交公粮，其比例大约为十分之一的税负。这个税负，夏朝时称“贡”，殷时称“助”，周朝时称“彻”，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衰微，土地不再为国家所有，而允许私人买卖，就出现了富裕的地主、士绅阶层，富裕起来的地主士绅自然有财力供养子女读书求学以培植士的这一阶层。农民从地主、士绅那里租赁土地耕种，所以，农民无论从国家那里分得土地耕种，还是从私人那里租赁土地耕种，其实都是租赁式的土地依附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农民，较之欧洲的农奴，拥有不少的自由度。
正由于这种实质上土地的租赁关系，无论是先富裕起来的地主士绅，还是后富裕起来的农民阶层，他们由于家资殷实，便有余力来培养能进入官僚阶层、也是个人发家致富光耀门庭所需的读书人，即士。由此，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井田制时代就产生了。
二、“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中“士”的本色
士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即学习中国的固有文化典籍，掌握治国理政的能力，以便学成后“售与帝王家”。古时有一首诗，准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惟有读书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以帝王的“家天下”的模式统治，就必然要招纳士这个阶层的人员进入其庞大的统治集团。邓牧在《吏道》中指出:“与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吏，这是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其中包括：“内九卿、百执事、外刺史、县令，其次为佐，为史、为胥徒，若是者贵贱不同，均吏也”。那么，吏从何来？当然只能从士这一大群读书人中寻求和选拔。这是因为以一人一姓的“家天下”世袭帝王制度，其接班人，即皇位继承者、皇储、太子们，大都“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与外界几乎隔绝，他们对社会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因而需要士人这一社会的精英阶层为其辅佐，即任为各级官吏才能维系其统治。而士人更愿意进入其统治集团，既为提高其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光宗耀祖，同时其中不少人还怀着“降大任于斯人也”、“澄清吏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宏伟抱负，以达到治国的最高境界。因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便成历朝历代治国的重要模式。
历代帝王招纳士人进入其统治集团这一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外两种方式。从汉代以来实行的荐举制度，本意为选拔人才，但时间久了，弊端百出，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因而到了隋唐，则打破门阀观念，无论贵贱贫富都要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经有司铨叙遴选，择其优异者，担任各级官员，即大夫之职。因而就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种种龙虎风云会的历史机遇。
士既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的社会阶层，而其所依附的社会阶层也是多方面的，因而涌入这一阶层的人员渠道，自然也是多方面的。除前面所提到的既有来自农户这一社会阶层的人（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农，即农户，也包括乡村中的士绅、富农及一般农户），也有来自工、商之家的人，如殷之傅悦，是泥瓦匠人，殷武王举以为相；胶鬲是商人，周武王举荐纣王为大夫。更有不少来自官绅之家的人员，如管仲举以为齐国国相。也还有皇族中的远支旁系人员，如唐之李贺。这一点与欧洲只有贵族阶层人员才能进入统治集团，而农奴乃至工、商则基本无望相比，则多了一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士人，即读书人虽然在经济上附着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便他们未成为官员前，但他们通过游学、研讨学术文章，评论时政，承担传播社会文化及推行社会教化活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与器重。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数千年来，中国的士大夫们也深知自己为社会观瞻所在，也注重自尊自律，自觉地作出榜样，以引领时代的风尚。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志于道，谋道不谋食、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念兹在兹的人生抱负，这也是中国士大夫们参政的主流意识和本色。因此，中国的优秀士大夫们在参与“与帝王共治天下”的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公平和正义，是苍生的福祉，而不是一味迎合帝王的暴政、荒政，实质上是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因此，在帝王与士大夫们共治天下的过程中，如他们之间都怀有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一致政见，则君臣关系融洽，会给人民带来福祉，形成历史上的“盛世”景象；如他们之间在此问题上政见分歧，则中国优秀的士大夫们，会以他们的执着和终极关怀，自觉充当“反对党”角色，作帝王的诤臣、直臣，不惜冒死犯颜直谏。在这种情况下，帝王如果开明，会虚心纳谏；帝王如果专制甚或暴虐，则臣下或被贬谪，或遭杀害。这种文死谏、武死战的历史现象，似乎也是中国优秀士大夫们参政后常引以为自豪的人生结局。
但不要小看了这种直谏乃至死谏、尸谏、兵谏的政治生态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这种壮烈的行为，其所产生之影响，也震醒和教育了后世帝王们，在走向专制特别是暴虐的过程中，有所收敛和检点。这一点，只消看历史就明白了。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据我的统计，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名可考的帝王有324个，而在这324个帝王中，还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68个帝王。客观公正地评价：真正算得上暴虐之君的不过三人，而能开创“盛世”、“中兴之世”景象的英明之君，竟有十余人之多；其余大多数帝王，属于能守成的且无显著劣迹的中等之主。在权力并未关进“笼子”的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帝王们的表现，能有这种格局，已算很不错的了。而此种格局之形成，严格地说，也是中国士大夫们在与拥有极大的生、杀、予、夺之权的帝王们的历次以生命为代价的互动、博弈中争得来的。其结果，也造就了有灿烂文化、并引以为自豪的礼仪之邦的中国，同时，也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士大夫们功不可没！
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如尧时之许由，殷商时之伊尹、傅悦，周朝时之孔子、孟子、董狐、屈原，到汉代之司马迁、严光，唐宋之韩愈、李白、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再到明清之方孝孺、曾国藩、康有为、谭嗣同等等，都是一时之俊杰、人中之凤。以他们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由于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无论个人品德修养，人际交往，为国献身、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以美德、荣誉、自尊、自律、担当、牺牲为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风貌，展示出了人性的美好、人间的正气，闪现出了人生的亮点。这种被社会所推崇，并蔚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就是中国的士大夫精神。
三、中国士大夫精神的特征
中国士大夫精神概括而言，是指一个人在经过良好的文化、道德教养后，全身充满人间浩然正气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又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中国士大夫精神概括起来说，我认为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切；二是敢于承担的家国情怀；三是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四是维护尊严的道德情操；五是清廉正直的高风亮节。
先谈谈中国士大夫精神中的人文关切。构成人文精神中的两个关键词:一是人，二是文。顾名思义，人，既指个体的人，也指人类；文，是指文化、文明的含义。反之，人或人类而无文明、文化，与动物有何区别？因此，人文精神的含义是指对人的命运、尊严、价值的维护与关切。关心人，尊重人，这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谈到对人的关怀，我国古代的经典文献中对此论述颇多。
《尚书·康诰》中首先告诫执政者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意为君王要像爱护婴儿一般地爱护百姓，使所有人都得到安康。过去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也是要求官员和百姓的关系，应保持像父子一般温馨的骨肉关系，而决不应是主奴关系，可以任意欺凌和奴役。《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记载：舜帝在与大臣皋陶谟及大禹一起论政时，大禹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德政，这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提出的政治好坏的终极目标，言简意赅，内涵亦颇有深度，对后世治国有很大的影响。前不久我党也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这是对我国历史上先进思想的继承。事实上，中国优秀的士大夫们，也总是能以这种悲悯的情怀来施行其吏治，能做到“爱民如子”。例如明朝海瑞，是一个著名的清官，他在朝中做官时，不惜丢官，敢直言劝谏；做地方官时，抑制欺凌百姓的豪强劣绅，为民除害；开通水道，为民兴利。最后受排挤丢了官。但人民大众则是号泣载道，家家绘像祭祀。像这种爱民如子的士大夫们，历朝历代史书上都有不少翔实的记载。
谈到对人的关怀，儒家两代宗师孔子、孟子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对培育中国士大夫的人文情怀有很大的影响。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孟子则据此进一步提出“仁政”的施政理念。他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他还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他之前近二千年历史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起和衰亡的根本原因：“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以他进而提出“保民”措施。保民，就要保护人民的生存权，要统治者“不嗜杀人”。他说:只有“不嗜杀人”的仁慈统治者，才有条件统一天下。同时孟子还提出统治者要“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即是说统治者要将恩泽惠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而不是仅限于自己的亲人及心腹。孔孟这些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的论述对后世士大夫人文精神的培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为人民利益呐喊、牺牲和奋斗的仁人志士。宋代范仲淹这位出将入相的著名人物，还将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发扬光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更成为了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终身恪守不渝的信条。北宋末年名相李刚则借“病牛”的口吻自况:“但得众生得温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充分地表达了士大夫们为人民谋福祉“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悯情怀。
对人的关怀，重要的还体现在同情弱者和扶助弱者。宋人钱公辅在《义田记》中记述了范仲淹置义田千亩扶助弱者的事迹。他写道:“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疎而贤者，咸施之。”大家知道，范仲淹在北宋是出将入相的重要人物，年轻时就有周济穷人之志，可惜力量不够。当他富贵显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者主其计。”要知道，购置并捐出千亩义田，对范仲淹来说，已是傾其全部家资！文中记载:范仲淹本人“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死的时候，“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死时连个殓尸的衣服都没有，用今天的话说，捐义田千亩，便全是裸捐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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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5 15:16
发表于 2017-9-15 2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