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铁饭碗”是全面公有制时代的产物,是体制内的专享,与体制外占据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比例的亿万农民无缘。我大学出来后被分配在公有企业,吃过大锅饭,端过铁饭碗。
“大锅饭、铁饭碗”等级森严,机关内部等级森严,企业内部也等级森严,其中低学历者多为“工人编制”,在车间扛体力活;大学生多为“干部编制”,在办公室工作。
“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性是旱涝保收、干好干坏一个样,代价是严禁你自由谋生、严禁你自由迁徙,且工作效率低下,“劳模、先进”是极少数,大多在混日子。我所在的企业,科室干部上班喝茶、看报、侃大山,车间工人打牌、喝酒、抽烟、织毛线也是司空见惯,每天正经工作时间一半都不到。
除了混日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偷带回家的公家物品,譬如信纸、榔头、钳子、扳手啥的,这就叫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到了九十年代,政府再也不堪“大锅饭、铁饭碗”的重负,开始在公有企业搞“优化组合”,后来干脆成批成批搞“分流下岗”。那时除了“下岗工人”,其实干部也在大批下岗。我就是九十年代初以“干部编制”下岗的。
挥别体制的那一刻,我很激动。现在回想,那是一种冲破了牢笼、挣脱了镣铐、脱缰而动、奔向自由的激动,至今萦绕在心。
匆匆20多个春秋,我已人逾中年,衣食无忧。可奇怪的是,我又常常梦见自己重回到公有企业、和昔日的同事领导朝夕相处着,当年那一张张生动而鲜活的脸庞,常清晰浮现在我的梦中,温暖如春......
所以惊觉,自己对“大锅饭、铁饭碗”是深怀眷恋的。可又问过自己,如果昔日重来,我还愿重回公有制怀抱吗?答案是否定的!分析过自己这矛盾心情,大概心理上留有了“体制化”的烙印。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老囚犯布克斯,就是“体制化”的典型。他是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犯,在狱中呆了50年,直到年逾古稀才被政府假释。当他终于走出了监狱的高墙,竟因无法忍受陌生已久的自由,终于在一个孤寂的夜晚寻了短见。
另一个黑人重刑犯瑞德,道出了布克斯的内心真相:“他已经爱上了这监狱,他在此已50年了,50年!这是他唯一认识的地方。这围墙很有趣的,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日子久了,你开始依赖上它们,喜爱了这监狱。”
这段台词,深深道出了一种令人无限唏嘘的体制下的人格。无论人们在一开始有多么渴望自由,却都会因时间的消磨适应了体制,习惯了在高墙内有限的空间里游弋。
还有个例子,当年林肯总统解放了黑奴,归还了他们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黑奴们未必个个感激涕零。替他们想想吧,祖祖辈辈下来,早已习惯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奉命扛活,然后免费吃饭、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免费培训和教育,你一下子让他们去自由谋生、独闯风雨,轻者晕头转向,重则如丧考妣,很难转得过弯来。
因此自由这玩意儿听起来绚丽,却未必意味着享受,更可能意味着承受,承受未知、承受风险、承受孤独、承受风雨。幸好,我不是那部电影里的老布克斯,没在体制的围墙里呆上50年,只呆了5年。可就算如此,“体制化”已对我心理烙上了痕迹。
所以我比较理解那些为极左公有制涂脂抹粉的人,他们不都是坏人,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公有制的魅力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其中的“大锅饭、铁饭碗”,如同烟草的魅力只在于里面的尼古丁,会让人上瘾,体制的围墙隔断了他们呼吸自由世界的空气,同时帮他们遮挡了自由天地的风雨。让黑暗里的生物突见光明,往往是致命的。光明虽绚丽、自由虽美好,他们却已无力承受了。这是一群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