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新闻的欢乐与困惑
许 龙
1972年3月6日，我有幸去成都参加成都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学习，对一个初涉宣传行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新闻，也叫消息，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经常使用的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具有真实性、时效性、简洁性、可读性、准确性的特点。要做好新闻工作，写出“五性”强的稿件，多上报，争取上《解放军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回顾我的新闻报道工作经历，要从1971年的12月说起，那时我从某汽车团修理连调到团宣传股任宣传干事。第二年开春，我和另一位干事奉命组成工作组，去川藏线上组织执行战备运输任务的十几个汽车连开展政治教育活动。内容只有一个，先在康定城组织参观甘孜州阶级教育陈列馆，路上分连进行专题教育，提高干部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保家卫国的觉悟，然后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兵站收集教育情况，写出情况总结。我们两人分别在两地具体组织，一个月两人交换一次地方，以便掌握教育活动实际情况，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我先在康定陈列馆带人参观揭露民主改革前农奴主压迫剝削广大农奴的实物和照片，组织干部战士谈收获谈体会，安排连队行程中的教育学习事项。一个月后，又与昌都的同行交换，住进昌都兵站，听取各连的情况汇报。
三月初的昌都，天寒地冻，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度以下，我在兵站宿舍里发了一大盆烧的红通通的木炭火，让前来汇报情况的连长、指导员们温暖温暖。一天下午，从雅安出发翻山越岭十几天，驱车赶来的4营14连指导员冒着风雪钻进了屋子，还设来得及道声寒喧，就递了一封信给我。信是团政治处请他捎来的，要我接信后停下手中的工作并进行交接，四天之内赶回团里，到成都军区摄影学习班报到接受培训。从昌都到雅安，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当时山高路险，又值冬天刚过，风雪依旧，汽车连开车回去要用十来天时间，去车站买票乘长途公共汽车的话，至少也需要一个星期左右。实在没法，只好一个人到兵站大门外的公路上搭地方上的顺路车。好在那时地方上的驾驶员还愿意让军人搭车，一见路边有军人招手，一脚刹车就会停下来。拦了几辆车，驾驶员师傅听说4天要赶回雅安，推口说赶不上时间婉言谢绝了。最后遇见一辆放空回雅安的地方解放牌货车，给了100元的好处费后，开车师傅才答应试试。谁知天不佑人，下二郎山时遇上雪崩，车被堵在了半山腰，等道班工人铲雪开道后才得以通行。结果，第5天中午12点钟才回到雅安团部，设有赶上报到时间。宣传股长见我情绪低落，躺在床上连午饭都不起来吃，生拉活扯地把我推进食堂，让我多少吃点并安慰道，学习机会还是有的，下次有机会一定第一个安排我去，答应安排另一个干事去昌都执行教育任务，我留在机关上班，万一有学习机会不怕再被错过。
人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倒是不假。一个月后，团里接到成都军区后勒部政治部的通知，要在成都市将军衙门街的军区第三招待所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宣传股长不失前言，请示领导后安排我到成都报名参加学习。后来才知道，军区第一次举办这样大型的培训，是因为全军要求有条件的团级单位都要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新闻干事，把军队基层新闻报道工作开展起来，这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大机遇。
那天一大早，团里派车送我到成都报道。9点钟，培训班在三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准时开课，会场上1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台上坐着四川大学一男一女两位教授，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的科长，《战旗报》社的一位编辑和一位记者，两个多月的培训课由他们主讲。
培训每周两课，一次一上午，每次由一位授课人主讲。大课下来，以师为单位在小会议室里温习研讨，消化课堂上讲的内容。我记得川大男教授当时主讲新闻学理论，阐述新闻（消息）、通讯、调查报告、新闻特写、评论文章、文艺作品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女教授重点讲述新闻（消息）应该针对现实斗争的矛盾、问题，鲜明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内容真实、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要解放思想，把新闻报道文章写得中心突出，简明扼要，层次分明，生动活泼，切忌死板、老套，发挥更大的作用。新闻科长谈了新闻报道在部队工作中的地位、作用，要求各部队领导重视，新闻工作者努力，各方面支持，争取开创基层新闻报道工作新局面，团级单位年内消灭零上稿现象（指一个团一年不上报一篇稿子）；《战旗报》社编辑主要讲报社办报理念和报纸栏目设置，谈每一板块对稿件的要求，鼓励各单位多写符合报纸要求的稿件，提高上报率；记者谈的最多的是采访和写稿体会，分析优秀稿件的亮点，指出问题稿件的不足，希望写出更好的稿子来。
上课时，老师们一些别有见地的见解，也给学习者带来启发。川大男教授在讲新闻学时，批判式的提到西方学者有人认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闹”，他虽然指出了这句话的不对，但并不否认其在抓新闻特点，写出新闻稿件的新鲜感和可读性方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女教授讲新闻写作也要解放思想时，谈到“穿什么样的衣服，东方人和西方人有炯然不同的看法，东方人认为西方人穿奇装异服，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只穿黑和篮色服装，要分谁是谁非，只能从人们为什么穿衣服，从根本上来分辨。”她认为“人穿衣服无非两种作用，一是为了取暖，二是认为好看，其它方面都不重要。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第一点上认识相同，但在第二点上西方人更多的从好看方面着眼，东方人则喜欢从传统观念上考虑。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才要解放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启发学员，在今后的新闻工作中要注意解放思想，大胆地想，大胆地写，开创性地做好新闻工作，写出一批反映时代特点，时效性强，独特而又让读者喜闻乐见的稿件来。军区新闻科长谈新闻素材采访和稿件写作的体会时，讲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找方向，下到基层连队找感觉”这么一句话，提示学员要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样站的高，看的远，想的宽，也要“下到基层连队找感觉”，深入干部战士之中，脚踏实地挖掘素材，多写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反映基层实际，真实动人，特点鲜明的稿子。
学习中，我和大多数同行一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个观点，每种看法，一句话，一个典故，甚至一段玩笑话，我都会认真听，用心记，不断加深理解，认真领会消化。一有机会，就当面请教老师，和同行交流心得体会。休息时间，一般不上街游玩，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学习笔记上，三个月记了10000多字的学习笔记。
三个月的培训，前两个月在课堂上进行，后一个月分组到部队实习。我和新津军需库的一名男干事，三十七医院和四十五医院的两名女干事，分在一个组，我任组长，在我们团实习。我给小组安排的实习任务是：第一周重温培训课内容，有疑问的方面重点研讨；第二周下汽车连采访，搜集新闻素材；第三周撰写新闻稿件，送稿到《战旗报》社；第四周回团部总结提高，结束这次培训任务。
时间很快进入了第二周，我们小组4人下到汽车三营七连采访。这个连的九班在川藏线上15年来安全行车150万公里，多次受到连、营、团的表彰，被树为全团的安全行车先进典型，荣立了三等功。三天后，在搜集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思考写作提纲。
第三周从提高个人新闻素质着眼，同组4个人开始各写各的稿子，写完了再互相交流。对于采访到的纷繁复杂的素材，我经过反复归纳提练，选了一些典型性强、特点突出的素材，试着从不同角度动手写作，但总觉得不满意。后来想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找方向”，看了那几天军队报纸上连篇累赎地登载宣传反对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争取更大光荣的稿子，豁然开朗，以《行车要安全 必须常破满》为题，以反骄破满促安全为主轴，写出了自已的第一篇新闻稿子。周末，我把4个人写的4篇稿子送到了《战旗报》社，顺便把我的稿子送给了《四川日报》社。
第四周小组开展培训总结，重点研讨大家写的稿子的长处和不足，以求提高写作水平。小组活动最后一天，《战旗报》登载了我的稿子，让我这个组长在小组里风光了半天。培训班培训结束后不久，小组的4名学员，有3人走上了各自部队的专职或兼职新闻工作岗位，一人改行，后来都取得了不同程度可喜的业绩。
5月11日，《四川日报》在二版以《赞扬声中找差距 成绩面前不停步》为标题，“解放军某部七连九班安全行车越搞越好”为副题，采用了我写的同一篇稿件。
三个月的学习和实践，让我这个好理科、轻文科的青年从此爱上了新闻工作，也为我后来从事文秘、史志写作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培训班结业后不久，团里颁发任命书，我正式改任团新闻干事。
1973年7月31日，《解放军报》四版登载了我和同行共同撰写的《川藏线上的英雄汽车兵》通讯稿，这是汽车团成立几十年来第二次在《解放军报》上稿，这篇稿子后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生活》节目转播，让我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这一年团里成立新闻报道组，我任组长，从连队抽调小张和小苏二人辅助我的工作。从此，我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带上了“徒弟”，从繁杂的宣传工作中脱身出来，成了名符其实的“专职”新闻工作者。令我心慰的是，我转业地方以后，两个“徒弟”都很有“出息”，一个当上了某省军区的副参谋长，一个转业到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工作。在我转业回邛崃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两人都曾来我家作客，探望我这个“师傅”。那位副参谋长还带着警卫员、驾驶员，亲自送上一条20来斤重的娃娃鱼让“师傅”品尝。不管娃娃鱼该不该吃，但这份心意和那条活蹦乱跳的鲜鱼我都领受了，只因为“徒弟”太让我心慰了！
在专职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坚持以培训班学到的知识为基础，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总结，一步步提高自已的新闻工作能力和写作能力。特别注意围绕千里川藏线，围绕西藏边防战备保障运输任务，围绕藏汉军民关系，围绕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中典型的人和事，写一些真实的特点鲜明的新闻稿件。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8月，我采写的《成都部队某汽车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一稿，被新华通讯社选中发稿。8月19日，《解放军报》二版登载了这篇稿件。同月，稿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送。
两篇稿子几乎连续上了中央报纸和电台，让我的新闻工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我每年都要跟着运输连队在川藏线上至少跑两趟，一次不少于一个月；选两个高原兵站住下来，天数不少于一个星期；深入一个班，和战士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战士想什么干什么。深入基层，深入连队，深入川藏线调查研究，让我搜集到了大量的生动活泼的新闻素材，为我的新闻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1974年初秋，《战旗报》聘我为特约记者。年底，有幸成为《解放军报》的特约通讯员。不久，我还和新华社成都记者站，《四川日报》驻雅安记者建立了工作联系。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虽然只是个名誉，但它拉近了我和报社的距离，方便了和编辑、记者的勾通，为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增加了写稿上报的机会。我采访写作的《风雪高山救亲人》（人民日报）、《轮飞千万里 革命是动力——成都部队某汽车团出色完成战备运输任务》（解放军报）、《川藏公路爱民歌》（解放军报）、《千里川藏线 盛开文明花》（解放军报）、《帕龙山下学英雄》（解放军报）、《文明花开川藏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原兵站的“花招”》（解放军后勤杂志）、《新旧社会两重天——记某汽车团台湾籍冯副团长事迹》（香港文汇报）、《千里川藏线 盛开文明花》（四川日报）、《二郎山下篮球热》（四川日报）、《热爱祖国边疆 青春献给西藏》（西藏日报）、《汽车兵之家》（西藏日报）、《高原兵站好门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等稿件，就是在那之后陸续登上中央和四川、西藏的大报和刊物的。
从成为报纸的特约记者和特约通讯员，到1976年调离新闻工作岗位，这个期间我的工作如鱼得水，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新华通讯稿》、解放军《后勤》杂志、香港《文汇报》、《四川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交通安全》报、《四川体育报》、《四川林业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上发表（或播出）稿件400余篇，年上稿上百篇，被评为成都军区在中央报刊、电台上稿先进个人。
1976年是国家的灾难年，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会降临到我这样的小人物头上。那年秋天，成都军区新闻科阎科长亲自来到团里，抽调我到军区新闻科工作。阎科长曾让我陪他到川藏线上采访写稿，了解情况。当时，我正在名山县中峰公社当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他没有见到我，两人联系不上。接待他的是我们团的政治处主任，一个见不得比自己能力那怕高一点点的人，背着说我“在耍女朋友，不喜欢到成都工作”（事后也从未告诉我这件事）。阎科长已经请示过军区政治部领导，要调一个多次上稿《解放军报》的人来新闻科工作，充实科里力量，实在找不着，不好向领导交差，只好把“徒弟”小苏带走了。半年后，我从乡下回来到新闻科送稿，被阎科长骂了个狗血淋头，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白真相后后悔不已，当然更气愤的还是我。可惜那时阎科长因“文化大革命”中写过《四川很有希望》的社论，被当作“三种人”安排转业，等几天就要离开部队，再不能帮忙了。无情的打击，象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让我再也打不起卖命工作的劲头来，以致“冷”到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才缓过气来。
1976年10月，那位爱整人的政治处主任借总后勤部夹江基地兵站（师级单位）政治部抽调干部之机，明升暗降地把我推荐给了调人单位。意志消沉的我，也乐的离开这个阴险的小人，把工作与小张简单交接之后，一刻不停地到新单位报到上班去了。后来，和我要好的政治处副主任，还有个别团领导，都怪我走的太过盲目，没有和他们通气，不然的话还有挽回的可能。可惜人生没有后悔药吃，到了新单位的我只好认命了。几年后，听说那位主任因倒卖进藏物资锒铛入狱，下场惨不忍睹。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亲手打开一瓶珍藏多年五粮液酒，破戒喝了一大杯来庆贺。
在夹江基地兵站工作有点起色的时候，总后勤部领导人事变动，基地兵站撤销，我变成了部队的“流浪者”，先参与了成都军区后勤部三十九分部的组建，后调邛崃综合仓库政治处工作。单位不固定，工作不稳定，个人前程大受影响，喜爱的新闻写作也因而搁笔。
1981年11月，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完成千里川藏线上几十个兵站的食宿保障任务，成都军区后勤部川藏兵站部新设兵站办公室（设在军需处），我调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再次与川藏线建立了紧密的工作联系，成了兵站部的业余新闻报道员，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写了上百篇反映兵站工作的新闻稿，其中有42篇见诸报瑞，未见报的也被《兵站简报》采用。
1985年4月我转业地方，先后在邛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和邛崃市交通局上班，除了行政管理外，大多数时间从事文秘工作，换了环境，多年养成的写作习惯又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之余再次动笔写点新闻稿子和史实文字材料，一年也有10余篇文章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期间，我被《西南信息报》聘为邛崃通联站站长，负责邛崃地区以经济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闻稿组织和撰写工作。凭当年新闻工作打下的基础，我曾6次主笔起草市（县）政府工作报告，2次主撰市（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市（县）长写讲话稿29次，起草公文近千份，撰写《公文写作二十八讲》、《机关办公室工作方法与技巧》数十万字并授课。
2006年3月2日，邛崃市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聘我担任《邛崃市志（1986～2005）》总编，负责总编总纂邛崃地方志。2009年11月25日，该书在成都市区（市）县中，第一个通过成都市地方志审查验收委员会评审组验收。终审验收意见如下：“邛崃市报审的《邛崃市志（1986～2005）》终审稿政治观点、立场正确，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邛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著述性的统一。志书资料全面系统，反映了邛崃（1986～2005）的发展状况，体现了邛崃的地方和时代特色；内容较为充实、完整，详略得当，真实可信；体例完备，述、记、志、传、图、表、录的运用恰当；文风端正，行文规范，文笔流畅，具有可读性”，“《邛崃市志（1986～2005）》符合志书质量标准，是一部规范、严谨、资料丰富的志书，原则同意通过验收。”2011年7，137万字的《邛崃市志（1986～2005）》正式付印出版。出书那年，我已从交通局党委书记任上退休两年。后来，我还参加了《成都市志》“人大志”和“旅游志”的编纂工作。晚年的这些成绩，也算是对当年我在新闻工作中付出的努力的汇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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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6 08:10
发表于 2018-3-16 1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