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何以“富”修路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修高速路,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2016年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61亿元,约为我省的一半。而贵州继2015年县县通高速后,又在加快建设惠及2630万百姓的环贵州高速公路,朝着2020年通车里程1万公里的新目标奋力冲刺。
难道贵州有“印钞机”,能源源不断生钱?
曾赴贵州考察的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何光中说,除了解放思想外,贵州在融资方式、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创造了“用企业的钱修自己的路”“用财政的钱引社会的资”“用明天的钱修今天的路”等新模式。
借力央企“不差钱”
社会资本修了贵州近一半的高速公路
驱车行驶在贵州境内,一条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工地上,随处可见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冶集团等“中”字头的身影。
“他们除了是施工方,还是出资方、运营方。”贵州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贵州省委省政府2008年提出县县通高速目标时,大伙都发愁,钱从哪里来?卖地,不够用;银行贷款,政府债务会增加;引入地方企业,他们实力弱,无法承受巨额投资。
通过多方接触,引进央企成为最佳选择:央企资本雄厚,能承受长期贷款,也能支持道路长期运营。
地方政府有需求,央企也要拓展新业务,双方一拍即合。
2007年底至2011年3月,中交集团吃螃蟹,与贵州省合作,在全国第一个创新采取BOT(建设/运营/移交)+EPC(设计/采购/施工)模式,建设了贵阳至都匀高速公路,总投资75亿元。政府不出钱,修好了高速公路,方便了老百姓出行;道路通车后,车流量较大,企业经营30年有利可图,一举多赢。贵阳至都匀高速公路尝到甜头后,贵州又拿出一批高速公路与央企合作。针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投资大、收益较差的高速公路,政府提出了“BOT+EPC+政府补贴” “股权合作+EPC+运营期政府补贴”等模式,成功吸引了中交集团、中国中铁等10多家央企投资。
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以央企为主力的社会资本已在贵州投资了45条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逾4000亿元。仅中交集团,投资已超过1600亿元。社会资本的加入,使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2013年起以年均新增1000公里的速度推进。
此外,通过国企改制,贵州成立了省属国资控股的贵州高速集团、贵州交建集团,与央企一道投资修建高速路。
“贵州省的这一做法值得湖北学习。”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表示,2010年,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承担了我省新建高速公里总量的70%,虽然融资规模达2000多亿元,建成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但仅凭一己之力,势单力薄,融资规模和能力有限,与贵州向外借力、多方合力相比差距较大。而其他一些社会资本实力弱、投资小,建设规模有限。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积极引进央企,计划在荆州等地借鉴贵州高速公路建设模式。
政府补贴免企业后顾之忧
我省将学习贵州PPP模式
“贵州的BOT+EPC+政府补贴、股权合作+EPC+运营期政府补贴模式,目前湖北还没有。”国庆假期后上班第一天,省交通运输厅第三次召开专题会议探讨贵州经验。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解释,边远地区修路成本大(1公里投资最高达1.8亿元),通车后一定时间内车流量小,经营亏损,不补贴,没有企业愿意投资。今年开工的16条高速公路,有15条需要政府补贴。
贵州第一种模式是政府对高速公路投资方进行一次性补贴,补助标准根据每条高速公路建设成本、运营预测情况等综合考量,最高比例占投资总额的35%,例如岩河至德江高速公路,总投资106.7亿元,政府补贴37.3亿元。“若无政府补贴,企业无法承担成本。”一家央企项目负责人举例说,2015年底通车的瓮安至江口高速公路,总投资160亿元,每年还本付息就超过8亿元,而2016年收费仅5亿元,如果没有政府35%的补贴,企业很难挺过培育期。
据统计,贵州省以BOT+EPC+政府补贴模式建成、在建的高速公路项目有13个,总投资955亿元,政府补助的比例约为15%,补贴总额143亿元。
第二种“股权合作+EPC+运营期政府补贴”模式,是指社会资本与国资平台公司共同成立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控股),负责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移交等。当高速公路通车运营收益达不到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期时,政府给予补贴,补贴周期一般为10年;若超出预期收益,超出收益归政府所有。
当地交通人士举例,一条高速公路预期日通行量1万辆是盈亏临界点,若日均车流量只有5000辆,政府补贴4000辆车的通行费,企业承担剩余10%的亏损;车流量超过1.1万辆时,超出部分收益归政府所有,企业享受10%的红利。“企业的亏损、盈利都是10%,风险小,无暴利,稳定可靠,企业愿意干。”贵州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从2014年推广至今,已开工建设了铜仁至怀化等22条高速公路。“贵州的经验尤其是PPP补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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