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人买10亿人吐槽”拼多多，冤吗？

法加律问

“3亿人买10亿人吐槽”拼多多，冤吗？

刚上市没多久的拼多多，正面临着少见的网络舆论压力。

关于拼多多平台销售“山寨”、“假货”、“消费降级”的指控层出不穷。

网络平台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应负什么法律责任，从某宝诞生之初，就有过十分激烈的讨论。随着一些商业交易平台的崛起，类似的案件也陆陆续续散见于网络，单从法律事实来看，实在算不上太新鲜的素材。但我们还是想换个角度谈谈，拼多多事件，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


|| 企业家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过“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要求企业在利润面前保持克制，就好比如要一个饥肠辘辘的幼童放下手中的棒棒糖一样。

低消费产品的市场空白，以及广大的市场潜力，必然会产生一个个企业顶着舆论的压力，打着法律的擦边球钻进来，山寨产品的生产商是这个逻辑，拼多多同样是这个逻辑。

舆论的声讨只能打倒一个靶子，然后看着另一个新的靶子树立起来。从“雷碧”到“康帅傅”，从京东的“假茅台事件”到“假货搬运工”拼多多，只要滋生的土壤不被铲除，罪恶之花就会一次次盛开，这不是什么“知识产权保护的倒退”，也不是什么“昧着良心的企业”，仅仅是因为市场的不规范让资本嗅到了角落里带着些许恶臭的甜头，然后蜂拥而上。

|| 舆论期待企业更大程度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

互联网公司发展到现在，企业的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往往会混同起来。

一些企业承担起了社会的管理职责，如阿里巴巴为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搭建了平台治理部；百度和微博要对虚假信息、谣言等进行澄清和删除，对于涉黄涉暴的文学影视作品自我排查等等。

互联网公司动辄上亿的用户群体，使公司个体的管理行为，往往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效果，但反过来说，互联网企业也在公司的管理过程中，享受了社会管理者的职权——这些职权原先并不为私人企业所享有，如以拉黑名单、冻结账户的形式对个人不当言论进行管理，有的企业更是将自身的管理职责转嫁给社会，如共享单车企业，把对自行车的管理变成了对社会公德的拷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舆论会对互联网企业产生更多的期待，有时候甚至超出了商业逻辑的范畴。

要求拼多多对自身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负责，这是合理的，要求拼多多打击造假链条上的生产商们，这不会是一个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能为自己设立的义务。但因为拼多多在面对平台上商户时的强势地位，以及能通过类似工商管理对商户进行处罚的手段，再加上社会对企业道德水准过高的预估，这种舆论期待也就是必然的了。

实际上，资本的逐利性，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的交错，这两种特征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互联网公司的特性，这些要求被集中在同一个企业上，就会引发社会期待的落差。简而言之，拼多多既没有尽到社会管理的职责，也没有一个社会管理者应有的高尚中正。

拼多多事件有太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声讨中，关注的焦点除了企业自身的过错，制度缺位也不应该被忽略。

互联网企业服务于股东，而不是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将社会管理的职能全部寄托在市场主体上，无疑是要求它同时扮演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如果这种身份关系不发生调整，企业追逐利益的偏向性就会导致类似拼多多这样的矛盾一再出现。

相关法律制度的及时介入，可以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有效规范市场，互联网企业自身掌握的信息和技术，又是快速处理不规范行为的基础。如何使两者更有效地协同起来，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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