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连秋同志回忆井冈山斗争的历史
地点:黄连秋首长家会客室
时间:1981年11月
毕占云同志是1928年10月中旬在湖南桂东沙田起义的。他原来在唐生智新八军三十八团二营当营长。当时国民党整编,把毕占云部一个营整编为一个连三个排。毕占云部不是嫡系部队。毕占云就派人到井冈山和朱德军长联系,参加了革命。起义时过来共有126个人,起义后恢复了原来的编制,为一个营部三个连。为了充实这个部队,三个连的人数增加到300多人近400人。有一个副官陶云清当副营长,改编为特务营,现在叫警卫营。特务营为毛主席、朱军长站岗,这样安排是顶信任我们的。
我们到井冈山不久,敌人进行第三次“会剿”,我们就下山了。在上犹打了一仗,伤亡比较大。我们特务营番号取消了,改为四支队,还是跟军部走。从井冈山出发,大约40天,到了江西的大柏地。在大柏地过了年,初一放了鞭炮。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仗,打败了刘士毅一个旅,打了以后一直到兴国,在兴国休整了一下,到福建的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这一带搞了个根据地。
毕占云部起义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裁军,毕占云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来也是收编过来的。将毕占云部整编以后,营长降为连长,连长降为排长。意思是不相信他们了。第二个原因是朱军长是四川人,起义部队四川人不少,班长以上都是四川人。开始我们部队没有党的工作,到了桂东沙田以后,派了一个副官蔡达景去联系,他是四川人,是营部副官。是个麻子,我们叫他蔡麻子。起义后是陈毅来接我们的,是在江西遂川的温泉——汤湖。陈毅接到我们,并与我们部队有关人员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从沙田出发的时候是晚上,当时宣布有情况马上出发,并规定了几条:不能打电筒,不许讲话,发现情况不准打枪。从沙田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温泉——汤湖。头天上午到达汤湖,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左右,陈毅同志就来接头了。我正在外面站岗放哨。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红带子来,有一麻袋。寸把子宽,每人发一根,像红领巾一样的。我当时人小不懂,国民党的徽章还没有拔掉。我的班长叫郭振交,是上海人,叫我换上那个红带子,陈毅在旁边看到笑了笑。
我们部队最早在湖南平江,后来换防彭老总的部队到平江。我们的部队先到了醴陵。醴陵住了一个月,以后到了离桂东不远的地方。那是江西湖南交界的地方,在桂东的东北面,以后就起义了。陈毅同志到温泉——汤湖不到两个小时,接着部队也出发了。陈毅和营长交谈了,我们从温泉出发以前陈毅没有给我们讲话。营长讲了话。意思是说:不愿意起义的可以离开部队。当时没有人提出不愿意,都跟着部队走了。到了井冈山以后有些干部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是回家还是回到了国民党那儿我就不知道了。部队到了井冈山以后,住在一个大庙里,庙里有泥胎。我们一个连都住在那里,睡的是地铺,就中间留一条走道。因为天气很冷(我们10月到井冈山,到了11月就很冷了),我们晚上还烧了大火取暖。
我们部队到了井冈山以后,开大会欢迎了我们。毛主席给我们讲过课,干部是另外开会的。那是还派了许多干部战士到我们部队,充实改造我们的部队。来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老战士,都是共产党。原来是班长就当副班长,副班长就当战士,我们营当代表姓陈,连以上就有党代表。我们部队原来有126人,后来充实到了300人左右。充实到我们部队的都是老战士,他们对我们可好了。在井冈山时期生活比较困难,发给我们五分钱的菜金,可他们就没有。我记得井冈山时期有许多老芋头,生活比较艰苦,上面就让我们去筹点款。有一次筹款,班长把热水瓶胆去掉,里面放银元回来分。副班长拿了几块现洋给我,我不要。副班长就打了我两个耳光,哭哭啼啼去找党代表。他姓唐,我们还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制止他们赌钱。有一次我们没收了他们赌钱时用的现洋,拿去改善伙食。士兵委员会的权力挺大的,营长、连长赌钱我们都敢抓,以后不叫我们营了。我们策略不够。毕占云同志革命是比较坚决的。改造我们的部队工作,首先是派党员‘骨干到我们的部队充实力量。第二,毛泽东、朱德同志给我们上课,提高思想觉悟。第三,部队组织士兵委员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当兵的都是穷人,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不当兵。有句古话:好子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被称为丘八。我们这个部队也只是少数人,有高一点的文化,我们大多是穷孩子,没文化。毛主席给我们上课,讲起穷人是怎么穷的,穷人家是怎么过年的。很真实,好像毛主席到了我们穷人家一样。我们听了以后就议论,要把我们村里的地主打倒。我们就有地种,就算革命了。当时就是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开始考虑的,毛主席的话算是讲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革命的觉悟慢慢地提高了,以后土地革命,家里分得了土地。我的家在湖南,我一直在江西,到长征后才离开江西。
张威是在打上犹的时候牺牲的,张威部队过来以后编为独立营。
我们在井冈山时间不长,10月上山,不到12月就下山,从山上下去,走了40天,到了大柏地,正好是初一过年。
我们向赣南闽西去的主要目的和原因:第一是井冈山的地方太小;第二是赣南闽西有革命基础,有红二、四团;第三那个地区蒋介石的统治力量薄弱。我们在大柏地打了一仗,就消灭了他的一个旅,到那里去的目的是扩大革命根据地,因为上杭、武平、莲花、永新那一带有革命基础。去的目的就是要把根据地联系起来。
打了福建以后,我们又返回江西,搞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我们这个营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们井冈山下来,在大余打了一仗。大柏地这一仗打得很好,大余这一仗我记不清了,我是当战士的,知道的情况不多。有一仗很危险,天将亮的时候打的,差一点把朱军朱军长抓走。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毕占云部那时是保卫军部的,是他们掩护朱德同志突围了。独立营打得比较艰苦,营长在那里牺牲了,具体情况我不太知道,我们特务营是跟军部走的。
红四军有四个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王佐那个叫独立团,还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独立营。
到东固与二、四团会合。在东固主要是休整,上面开了一些会,具体内容我们下面就不知道。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走了40天的路,很疲劳了,我们的部队叫四支队。四支队直属军部领导,我们在大余就改编为四支队了。长汀整编我没有参加,我负伤了。整编以后(三十二团没有下山),独立营基本上没有了,解散了,就整编到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部队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分,我们特务营还是基本的队伍,叫四支队。
刘荣辉在丰台后勤干休所,他当卫生队看护长的时候,我当卫生队指导员。他是秋收起义上山的。
毕占云上井冈山以后。。。。。他当过红十二军的军长。
彭明治在长征的时候任红一师的师长,我手负伤的时候在他的那个部队。秋收起义以前,袁、王部队就在井冈山打富救贫,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纲领。范围主要就在井冈山四周。据说当年井冈山的老百姓种一年粮食就能吃五年,粮食主要是红米,开始袁文才没有什么武装,后来他在散兵那里搞到几支枪,老百姓很信服袁文才,地主也怕他。这个地方是三不管的地方,毛主席上山之后把他们收编编为独立团,大约五六百人。我们下了山,彭老总在井冈山把他们收编了。袁王部队的地方观念很重,留在井冈山可以,到别处去就不行。他没有当官的思想,收编以后这个部队就没有了,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袁王部队是不错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的条件是不错的:第一地形好;第二群众基础好;第三敌人力量薄弱。我们在那里有饭吃,粮食还是有的。毛主席开始在山上的时候人还不算多。湖南的敌人打到边上,江西的敌人不管,江西的敌人打到边上,湖南的敌人不管,是三不管的地方。敌人即便上山了,我们一钻山,他也没有办法。以后敌人为什么上山了呢,因为红四军的影响本来就很大,后来红五军又上山,部队就更大。人不多,总是两个军,所以敌人就上山来“会剿”了。
我们起义和红五军上山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从平江到醴陵,然后从桂东直接上了井冈山。他们转了大圈。彭老总当时是何键部队的一个代理团长,经过共产党的工作,在平江起义。起义以后当旅长。部队一打有些损失,以后又扩充了一些,到井冈山开了一个大会,时间是12月,我们都快下井冈山了,会上彭老总戴了一副眼镜,很像样子,部队的衣服不是很整齐。
彭老总上山以后,开始让他当四军副军长,他不太同意,还是保留红五军番号,以后还有一个八军。五军的军长是彭德怀,党代表是滕代远,有1000多人。我们下山,他们守山。以后山没有守住,五军到江西的于都和红四军会合了。
红四军和红五军开会合大会的时候台子垮了一个脚,下面就叫垮台了,垮台了。营长就不叫我们讲,垮台的意思是不吉利的。开会后不久,我们就出发下山了,会上朱军长、毛主席、彭老总都讲了话。彭老总这人顶直爽,他的模范作用没说的,不过就是方式不注意。我这样干,你就得这样干,你不这样干,他就骂你。因为军事干部思想工作可能会差一点,抗美援朝他也去了。他到机场来检查(我那时在空军),发现哪里有毛病,那你就等着吧,又要挨训。他对工作要求很严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从来不搞特殊,从来没有留过头发,是光头。衣服穿的也很朴素,吃的也很简单,现在看来“万言书”是对的,毛主席降他的职不太妥当。彭老总骂人虽然厉害,可是人家都服他。他以身作则,做什么事都干脆,敢想敢干。在于都会合后,五军有三四百人,番号还是红五军。
我们以后扩编为一军团,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一方面军下辖一、三、五、九军团。军团下面是军。一方面军也叫中央红军。罗炳辉是一个军团长。宁都暴动的敌二十六军编为五军团。
人物链接:黄连秋(1912-1982),人民解放军少将。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团第一团卫生队指导员,师卫生队政治指导员,第一团政治处副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立一师一团总支部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团政治委员、第二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区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一九八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2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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