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卓氏钱瓮
凡丁
清康熙《邛州志》载:“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注1),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注2),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笔者查阅资料后还原一段史实:
明永乐十四年(1414),县官“门仲昌”将现之西街以北地方用木栅栏圈作新的临邛城后,在明代称的“州南旧县”中“唐之水亭”处掘出两个卓氏钱瓮,皆贮五铢钱,认为此处“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此“瓮亭”即今“瓮亭公园”中之“古瓮亭”也。
由此引伸出笔者对今古瓮亭下埋藏的“卓氏钱瓮”话题:
据记载,该钱瓮“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皆贮五铢钱。”
石为粮食重量单位,古代二百五十市斤为一石。一个“卓氏钱瓮”的容量相当于可装粮食1200斤。铜钱的比重大于粮食,单从数千斤重的先秦至西汉时期流行的五铢钱来说,就已价值不菲!
然而明代人看重的不是瓮中的五铢钱,毕竟那是过期作废的钱币。但是“卓氏钱瓮”的发现,印证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一段历史:“卓氏之先,赵人,秦破赵,卓氏夫妻推辇而行……遂家临邛,即山铸铁。”又“汉文帝当尝(回想)梦欲升天,有黄帽郎推之甚力,时邓通棹船为黄帽郎也……乃赐铜山,令自铸(铜钱),即此山也。”
后来卓王孙将今被称作五面山的“铜官山麓(十方堂一带)买为陶铸之所”,与邓通联合铸钱,发展成为“基方十里”的产业园区,卓王孙因之富比王候,僮仆(员工)成千上万,因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被宋代人视为古城,被明代人称为“州南旧县”。
明初朱元璋将当时的州城“公孙述城夷为平地”后,县官“门仲昌”将原来的“州南旧县”之一部分改建为明代临邛城,在掘得“卓氏钱瓮”后,当时的邛崃人出于对这位早期的临邛城奠基人崇敬的心情,“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而对当代人来说,“卓氏钱瓮”具有两点特别的价值:
一是籀文的艺术价值
按:籀(音纣)文即石鼓文。石鼓文是先秦至秦始皇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向称“中国第一古物”。发现于唐初陕西凤翔县,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北宋时宋徽宗收藏于宫中,并将缺损处填金,南宋辽金战争时散失于民间。元皇庆元年,虞集(注)将散失后收集之石鼓迁进国子学孔庙大成门下,元成宗大德时,又将孔庙中的石鼓送交朝廷,安置于国子监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用砖围坛以承之。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元代学者潘迪集宋代诸家之注释,刻成《石鼓文音训》,但所用拓本仅386字。许慎《说文解字》(史籀篇)只列举籀文220字。
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字字珠玑,素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以上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笔者认为“卓氏钱瓮”上的籀文可能涉及:1、钱瓮的生产年代;2、生产者;3、当时的法规政令;4、家族记事。
无论其是何内容、字数多少,单凭“脚有籀文”这一点来说,就已经是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了,因而明代人不惜耗资建亭一座,将“卓氏钱瓮”掩埋于亭下,看得出明代邛崃人对它的珍视程度。
关于这点,原家住瓮亭旁的龚家后人说:1938年“瓮亭”辟建新公园时,为了弄清楚“瓮亭”下是否真的埋藏有“卓氏钱瓮”,张治和将军安排驻军—国民党21军145师唐式遵部卒在亭子四周进行试探性发掘,果见有古瓮埋于亭下,于是回土填实,说明民国时期的邛崃人也认为它弥足珍贵。
二是研究邛窑起源的历史价值
根据《史记》记载:卓王孙将“铜官山麓(今十方堂一带)买为陶铸之所”后,除了冶铁炼铜铸造钱币以外,还进行陶器、砖瓦的生产,而“卓氏钱瓮”应是自家产品。它“小口,宏腹,脚有籀文”,说明符合西汉的时代特征;其“色如漆,”说明西汉时邛窑的釉陶工艺已相当成熟;“大可容五石”的硕大器形堪称世界之最。
联想到夹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出土过汉代的长方形陶棺,其形之大和工艺难度令见闻者不可思议。
无独有偶,新近由成都考古研究院对邛崃泉水镇樊哙村“皇坟”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到西汉晚期至东汉的三处窑址,撰稿人说考古现场负责人龚扬民认为:“邛窑的源头或许与此有关。”也就是说邛窑的“创烧”时期应该上推至西汉时期!
以上说明学术研究无止境,任何人不能故步自封地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
2018/9/5
注1:籀文即石鼓文,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大篆:
注2、五铢钱,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铸造历史自西汉武帝元狩五年至唐武德四年,长达七百余年。
注3:虞集,字伯生,祖籍四川仁寿,南宋咸淳八年(1272)出生于江西崇仁。自幼学习程朱理学,元代文学大家,历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纂等职。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病逝,享年七十七岁,追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仁寿郡公,谥号“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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