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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官府其奈表方何
辛亥革命前的南充官场,同清朝廷一样腐败不堪,学校与地方都深受其害。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城内有府衙、县衙、经司、游击、外委、府学、县学等许多官署。以前这些官员到学堂前呼后拥,教职员工都要毕恭毕敬,盛宴款待。张澜主持学校之后,力主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对外礼仪一切从简,知县到校也仅在客厅备茶款待,不设筵席,其随从衙役也只能在校外等候,一律不得进入校内。他的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教学秩序,而且也为南充开了新的风尚,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不过张澜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官员,如当时的南充知县邓隆就对此怀恨在心,还准备待机报复。
张澜回到南充后,就听到人民群众对“三费局”骂声不绝,系念在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方知三费局是由地方绅士林宝书、肖子仪等人把持的专为县官办理筹款纳捐等事的机构,他们常借兵差、官差、学差、赈差等名目大量浮收钱粮,压榨人民。所谓“筹款一万,入官七千,局留三千,”就是公开的官绅分赃规定,借此大发横财。张澜决心以三费局为突破口,向苛政开刀。经反复商量,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允许各地组织农会、商会、学会的有利条件,利用“三会”取缔“三费局”。于是便联合一批教师和开明绅士分头联系群众,并经官方批准,在南充大北街成立三会公所,依法取得全县民意机构的合法地位。正在此时,邓隆、林宝书、肖子仪使人放风:“张澜煽动群众抗粮抗捐,要严加法办。”企图以此施加压力,把张澜吓到。张澜等人顶住压力,以三会联合直接向督府衙门申请裁并三费局,与户房合并为经征局,直辖县府,不再由官绅插手。这一主张遭到县官劣绅和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有人秘密向顺庆府潘矢南诬告张澜等人是“革命党”,“抗粮抗捐”。潘矢南据状上呈四川总督,要求法办,但查无实据。张澜等人进一步揭发了历年南充县府贪赃枉法,包括邓隆父亲仗势招摇纳贿等丑闻,呈顺庆府衙和四川总督。经过斗争,邓隆等人不但未能告倒张澜,反而招致惩罚。知县邓隆被调走,三费局被取缔,许多陋规也陆续被废除。
当时南充盛传一首歌谣记述其事:“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其奈表方何。”
三费局撤销后,林、肖二人对学堂恨之如骨。肖子仪在社会上联络了一些人,去包围县官,要打倒张澜。在他当街大门上贴一副过年对联:“张吻鼓颐,吸血呼膏,真所谓蚊鸣世界;济困扶危,出经如史,原无愧虎拜先生”。有个姓蒲的学生,性滑稽,素来憎恶肖的言行,他用白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肖家门上大红对联的下面:“三费局张了贪吻,鼓了馋颐;肖子仪出的月经,人的狗矢。”于是此事传遍学校。学生们把两副对联说与张澜。张澜微笑道:“这位拔贡一片虚骄,实无学问,饾饤成词,典实疏谬。他的上联,恰好像他们在三费局的自赞。他的下联,恰成了他们对官吏犬马效劳的报功。蒲生的上联还切合其人,下联则不成辞矣。”学生们说:“骂他是阴类丑物,我们就觉得骂的好。”张澜正色教育到:“评价人物,须当心安理达,恰如其分。虽当面言之,亦能择服。不可涉于刻薄谩骂。若说他们谀媚助纣,是纾的吏困,扶的官危,却符合事实。月经、狗矢就太庸俗了。”学生又说:“蚊鸣、虎拜,就是他在谩骂。”张澜笑道:“可能是他在骂街。但若用经义解释,就等于他在骂自己了。所以应该说他是典实疏误。”于是学生又问:“他这两句出于何典?”张澜笑道:“《诗。齐风》‘虫习薨薨’,为‘苍蝇之声’喻小人成群馋害君子。蚊鸣无典。蝇蚊同类,可以借用。这岂不是他自明馋口,《礼。檀弓》‘苛政猛如虎’。虎拜无典,只有此典。这个拜字岂不恰好表明他与官吏勾结的身份么?”张澜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学生,大都如此。
十 次子张崿(1907—1938 )
1907年,张澜的次子张崿,字慕良,出生于西充县岷山乡召善沟。六岁时,张澜送其到南充大林寺---南充县北区高等小学校读书。这所小学,是1913年由庞明钦、庞懿儒等邀约一批社会名流创办的,学校坐落在南充县芦溪乡和金台乡边界的小山上庞家的家庙里。校门前有一对石狮石虎,丛林蓊郁。由于庞明钦等办学有方,该校很快就以教育优良著称于顺庆。
慕良虽年幼,但聪慧勤奋,在校期间一直是品学兼优,很受同学、老师、学校推重。他很有父亲的风范,爱才助人,促使同学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关心先后同学罗瑞卿。1920年,罗瑞卿进入大林寺小学读书时,就听到不少同学赞扬慕良“是个人物”。慕良也听说罗瑞卿读书勤奋,见义勇为,同学们亲切的称呼他“高汉”。1920年初,慕良以优秀成绩从高小毕业,考入南充中学。1922年慕良常在南充詹主祠北路的同乡会,同大林寺小学来的校友讨论时事和中国的前途问题,罗瑞卿很敬佩他见识多广,两人经常在一起长谈,有时还谈到深夜。慕良的侃侃长谈,开扩了罗瑞卿眼界。他还介绍和指导罗瑞卿阅读进步报刊书籍,如《革命军》、《警世钟》等。
1923年慕良到上海,住进了同济附中学习德语。1925年毕业后到北京。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其间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临出国时慕良还专门去武汉看望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的罗瑞卿。他对罗瑞卿选择从军道路很赞赏,对罗瑞卿鼓舞很大。几十年后,当罗瑞卿大将回忆起学长慕良对其的帮助,仍然是记忆犹新,还是那样激动。
不久慕良到了德国,住进了柏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还到条件很好的德国图书馆自学。当时,德国共产党办有马克思工人夜校,开设的课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苏联革命史等理论课,还开有专业技术课。慕良非常认真的在这里学习化学,学习绘画、活报剧等艺术课程。他还搞了个活报剧团,成了剧团的核心人物,还排演了些揭露帝国主义丑恶的好戏,经常两三天就能演一次,搞的很活跃。他还常常写诗,写文章,投稿到报社,收些稿费来补贴生活。
1929年中共旅德支部改选,慕良被选为中共旅德支部书记,成仿吾为宣传委员。第三国际经常有人来往,他们很重视在德国的中共党组织。德共领导开会,慕良和成仿吾常被邀请列席。慕良还参加了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周恩来到柏林,张慕良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请周恩来到中共旅德支部讲话。周恩来离开德国时,留下一篇长文,慕良和成仿吾把它译成德文,以“成光”的笔名发表在1930年4月27日的德共《红旗报》上,看过的人都说:“写的好!”。4月30日的德共《红旗杂志》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
慕良对革命事业一贯积极忠诚,对同志亲近,对群众友好,同中外人士都和得来,群众关系好,他认识第三国际的人很多。与宋庆龄、何香凝、朱德、叶挺等有较深的交往。1933年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屠杀异党,慕良在德国站不住脚,准备离开德国回国。但反动派妄图在途中加以逮捕,最后在党组织的安排掩护下,转往苏联。当时消息传到国内,误说他被捕牺牲了。张澜先生听到,异常痛惜,极度悲伤。
慕良到苏联后,任第三国际宣传部干事。后来,又调到秘书处搞秘书工作。这期间,慕良曾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决心兴世界革命,以振兴中华。谁知世界革命未兴,祖国危亡先呈……倦鸟思归,游子思故乡。”当这封信很不容易辗转到张澜手中时,张澜悲喜交集,异常欣慰。
1936年,中共中央调慕良回国在张澜身边工作,通过张澜影响四川以至西南实力派,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反蒋抗日的阵地;同时,寻找机会协助党恢复和发展被严重破坏的中共川北党组织。
慕良回到成都,张澜看见从远道归来的儿子,听了儿子关于十年重要经历的陈述,深感欣慰。特别嘉喜他“立身”“善”,走上了人生正道。作诗志感,题为《喜次子崿自欧洲归》(二十五年秋):
游子音书断羽鳞,重灜一旦作归入。
老亲乍睹惟双泪,异国远离十年春。
消息误传爱物化,瞻汝如昔见天真。
时艰正是须才切,爱汝应知善立身。
但是当慕良会见旧日老师卢子鹤先生时,卢老先生询问:“出国留学如许年,得博士否?有无文凭”?又训诫一顿,说:“去搞些政治,何所为而去,何所得而回? 歉憾良殷!”慕良不便诉说己见,结郁难忍,提前返乡探亲,不久,写成一首长诗以明志:
国亡在旦夕,家破如何日?
岂不欲安荣,心非木与石。
救国唤民众,哲人之所示。
解放重外援,平等联国际。
行事不累家,生离当死别。
实重父母爱,伤毁已无及。
椿萱欣并茂,不肖最可喜。
老伯兼傅师,训诲尤感谢。
谓我不读书,逍遥跑政治。
道远终可达,坎坷暂时遇。
莫使天下事,古今同叹息。
慕良回到南充后,在南溪口乡下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多次与父亲长谈到深夜,谈抗战形势、谈共产党的主张。两人都认为四川是中华民族复兴基地,也就是抗战的基地,做好刘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全国,从而更加努力稳定刘湘的决策和路线,形成延安、成都、桂林互派代表的局势,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南充城中时,慕良住在民众教育馆,在一所小学教书。1937年过儿童节时,他对小学生们讲话,教导小学生们要作有志气的健康人,要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挑重担,才算有出息。他还应邀多次到南充师范学校给学生讲话。他喜欢爬山,喜欢接近农民,与乡亲们谈庄稼,摆家常。 1937年春,清明节植树时,他对群众讲话说: 栽树木,调节气候,天就不会像这一、二年干旱,有利于农业生产。十年树木前人劳动,不只是后人乘凉。多栽桑,多养蚕,发展实业,富人民,富地方,富国家,也富自己,是真正的大好事。当慕良倡导募捐救济难童时,手边稍松动一点的人,都争着捐款。
1937年川北遭遇百年大旱,张澜任省赈济会常委,张崿任赈灾委员,两人同往川北通、南、巴一带重灾区视察。张澜坐滑竿,张崿步行,每天走70里、80里路,有时找不到吃的东西,饮水也困难,但他很努力,坚持工作,在经过的地方恢复了一些被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
张崿在苏联时,因生活条件艰苦,他常常吃黑面包度日,营养不够,身体不好。这次到灾区视察真是太辛苦、太劳累,回到成都后,人又黑又瘦,又没有休息好。他在德国、苏联时因过分劳累,生活十分清苦而招致的肺病也越来越来严重,到1938年春,终于倒下住进医院。当时张澜没力量、没能力、没办法,提供给他十分急需的医药费用,又拒受友人馈赠,张崿营养很差,而且治疗稍见稳定,就出院了。
川军将领邓锡侯知道了情况,为了表示对张澜先生的敬重和对慕良的关怀,接他到百花潭上风景秀美清幽的“康庄”去疗养。廖承志在回忆中曾说:这期间“党派人去看望他,他已经病得快要死了。本来当时苏联生活艰苦,慕良身体不健康,又不注意保养,所以回国不久就病倒了。”这期间,慕良虽在病中,还奋力撰写文章,愤怒驳斥汪精卫宣扬和夸大日本帝国主义兵力强大,用所谓“焦土抗战”来威胁恐吓人民大众以进行妥协投降的谬论,一篇文章刊载于成都《新新新闻》,一篇还未写完,成了遗稿。
1938年4月下旬,回到成都仅一个多月,张崿因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大吐血,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30岁。痛失爱子 ,张澜极为悲痛,常扶竹而泣。中共中央派徐冰等同志慰问张澜先生和家属。5月,林伯渠、董必武、王明由延安去武汉开会特绕道成都,拜访张澜,表示深切慰问。4月26日,张澜派侄儿张默生把慕良的灵柩运回南充南溪口老家,众乡亲一百余人前来接灵悼念,灵柩安埋于安葬于老宅旁青棡坡,墓后有浅山竹林掩映。张澜先生不时登山凭吊爱子,思虑国事,他曾对友人说:“我把这些竹子都摸玉了”,以寄哀思。
在张澜的儿女中,对其影响最大、最深的要数张崿(慕良)。慕良是父亲的骄傲,他与父亲在思想上、行为上及极为相似,他总是牺牲小我,全身心的投入拯救民族的大业。在张澜身边工作两年,让张澜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张崿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张澜,张澜从儿子慕良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献身的共产党形象;正是从与儿子的多次谈话中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为他在今后的岁月中树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慕良是张澜的骄傲,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永远怀念他。
十一 川北宣慰使
1909年10月四川谘议局成立时,张澜担任南充县初选所所长,主持本县谘议局议员的遴选。县人公推张澜出任谘议局议员,张澜以清政府对立宪无诚意,坚辞不就。最后在保路运动中与蒲殿俊、罗纶一起成为立宪派领导人。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张澜在南充大力宣传保路救国的政治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这年夏天,张澜在曹和斋(张澜在顺庆府中学的同事)、陈抱一(张澜的学生,后留学日本,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陈朴安等的陪同下,由南充到蓬州(今蓬安)华山观(今两路乡),接着循西绕北,调查访问,了解民情,再由北到蓬安锦屏镇。此行的目的是宣传保路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张澜等人在至今尚存的蓬州城隍庙内作演讲,宣传反帝、保路。张澜讲保路时激昂慷慨,听众达数百人,情绪高涨,并当即捆绑了障碍保路的团总、恶霸地主姚玉权。此时蓬州知府曾习鑫也无可奈何。很快,保路运动由蓬州城波延至蓬州的西路、北路,随之发展到全蓬州。当年秋天,偏僻而闭塞的蓬州,迅速成立了保路同志分会。
8月张澜作为南充县推选出的股东代表在成都出席股东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鼓励群众为破约保路而斗争。大会选举张澜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副会长。张澜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1年11月12日,广安大汉蜀北军政府起义军邹明矾等击毙蓬州北门守兵,袭杀卫城团勇进入州内。接着抢了衙署、局所、学校、当铺的贵重财物。邹明矾的属下张云鹏、欧开选又于当日率队徇乡,索供饷需,纪律不好。在由马回坝安居渡往利溪场时,又沿途开枪示威。时各乡告警,皆练团防堵。续而格战于利溪北岸,互有伤亡。后张、欧退走,由于仓皇争渡,舟小而傾,坠溺数人,回城后又差人持票指名拘捕团绅。事延至12月时,广安胡孟辉率队赴蓬州以邹明矾扰乱地方,置之狱;并令临阵死亡,自行收殓。但蓬州士绅不服,集城会议,认为蓬州早已奉四川军政府文告悬汉旗,城乡一律反正,知州已潜逃。邹明矾等乃借反正之名,行盗贼之实,杀人越货,扰乱治安。致地方损失重巨,实为罪不容诛。此事如何处理,十分棘手。
11月27日,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四川独立。张澜先生任四川大汉军政府顾问。12月下旬,四川独立后,因“新旧更代”、“地方纷忧,乱将满延,政令不一,人心浮动”,四川军政府决定设立五道宣慰使,以“察吏安民,绥靖地方”。张澜被四川军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川北最高行政长官)。衙署设在阆中,管辖了包括阆中、广元、南充、三台、遂宁、直至乐至、潼南等26县的大片土地。川北宣慰使署位于阆中道台拐原“分巡川北兵备道署”,俗称道台衙门。道台衙门的古建筑大多数毁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仅存二门门枋一道。后来张澜选择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更为适中的南充为川北宣慰使署驻节之地。
张澜先生这次来阆中做官,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权更替,它是以共和制取代几千年封建帝制。当时,家家户户堂屋正中都有个神龛,正中一律写有“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其中“君”字要取;每个男人后脑袋上拖着一条长辫子要剪;千百年妇女们缠着的小脚要放……。
在近一年的任期中,张澜为治理川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12年1月,张澜亲自赴蓬州提讯邹明矾,反复调查。证明邹部行为属实。于是断定由邹等赔偿损失银千两,不赔偿则杀。对邹则继续监押听候审判定案。同时与各界人士共商善后事宜。很快就恢复机关公务,学校课读,社会得到稳定。旋委杨承宪权代蓬州知州。蓬安民众对张澜此行一致称好。
张澜到阆中正式赴任之后,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当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旧官僚手中,一方面各地的官、绅、兵、匪形成黑恶势力,乘机欺压百姓;另一方面,保路同志军被解散后,大多数人生活无着落,原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大汉蜀北起义军,成员复杂,若不妥善安置,也必然会搅乱社会安定。这些都是十分具体而棘手的问题。于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张澜组织了300人的护卫营(先后担任过四川省主席的杨森、刘湘为川北宣慰使张澜的护卫营营长。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同学兼挚友张群、陆军师长鲜英为护卫营参谋),先后开赴保宁(今阆中)、潼川(今三台)和顺庆(今南充)三府所属各县巡查;收容整编或资遣了进入川北的流散溃兵,安置了保路同志军;还设立了川北团练传习所,聘黄隐、孙震等担任教官,训练优秀青年,作为安定地方的武装力量。对于横行乡里、危害地方的盗匪恶霸,毫不姑息,坚决打击,诛除了当时横行川北20余县的袍哥二杆旗大爷冉射平,处决了晏弘等一批为非作歹的恶霸。经过张澜的大力整治,“绅民肃然”,川北秩序“渐循正轨”。
与此同时,张澜着手整顿衙门,力裁冗员。当时,民国虽已成立,但旧时的闲散衙门仍继续存在,各地都有不少闲职,如科举制度下的教谕、训导等。至于各府的听差、劝业员等更是无事可司。针对这种情况,张澜呈文军政府,认为“原有专司,若虚设一官,而无所事事,尸位素食,何补时限,况今大汉光复,首重政治改良。”他要求将满清时代的冗官冗缺一并裁汰,“以符名实,”并建议将所裁人员的经费或作地方办公之用,或扩充学务,归入实业学堂。
张澜还力倡男人剪辫,女子放脚,以革除陋俗,开创新风。满清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男人留辫的旧习许多人一时难改,川北地区尤其如此。对此,张澜一方面布告群众,宣传剪发;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张澜驻顺庆时,便在四道城门外安设卫兵,凡是进城中有保留发辫者,当即由卫兵代剪。营山县有一个外号叫罗三蛮王的土豪,不仅抗拒剪辫,还殴打公务人员,并鱼肉乡邻。张澜得知情况后,坚决将其镇压。对于女子缠足这一损害女子身心健康的封建恶习,张澜在任宣慰使之初,便饬各县贴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告示,并亲自到各地劝谕宣传,“预晓县民以时势,”对于此项改革,“县民乐从。”
张澜担任川北宣慰使,是他从政主持川政的开始。他为官清正廉洁,从不谋私。那年川北大旱,因生活所迫,其四弟(前清秀才),曾请求他在政府中给一职位,被他断然拒绝,并告诫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其他亲朋好友见状,也只好就此打住,不再提及此类事情了。这期间母亲王氏和夫人杨氏也照旧在西充召善沟过着农家生活。在宣慰使职上,张澜办事认事不认人,且奉公守法,在官场宦海中也得罪了一些达官新贵,后来遭到新军阀胡景伊的排挤,任职不到一年便卸任离职了。到卸职时,反欠债600缗。因为,他任职时的许多开支,包括人来客往的应酬,从不动公家的一分一厘,都是用自己有限的薪金来维持局面,时而久之,入不敷出。所以当解职归来,不仅两袖清风,而且还带了一身债。最终由其母亲出售4亩祖上的土地和拿出历年积蓄才得以还清债务。
1912年底,四川选举国会议员时,张澜以正直、敢言被川北各县推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后感于袁世凯擅权专制,他愤而离京回县。
1913年,张澜的三子张嵁(晓岩),生于西充召善沟。张嵁出生四十天后,其母亲杨氏卒于西充县永清乡召善沟。张晓岩毕业于四川大学外语系。长期在民生公司工作,曾任民生公司总务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任处长。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教授。1995年去世。
十二 护国运动的中坚--嘉陵道尹
1913年,川西道尹署秘书王理丞,在办理新旧道尹交接手续过程中,发现四川总督胡景伊交给新任川西道尹裴钢的一件密令,叫裴钢侦查南充张澜、罗纶在家乡进行的“反袁称帝”的活动,感到事关重大。他一面从中斡旋,尽量平息,一面告诉张澜、罗纶早作防备,直到此事得以平息。
1914年,南充留日学生盛克勤从日本东京高等蚕桑学校毕业归来,张澜与其筹资共同创办南充果山蚕业社,开始改良蚕桑。他们从江浙引进湖州蚕桑改良品种,该树种枝条粗壮,叶大肉厚,浆汁丰富,逐步取代本地的野生桑树。同时,为培养地方实业人才,创办了南充乙种实业学校,开设蚕丝专业两个班。学生实行半工半读。还向蚕农传授新的科学植桑育种养蚕技术,并把家庭成员组织起来,专门育种制种。南充蚕桑事业以后能蓬勃发展,首创之功,始于张澜。清末民初,南充不知有多少人受张澜影响,相继投身蚕丝业。朱德青年时期,拜读于顺庆府立中学堂张澜门下时,就利用假期从南充购回300株良种桑苗,栽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沟坡岩坎。在朱德故居,还保留着一台缫丝机。在朱德故居附近,至今还能看见朱德元帅当年亲自栽种的老桑树。
张澜还创办了南充县立中学并亲任校长。此时的张澜已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中国必将再次爆发革命。因此,他在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的同时,还在师生中宣传民主思想,揭露袁世凯的野心,推进军事训练,发动学生反袁,还与邻县革命人士进行联络,发展地方武装,积极积蓄反袁力量。有一天夜里,张澜召集全校师生大会,讲述袁世凯篡国经过,探测群众态度。学生中有两人发言,表示愿加强军事训练,准备进行再次革命,获得全场响应。张澜一面聘请退役军人赵保桢教操练,发动全校师生每天下课后齐赴操场进行操练;一面广泛发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和寻找宣慰使任内的旧部,发展武装。张澜在南充的活动遭到袁世凯在川爪牙的忌恨,县署还密报給顺庆的北洋驻军。
当时北洋军驻南充的是16混成旅,旅长是冯玉祥。冯玉祥对袁世凯的专制也早以不满,故不仅对县署的密报未予理睬,反而对张澜更加敬重。一天,冯玉祥便衣简从来到学校,见一伟躯长髯的人正和学生一起操练,早知是张澜,心自钦佩,又欲一试张澜,便佯装怒气冲冲走进张澜,问在旁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张澜何在?”教师知他是冯玉祥,以为要逮捕张澜,便回答“不知道”,意在保护张澜。张澜此时早已注意到来人是冯玉祥,但无所畏惧,昂然走到冯玉祥身边说:“我就是张澜!”冯玉祥见此更加佩服,转怒为笑说:“别无他事,拜访耳!”于是两人同进学校,开诚相见,在互至敬意后,相约以后共同讨袁。这以后张澜与冯玉祥成了好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张澜从事民主活动时就经常得到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和帮助。
是年,一个刘姓朋友把自己的侄女刘慧征介绍给张澜认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双方都很满意,不久张澜与刘慧征结婚。刘慧征生于1895年,是南充溪头乡人。出生在状元及第人家,是大家闺秀,做事精细,善良淳朴。其父亲是解元,1902年被清政府选送留日,次年病逝。8岁的刘慧征,因家境贫困,靠母亲纺纱、织布、刺绣度日。她虽识字不多,但却能背诵很多诗词与文章。张澜在外的日子,她默默无闻在家与母亲一道操持家务,带儿孙们学习劳动,没有任何怨言和要求。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并率护国军北上讨袁。1916年春节刚过,张澜在家闻知,心里万分激动,便立即邀请罗纶来家商议。罗纶来到张澜的家院前,见大门上贴了一幅春联,文曰:
积愤千钧唯期黎庶仁人趁势争收民主果
春雷一震试看仙桃神李乘时竟放自由花
楣额是:百代先声
罗纶读了春联高兴地说:“三哥的‘自由花’竟然早期开放了,真是可喜可贺。当今的中国,反对专制是头等大事,蔡锷这一枪,真算得上百代先声啊。”张澜和罗纶当即决定响应云南独立,并派杜步云赴云南与蔡锷联系。杜步云在1911年就与张澜有联系。张澜见杜步云有才干,活动能力也强,就送杜步云到日本去培养(学政治);未毕业即返国,蔡锷任命杜步云为代表、顾问。杜步云经常往来于川、滇间。蔡锷还派人到四川联络反对帝制的人。有两人到川北来做工作,逢人便说“找张罗”。“找张罗”,是乡俗读书人向人求周济的代词。他二人用寻访友人的暗语,沿途访问张澜与罗纶,没人怀疑。罗纶住在西充城内,容易找到。张澜在寒、暑假都住在偏僻的西充召善沟。他两人多方寻到,第二天便同张澜一道经西充县城与罗纶一起回顺庆布置起义。
张澜早有反袁思想,但无军事力量。冯玉祥旅已奉命开赴泸州,此时顺庆驻军的首领为川军第二混成旅长钟体道。钟体道,四川华阳人,是袁世凯的爪牙四川督军陈宦的心腹,他曾以全旅军官的名义向袁世凯上表劝进,对恢复帝制很卖力。在开始张澜等人冒险动员钟体道起义时,钟体道不仅不接受,反以“勿以身试法”相威胁。张澜见此无效,决定将此事暂弃一边,全力促进周边各州县迅速起义。由于张澜“德望宿孚,号召有力”,广安、邻水、渠县、大竹等县民团纷纷起义,对顺庆形成包围之势。同时,钟体道旅第二团连长王靖澄在潼川(今三台)宣布独立,并进兵顺庆。张澜等人趁机再次对钟体道晓以利害,力劝起义,钟体道不得不改变态度接受策反。1916年3月28日,张澜、罗纶、张成孝等人,联络川军驻南充的混成旅长钟体道,在顺庆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纶任参谋长,宣布南充独立。在张澜等人的领导和影响下,川北护国军广集枪支,扩充队伍,护国军人数达5000人,在川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4月上旬,张澜等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布文告,声讨袁世凯违背约法,窃国称帝的罪行。5月初,张澜还以个人的名义专函四川督军、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晓以大义,信中指出:“顷阅报载,康有为、汤化龙致书于大总统,皆请其去位,以弭兵端;如再据位自固,必招大乱······是今日国是,莫先于此,弭今日之乱祸,亦莫要于此。”5月22日,在张澜信函的敦促和各方压力下,陈宦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四川独立。5月26日,张澜等人致电陈宦,对他宣布脱离袁世凯表示庆贺,并针对四川目前地方纷扰的危机险象,提出了四项治理四川之策。6月6日,在举国声讨中,袁世凯忧惧毙命。张澜推罗纶赴成都与陈宦磋商川局善后办法。
护国战争后,张澜为安抚收编北洋军做了许多工作。7月20日,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军务督办周骏率部逃离成都,由金堂、遂宁行抵南充五龙场。张澜为避免惊动地方,特驰赴南充五龙场会晤周骏。张澜向周骏分析时势,权衡利弊,晓以大义,指出各省都已起义,周骏所带几千将士到哪里都不能容身,不如解兵北上,以待时机,获可见谅于国人。周骏即将一切托付张澜,由王陵基率手枪队掩护,未进顺庆城,即取道西充,经巴中、城口出川。张澜也随即将周骏留下的部队交钟体道整编。这样不仅壮大了钟体道的实力,也免除了顺庆人民的一场劫难。
7月29日,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电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并派杜步云持其的亲笔信与张澜联系,信中云:“蜀将有延仪,二将不睦;但有管夷吾在,吾无忧矣,”称张澜为“今日之管仲”,以此盛赞张澜之贤才。
8月14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嘉陵道尹,驻节南充。当他的夫人杨氏来看望时,房无一间,只好在南充大北街租间旧房暂住。张澜走马上任后,努力收编安置散兵游勇;采取有力措施,肃清盗匪,惩治贪污;并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对 征收、讼狱皆有明白规定,一扫百余年来陋规积弊。派得力幕僚秦树风兼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和县中、职校、县高小三校校务主任。当时,川北凌川源银行曾发行200万兑换券,因军饷挪用,无法兑换,致使人心不安。张澜到任后,经与地方人士商议,妥善解决了兑换问题。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张澜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称为“川北圣人”。张澜在任嘉陵道尹期间,力图改变南充丝绸技术落后局面,特派盛克勤、王行先赴日本考察学习蚕丝技术。
张澜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在嘉陵道尹上的政绩:“共和恢复,任嘉陵道尹,察吏甚勤,廉能必奖,贪巧必黜,征收之法,讼狱之费,皆与明白规定,简单贯彻。百余年来陋规积弊,为之剔除尽,人皆称便。”
据张澜的学生任乃强回忆:“先生治理川北的方法,是一切取法诸葛武侯,以身导化,开诚布公,信不赏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耻。并也确曾做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一时有‘川北圣人’之誉。隐德庞多,先生从不自信;但有丰神所度,使人畏敬而己。我曾欲写先生行状,求先生告以所不知的事。先生不答。请久之,先生徐徐云:‘我不自觉有何可值称颂者,一切行心之所安而己。只有一事,非心所安’。以下敬录先生原语:
我作嘉陵道尹,未曾迎养老母入衙。一个岁末,封印后,回家省亲,准备过年。弟兄聚议:年节,来客必多,接待费如何筹措。或主张趁年节未到,先行遍辞亲友,以节糜费;或谓近亲可辞,远友尚多,拟向至亲借贷筹措。议久不决。老母闻之,出谓我等曰:‘你们来此佃耕,已四辈人了。焦悲寺那点祖业,还在佃给人耕,我早主张卖去,你们不肯。现临过年,等客需钱,卖了它岂不够用了么?’我弟兄总以出卖祖业为不可,欲不从。母亲厉声决卖,只合遵了。
先生作道尹时,年45岁,谈此事时,年已70.我生平闻先生所自述者,仅此数语。
百行惟“戒得”最难。古今服官者,无贤,不肖,莫不“润屋、润身”,于车马享受之外,置产连田,转为富室。即有廉史,亦多属庸碌自好之士。于社会民生,无所裨益。先生于军阀猖狂之世,赤手起兵,参与推翻帝制,能保持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人民于兵燹祸乱之外,安居乐业。军民爱戴,令行禁止;而其家计窘乏如此,迄无人知。环堵萧然,先生亦若曾无所觉,致劳兄弟愁商,老母刚决,为延宾而卖去祖业。(比于侃母剪发,海家红袍陶侃母剪发载《晋书》。海瑞家惟有一领官服,有大红传奇),不更为难见之奇事呼?”
十三 母亲之死
由于张澜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四川人民非常信任,当四川省长职位空缺时,即推人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张澜主持川政;川军各将领也一致拥护。1917年11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张澜到任后,立即实行取苛捐、免杂税、兴实业、反贪污,废除了百年的陋规积习,使川政焕然一新。在任职期间,本着“正我爱人”的宗旨,全心为民,严以律己,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布衣淡饭,从不讲究吃穿。薪金用于资助他人,从未往家里寄钱。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家属也是如此。其母亲王太夫人仍在西充召善沟放牛、割草、养猪、下种、收粮。克勤克俭、艰难度日,从没有向张澜要过钱。同时严格督导张澜的妻子刘慧征及兄弟媳妇们在田间劳动,根本没有一点显官家属的气派。对于膝下众多的孙儿孙女,有时候给一些糕饼,有时候给一点小钱。每当这个时候,王氏都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诲,勉励他们勤奋好学。
1918年,四川军阀石青阳驻防南充,管辖南充、西充、广元等17个县。石青阳到南充后,视张澜为敌方,伺机寻衅。他的部队皆招自绿林,习于劫掠。熊克武占据四川后,指责张澜为贪官,令石青阳查抄张澜在南充的住宅。张澜对熊克武所诬陷之词,“不胜駭异”,为澄清事实,以证声名,专门致函熊克武,对有关疑虑账目一一加以澄清,在信函末尾张澜写道“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污毁。鄙人平生日无一长,维不贪财一节,羞堪自信”。就在这年秋天,石青阳派兵查抄张澜任嘉陵道尹时住过的房屋,竟是一间陋室,一无所获,问周边邻居都称其廉洁。石青阳不甘心又派人到西充岷山乡召善沟查访,只见年逾八旬的张澜母亲率家人正在田间劳作,耕种熟习,坦然无忧戚之态。士兵见张澜家环堵萧然,一屋空空,竟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一派凄清景象,不想多问就离开了。带队的副官回去后,如实向石青阳禀报,石青阳感叹地说川北圣人之名不虚也。从此对张澜多了一份敬重。石青阳也把查实情况如实向熊克武汇报。此后,再无人议及张澜的家财,其亲友因此也多获保全。
张澜在北京期间,母亲王氏积劳成疾,虽经多方医治,病情仍愈来愈重,于1920年8月22日,在西充县岷山乡召善沟仙逝,享年83岁。石青阳亲自前往西充召善沟吊唁。熊克武(四川井研县人、四川督军)于8月23日发去唁电慰问。
母亲王氏出身贫寒,一生勤劳刻苦,且教子有方,深明大义,对张澜高贵品德的形成以很大影响。张澜对母亲很尊敬,但因常年在外为国事奔走,几十年来极少在家侍奉母亲,家中事务与农活全靠母亲操劳,就是在母亲晚年卧病在床时也难以亲侍汤药。因此,当噩耗到京,张澜悲痛不已,立即在《晨报》上刊登<哀启》后,匆忙结束了四川省长行署的工作,便日夜兼程奔丧返川。
9月,当张澜返回家乡时,母亲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离自己出生地张观沟不远处罗家沟的祖坟里。没能最后见到母亲一面,让他倍感哀痛。家人告诉他母亲的临终遗言:“三善(张澜的小名)在家是孝子,在外是清官,我很喜欢他。可是他不在家。他回来时向他说‘我劳累一辈子,没给儿孙留下半间房、半分地,还死在别人屋子里。他无论如何要存点钱,买一点产业,分给他的兄弟,就算是我留下的祖业吧!我死了也安心。’”张澜听后默不作声,最后长叹道:“妈在清醒时,她不会叫我顾私的。不过,仅有的一点祖业,也被我买掉,母亲的遗嘱,我也很难办到。从这来看,我算不上孝子。”
母亲对张澜的影响很深,张氏的去世对张澜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一直为没能最后见上母亲一面而自责。乃至22年后还写了一首诗来怀念母亲。
《 戊寅二月生日忆母亲》
一官何补绝裾恨,不见慈围廿二春。
已感流年频叹老,每逢生日倍思亲。
笑容宛记儿时爱,珠泪潜抛客里身。
节进清明纷祭扫,锦城犹滞未归人
。
1920年冬,张澜第一次到南充县三会乡拜访亲家李香圃。三会乡离南充县城有百余里地,因处于南充、西充、蓬安三县的边境,故取名三会乡。亲家李香圃的家在三 会乡牌坊沟村。一时乡邻奔走相告:“省长张表方走亲家李香圃来了!”有的说:“张表方敢于反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这位英雄到底长得象什么模样,我们去看看。”不一会,四面八方的乡亲纷纷来到李香圃家,张澜进行了接见,并和乡亲们亲切交谈,一面了解乡情,一面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有人认为,张澜这样大的官,又是第一次上亲家门,给李香圃一定送了很贵重的礼品。此话被张澜听到后,他向乡亲们解释说:“你们以为当了大官的一定很有钱,那是帝王时代的事,而今是民国了,我除了薪俸外,额外的钱从何而来?我们是民众的公仆,只可立志做事,不能贪图升官发财。”大家听了这些话后,很受教益,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原以为张表方是位很阔气的人,殊不知还是和我们乡民一样。”
张澜一生最喜欢植树,也经常劝人多植树。这次上亲家门李香圃陪他游览李宅后的刘家庵和玉屏山时,张澜看到这些山树木不多,十分感慨地说:“山川虽有貌,景色不宜人”。立即向亲家建议,要多栽树木。他说:“大地需要保护,就像人穿衣服一样,人不穿衣服就有寒冷之虞,就失去文明;大地不植树,就有无屏隙之患,就会失去生存。要勤植树,还要劝导乡人多植树。”在张澜的倡议下,三会乡人多年坚持植树造林,现在这一带树木成林,郁郁葱葱。群众常说:“这是张表方之功啊,表方先生真有远见!” 前不久笔者专程来到这里,李家大院仍很好的保留着,被群山绿树包围着。我站在李家大院后面的小山上远远望去,整个大地群山都被绿色植被覆盖着,山坡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三会的森林覆盖率在南充市名列前茅。张澜先生的功不可没。
十四 倡导南充地方自治
张澜刚从北京回到家乡南充时异常痛苦。南充地方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慰问,并挽留张澜在家乡主持地方事务。他感到:要救国救民只有伸张民权,才能制止战争,才能救民于水火。他主张“联省自治”,并认为:要搞四川自治,先从川北着手,把南充作试点,然后推广其他地方。他把这个意见同吴玉章商量,吴玉章很同意;并一再支持他做。他同熊克武商量,熊克武也同意。南充驻军也支持,师长何光烈也表示愿为地方自治当好卫兵。于是张澜召开地方自治讲习会,邀请吴玉章赴南充,磋商四川政局的治理善后等事。
1921年1月,四川军阀刘湘、但懋辛等通电“今决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的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联名宣告四川自治。张澜有感于多年来南北内讧,川局不得安宁,人民颠连困苦,难以为生,故在南充倡导四川地方自治。先从川北着手,以南充作试点。1月10日,张澜约集南充地方人士,在南充县城内通俗教育社设立”南充自治筹备处”。22日,推原农会会长盛克勤为筹备处主任,并推定县人胡汉民、何先觉等12人为参议员。派邹有章等十余人,驰赴各邻州县及成渝各处,与各方面接洽,运动联络一气,又选派周秩宗等24人,除每日在筹备处召集人民随时演说自治大纲外,并赴各乡场发表演说,以唤醒人民的自治观念。同时还公布了由张澜主持拟定的《四川南充县暂行自治大纲》,从而推开了以“民治主义”为指导,以发展实业、普及教育为基本内容的南充自治运动。北京的《晨报》于1921年3月10日,3月11日在该报上登载了《四川南充县暂行自治大纲》对南充自治给予支持。4月中旬,为响应全川自治联合会的主张,张澜在南充召开了有24县代表参加的“川北善后会议”,对南充自治作了进一步发动。会上张澜被推为会长、卢延栋任副会长。会议要求尽快改变军治现状,给人民以真正的自治,呼吁人民,如不裁军,即不纳粮税。
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增强民众自治意识,张澜创办了《民治日报》,由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主办。该报为4开2版、周双刊,先为石印,光面纸印刷,后改铅印,用土纸印刷,专载宣传民主自治的言论及新闻稿件。每期赠阅400至500份。同时还创办了《实业半月刊》,印刷《四川省南充暂行自治大纲》时,使用的印刷工具,是当时川北唯一的一部对铅印机。张澜还特邀四川自治联合会主席吴玉章到“川北自治讲习会”作宣讲。吴玉章在讲习中,结合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宗旨和纲领,向“川北自治讲习会”的成员和南充各界人士阐明了实行地方自治对改良经济、普及教育、振新实业、反对军阀专制的重大意义,并对民权理论作了宣讲,而且还对“南充自治筹备处”拟定改组旧南充县政府的计划作了具体的指导,对南充地方自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期间,秦树风推荐嘉陵公署科员韩文畦与张澜相识。交谈中,张澜对韩文畦表述的关于民众自治之道大为惊叹,称:“有了你这样的才学和意识,我们阵营定有起色。”几日后,张澜径直前往嘉陵公署,嘉陵道尹(川北最高长官)黄肃方以为是来看他,连忙上前迎候。不料张澜告诉他:“是来看韩科员,不劳你陪了。”曾身为省长的张澜去看望一名科员,这在旧时官场实属罕闻。此举让黄肃方为之一怔。
不久,张澜邀集川北耆宿于南充座谈民治。会上,吴玉章先生主讲了《人民权利理论》后,时年26岁的韩文畦登台,以《地方自治原理》为主题,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使与会者惊叹并大获称赞……于是韩文畦受到重用,升任公署教育科长。1922年嘉陵公署为推行地方自治,派他出任西充知县。
南充地方自治发动之后,张澜本着“民治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根据县政府改组计划,积极推进县政改革:实行军政分开,使军阀不得干涉县政;贯彻民主选举原则,县知事由地方各团体公推,其下属行政处主任及其主管教育、实业、警察、团练等各课课长,均由地方各团体提名后由县知事聘任;实行司法独立原则,行政与司法分开,并不得干预司法,除少数特殊案件外,司法审讯一律公开;建立地方自治公所,取代旧有的团甲基层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和推进“废督裁兵”,坚决反对军阀独裁统治,主张以人民力量迫使军阀政府改弦易辙,最大限度实现人民参政,伸张民权。筹备处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首先将南充县政府改组,不设秘书,只设行政课。司法独立。县长为李藯芬、行政课长杜象谷。改组以后,县内民、财、教建等局,概由县民自行决定。实施一段时间,颇见成效。贫民消费协社、平民工厂、通俗图书馆、讲演社、儿童图书馆、公园、模范市场、平民学校亦相续设立,以促进自治。对此国内新闻界人士均视为创举,在京四川人士曾著文予以报道。
十五 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1921年4月,张澜受社会人士公推,担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端明女子学校校长。他采取蔡元培办北大实行“兼容并蓄”、学术思想自由的宗旨,请吴玉章在南充各校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先后聘请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如张秀熟、袁诗荛任教务长,王树平、钟伯良、何泌辉、王风任国文教员,汪东之任数学教员,李鸣珂、任筱庄、刘世训任理论教员,熊佩致任音乐教员,罗景章任体育教员。张安钦任医学班级任教师,该班学生李务滋、李文光、马遂良后来均成为名医。在张澜主持的第一次校务会议,即议决几个粗条纲领:第一,学校的思想方向以五四的民主科学为主,有目的地吸收世界教育思想。第二,重新研究教育部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中学分设四年制和三年制;继续开办师范部,新设中学农桑部、医学部和纺织部,以培养地方人才,发展地方经济,初步形成中专规模。第三,对各种教材应作大量而适当的选择,文史科由教师自行从新刊物上选材,数理科可采用美国教材作直接教学。第四,配合吴玉章所推行的地方自治,学生成立自治会。第五,根据地方经费可能,增聘省内外来南充的教师。
他号召学生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要求民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妇女解放,让女生参加社会活动,如报告会、谈话会、歌咏会、演讲会;支持进步师生发起打菩萨活动,如砸佛像;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与白话文,宣传劳工神圣,鼓励体脑并用,提倡劳动教育,支持成立学生联合会,特别是积极改革学制。强调学生参加劳动,亦是四川创办职业教育之始。鼓励学生半工半读,劳动实践,将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县立小学、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分设师范部培养小学师资,开办师范附小,作为师范学生的实习场地(任白戈曾在师范班学习);创办医学班,分中医班和西医班,以中医为主,主要利用川北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注重中医理论与诊断实习,培养中医人才。学校设有医疗所作为学生的实习的场所;新设工业班,开办于1923年春,注重培养染织、缫丝方面的技术人才,并计划派人到杭州染织厂学习。新办蚕丝班,开办于1924年春,学制长达四年,主要培养制丝精良的技术人才,为地方丝业界储备专门技师。1925年又招收了蚕丝实业班第一班。他苦心经营,在校修建蚕房17间、烘茧房2间、煮茧房3间、缫丝场一幢和整理房一间,有农场、桑园,还与本地印染业合作,成立嘉陵绸厂,以便学生参加生产实践。罗瑞卿曾在农蚕班学习。张澜先生的这一改革,当时曾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四川省教育厅以不合政府规定的教育制度为理由,拒不在学生毕业证书上盖章。张澜亲自把毕业证送到嘉陵道公署上盖上道尹印章,与此进行抵制,坚持他的办学方向。
在培养蚕丝人才的基础上,为了兴办地方实业,张澜根据南充农业的特点,大力提倡载桑养蚕和发展缫丝业。南充实业所从推广桑株栽培入手,涵请各乡场农会就近租地用作苗圃,专门培养桑苗,然后有极低的价格将桑苗发给农民,款项不足便由实业所设法补助。当桑苗播种接条之时,由实业所分派技术人员前往各处指导。由于安排合理,指导得法,在开办的头一年,南充就有40多个乡场将苗圃办成,桑苗的发育十分茂盛。有桑就可养蚕,实业所又派人到乡间检查蚕种,指导育养,并办起制种场,以改进蚕种,提高蚕茧质量。由于张澜的大力倡导和实业所的切实工作,使得当时南充各乡农民均乐于此事,栽桑养蚕之风盛极一时。
鉴于南充织绸原料充沛,有开发前途,而又为当时技术落后所制约,张澜决定先从培养人才着手,在南充职业中学内,除设工、农、普三个科之外,还设丝绸工业科,招收学生一班。向上海中华织物机器厂购回织绸机十余台,其中就有提花机、自卷机、踏花机及各种配件。并向杭州大新厂聘请织绸技师彭少泉、范文华二人,来南充任教习(教员).彭少泉负责讲授织绸技艺及机具维修,年薪800元。范文华负责花样设计绘制,年薪600元。议定为期五年,另给来往川资,在当时可谓优惠待遇。但是,所招的学生多系富家子弟,大多不能吃苦耐劳,办学计划进展不利。
这时,尹吉五之子尹佐泉(张澜的学生),于1920年中学毕业后,继乃父织绸事业,致力技术实践,对抛梭、拉花、织绸、胰练、整染等工序,无不精湛。张澜见于尹佐泉对丝制业颇有成就,乃就织绸业进一步发展问题垂询筹划。尹佐泉建议:一,提前毕业,自愿留厂学习者继续学习,愿转科者转科。二,招募商股,补助业务资金。三,招收木机织绸工人,选用培训。四,抓紧时间设计新颖花色品种,投放市场。五,向外开拓,争取成、渝、万及云、贵、康、藏、陕、甘等地批发业务。
不久,张澜与奚致和、伍伯坚、罗玉庭、罗彦儒、尹佐泉等,集资大洋2000元,创办嘉陵织绸厂,派伍伯坚到杭州参观学习,请彭少全、范文华、裘绍伯三位师傅来南充培养织绸工人。1926年绸厂正式投产,有织机40台,工人是招收来的青年学生,通过培训后才正式任用;第一任厂长是伍伯坚,副厂长为尹佐泉,厂址设于火神庙。投产后,相继生产嘉陵葛、华丝葛、嘉陵线春、花素软缎、花素大绸,形形色色,质地精良,色泽优美。盛克勤也为绸厂引进杭州、成都生产丝绸的设备与技术,提高了丝绸产量与品种质量。嘉陵绸厂的创立,使南充的织绸业从脚踏手扯的时代,步入半自动机器提花自绻的时代,人均产量从手工时代10余尺提高到20余尺,质量与苏杭不相上下。嘉陵绸厂的建立,标志着南充织绸业向现代化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后来张澜等人又兴办了五福绸厂、惠通绸厂,还引进了一些上海、浙江的先进设备与技术。嘉陵绸厂、五福绸厂、惠通绸厂,被公认为是在引进技术、培养人才、提高产品产量质量方面成效卓著,对整个南充丝绸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的三家企业。张澜还向四川省政府建议创办蚕桑改良场,用以发展南充蚕桑事业,并与本地染织业搞协作。因此,南充蚕桑丝绸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全系张澜创办与推动发展的。
张澜对普通中学部,分设文理科,文科重文史,理科注重数理与外语,倡议改革教学内容。袁诗荛讲国文,摒弃旧教材,讲民主与科学;邓仲瑞讲妇女解放,三八妇女节时,在课堂给学生讲社会主义,讲团结,讲社会革命,指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与研究社会问题。张澜坚持办学方向,为了培养学生的勤俭习惯,由学生三、四或五、六人自己轮流做饭,供应他们豆腐蔬菜等副食品。学校内开设供销社,供应师生生活必需品。在学校礼堂、过厅壁头遍贴辩论文章,制生物标本。开办平民夜校,吸收城市贫民,工人来校学习。张澜聘请吴玉章到南充中学和端明女中作演讲。吴玉章着重讲了“中国青年的曙光”,向学生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勉励青年努力接受新思想。张澜倡议学生在课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学校阅览室备有《向导》、《独秀文存》、《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以及《晨报》、《新蜀报》、《民国日报》等报纸,购买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的作品,扩大了学生视野。张澜鼓励学生勤奋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但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希望学生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育学生要有所建树,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来。
张澜特别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对年轻教师的一些冲动、狂妄之举也能理解容忍。王平叔大名王维徹,字平叔,1898“戊戌变法”那一年生在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姜家场。1919年21岁时恰逢“五四”爆发,王平叔已读大学,曾任四川省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的主编,写了许多火辣的时评。两年后,1921年春,王平叔在张澜任校长的南充中学教国文,才开始王平叔仍然像大学时一样活跃。由于当时南充交通很不便利,消息也很闭塞,渴望激情生活的王平叔久而久之产生了更多的烦闷。于是 他于1922年写了一封辞职信给张澜校长,行文无“礼”而生猛:“向来生活烦闷,达于极点!……撮要言之,即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四月九日,曾在白塔附近,持刀自杀,为秀熟、柬之所救得免……”
这一年,校长张澜50岁,当他接到这封信有些吃惊:平时看上去白面文静的王老师,24岁的小年青,居然“持刀自杀”!其实张澜不晓得,王平叔自杀不只一回,前前后后搞过三回,都遭同事夺刀救下。
夺刀的同事和同学张秀熟,是1926年入党的四川老革命,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他当时救了王平叔的命,而张澜想留住王平叔。南充乡邦文献有记载:张澜对王平叔“再三挽留都未能使其听从”,此人非但不从,其辞职信末尾更提出估吃霸赊的无理要求:“徹此行路费一钱莫有,徹有书籍数十百种,学校都要得着,可值百圆上下,我只以五十圆出售,半赠半卖,不知学校能买否?今我在重庆寄存之图书,悉行卖去,又可得四五十圆,如此则路费强勉可用至北京,先生可为主张否?”
据王平叔的同事回忆说:“王平叔老师,24岁的天棒崽儿,真是又天真又可爱又可笑,自己要辞职,‘去志急切,未能面辞,诸祈原恕’,连老板(张澜)的面都不敢见,还非要老板买下他的书籍,以解决“路费一钱莫有”的窘境。”
见惯大场面的“旧老板” 张澜从了没有呢?王平叔后来在写给“新老板”梁漱溟的“求职”信里透露:“此事后来竟如此办去,所有书籍皆由学校收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澜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胸襟,和关心爱护年轻教师切切之情。
1923年,罗瑞卿(1906—1978年)就读于南充中学农业班。罗瑞卿在南充大林小学读书时,就与学长张澜的次子张崿成为好友。张崿经常给罗瑞卿讲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故事,使罗瑞卿了解了不少革命道理。罗瑞卿在成为张澜学生之前,从张崿和其他同学那里也了解到张澜的一些事迹,对张澜一直怀着敬仰之情。他进入南充中学后听从张澜的谆谆教诲,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具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学生,是当年学生运动的一名领袖人物。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堪称张澜的得意门生之一。
1924年,任白戈进入到南充中学职业师范班学习。在这所民主氛围浓厚、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校,任白戈走上了革命道路。任白戈于1933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文联主席、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康乃尔: 张澜的学生,中共党员,建国后曾任团中央秘书长、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
杨达璋(1892—1961年),莲池乡天新桥村人。民盟盟员。14岁到顺庆府中学堂读书。因聪慧好学,成绩优异,甚得校长张澜喜爱,张澜以爱女相许。后因张澜的爱女未成年病逝,然杨对张澜仍以翁婿相待。191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去德国留学。1920年回南充,先后任成都大学训导长、省立南充中学校长、四川省教育厅督学、南充育才高级职业学校校长。解放后,任南充蚕桑学校副校长、川北行署副秘书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张澜接受师生建议,将学校的校庆改在五一劳动节。学校采用了教务长张秀熟所写的校歌:“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帜天中。五月一日。血染猩红,霹雳震警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1923年5月1日,南充县立中学校庆,张澜发表演讲。在晚会上学生表演了《农民泪》和《军人血》等革命话剧。罗瑞卿在《农民泪》中扮演青年农民。戏终,全场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劳工万岁!”等口号。
在张澜的掩护下,袁诗荛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还办了刊物《短刀》。一次,驻南充师长何光烈召开军官会议邀请地方人士参加。袁诗尧趁机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军阀罪行,与会反动军人便拔枪要打,张澜先生挺身保护,袁诗尧才免遭毒手。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张秀熟被捕后判了死刑,张澜先生不避已嫌,多方营救,迫使当局开庭公审,给了张秀熟一个公开辩论的机会,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反动当局不得不撤消原判。
张澜在主持南充中学的同时,还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他在端明女子中学内设有中学部、小学部、师范部、职业部。在女子中学,张澜生活十分俭朴,长年累月,身着灰布长衫,外罩一件青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帽,一日三餐都是蔬菜素食。但是,他对办学,特别是对贫寒学生却慷慨解囊,无私援助。据张澜的学生王之佑回忆:“1923年,她在端明女校师范班读书时,家境十分贫苦,生活费用和上学经费全靠舅父拉船的收入维持。因家里房屋窄小,无法温习功课,连暑假期间也只好住在学校宿舍。有一年暑假过后,学校已经开学,许多同学都把行李搬往学校。可这时,舅父还未给寄新学年的学费来,我含着眼泪正把铺盖往校外搬时,恰好被张澜校长看见了,他马上来到我身边,问清缘由后,替我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此后我学习更加刻苦,成绩更优异。”
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周会上,张澜亲临学校向同学讲演。内容是,学生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也要学会做家务事。千万不能存在依赖思想,市俗上有人说“嫁汉吃汉”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读书,决不能读“嫁妆书”,装饰门面,认为是个女学生多么神气,那就糟了,读书更没意思了。这些诚恳、慈爱、朴实、中肯的教诲,深深印入所有女生的心里。学生听了张澜先生的讲话以后,不少人由走读改为住校。学生们组织起来,自己煮饭,洗衣;大厨房内设5个大灶,每四人一组,轮流当炊事员。与此同时,校内设立一个消费社,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唐孃孃担任管理员,经营财款账目。学生3年毕业后,普遍具备操持家务的能力。
十六 离开家乡
1921年,张澜偕夫人刘慧征及子女离开西充召善沟,在南充县城大北街租谢家祠堂一临街小院暂住。张澜及家人在西充生活了49年,其中莲池乡张观沟15年(1—15岁),岷山乡(今永清乡)召善沟34年(15—49岁)。西充,素有文化县之美称。崇教尚学,“读书为要”是西充人一种特有的最普遍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从唐代到清代,西充有进士112人,举人134人,贡生151人。在进士中,执掌相印的有4人。一方土养一方人,西充的山水、“读书为要”的氛围养育了、造就了张澜。他在这里出生、读书、中秀才、走上为官之道、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奋斗人生,张澜是西充人民的骄傲。张澜从这时开始就离开了养育他的土地西充,一直到1940年2月,最后一次回家乡。
据张昌万老人(86岁)回忆:当时张澜身穿长布衫,坐滑竿到张观沟沟口后,下轿走路回的家。张澜每次回故乡,都要挨家挨户给乡亲赠送些钱物,观音堂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厉生家特别困难,其母亲就多次得到张澜的救助。张澜这次回家主要看望乡亲们和为父母亲辞世30周年、母亲20年致祭,“伐石树碑”,并撰写《先考秀才公先妣王太夫人碑文》。
碑文如下:“先考秀才公为吾祖扶九之长子,原名文倬,更名本清,字海楼,世居张观沟。少勤学,举秀才。祖父母殁与先妣王太夫人奉养曾祖父曾继祖母,勤顺如子。兄弟五人,析居后,有田不足四亩。乃授徒,籍馆谷以自给。后移居西充之召善沟,佃田耕种,亲自督理农事。日乃课澜兄弟读,极辛劳。家中丁口逾二十,岁不丰,尝累月食不得米,未尝向人言穷。终生衣布服,尝着一羊裘,为吾祖遗物,虽敝不肯易。族人多贫苦,乃于族中设义庄会。有老不得养、幼不得教、女无以嫁、死无以葬者,皆厚助之。与乡人处,为子言孝,为父言慈,为贫人言勤勉,为富人言仁厚。恒视其身境之不同而谆谆告以所应知之道。平生无不检之行,无苟取之财,常教澜兄弟曰:人虽贫贱,善当为,恶不可为也。前先妣二十年卒。先妣性甚刚。治家有法,无敢怠惰。澜任省长时,犹督吾妇及娣姒勤农作。诸孙虽幼,或分以饼饵,或给以数钱,必诱之使勤。居贫久,甚俭约,而待人则以刻薄为戒。荷肩舆者至,吾家必款之以酒食,谓其同是人子而特劳苦者也。澜先后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家贫如故,但勉以做好官,未尝索一钱以裕家。澜于宣慰使解职后,曾负债六百缗,还期将届,欲再贷于人,先妣则允鬻所购置之微产以偿,而以勿轻求人为勖。澜之居官不敢贪污,能自立于世不为夸毗者,实先考妣德行之所陶成。先考生于前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九月八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闰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先妣生于道光十八年(戊戌)闰四月十六日,卒于中华民国九年(庚申)七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三。殁皆在召善沟,而归葬于罗家沟祖茔。有子男四人,长从善、次涛、次澜、次滽。女七人,长适李、次适陈、次适吴、次适王、次适吴、次适李、次适杨。有孙男十六人、女十六人,曾孙男女若干人。今距先妣之卒又二十年矣,始伐石树碑焉。勿呼!殖善于贫困者多兴,求安于富贵者自贱,后世子孙其毋忘祖德。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第三男张澜敬谨撰文”。
张海楼及夫人之墓为双棺墓,至今犹存。唯其墓碑在60年代中被捣毁,仅余残块。1989年,西充县人民政府为表彰张澜及其父母的功德,对墓碑给予修复并立碑以资纪念。
步行的张澜由二、三个人陪同着,沿着田边的小路来到了他的祖屋及出生地,家乡依旧是这么穷,亲友依旧是过着苦日子。张澜对家乡的老人十分尊重,不时嘘寒问暖,他在罗家沟拜祭了父母,然后吃了一顿饭,就走了。
这次 夫人和儿子们从西充来到张澜的身边,张澜感到十分欣慰。此时张澜已年近5旬,在过去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自己都在外面,为民生,为民主,为民众,为自由,为理想,为实现强国梦奔波。在父母生前没能为他们尽孝、父母去世时也没能在身边给他们送终。虽先后当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等地方要员,非但没能给家中一分钱,没能买一间房,反而是为公事欠下一大笔钱,使得母亲卖掉祖产、用尽全部储蓄来还债。父亲、母亲离开时,都是死在人家的房屋里,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对妻子儿子自己也很少照顾他们,特别是杨氏从车龙嫁过来后,孝敬公婆、照顾弟妹、参加农活,也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我不是好丈夫、好父亲。是啊,古人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可我无愧于我的国家。现在可好了,一家人团聚了,我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不久,11月12日长女张茂廷出生了。张茂廷是张澜与刘慧征的第一个孩子,张澜特别喜欢她。小天使的到来给张澜带来极大的喜悦,张家有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因嫌城市喧闹,于1922年秋,张澜全家迁到南充县龙门场对岸庞家寨租庞老师的房屋居住。庞家寨属龙山甲(今搬罾镇庞家寨村),距南充县城不足十里地。张澜居住的房屋是一座明清的大院子,因为房子的主人在清末对该院子进行了培修,所以称该房子为新房子。这座庞家新院子建在龙山的半山腰上(今南充绢纺厂内),距嘉陵江不到200米。庞家新房子如今还很好的保留着,在南充市也算得上是保存的较好的明清古建筑。张澜及全家在此处居住了3年,张澜也与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情感和友谊。
十七 自己的家
1922年春,四川省教育界人士在成都举行大会,掀起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要求四川省当局,将定作教育专款之各县部分税收,直接交到教育行政部门。张澜于6月29日在南充发表通电,支持成都教育节的经费独立要求。
川北盐税局擅自创设簸户捐,加重人民负担,并决定先在西充实行。张澜坚决反对,立即出面号召盐区人民与青年学生罢市罢课,终于使此项苛捐停止。
1924年,张澜总结这三、四年办学与参加自治活动的体会,写成《南充之实业的自治》一文。文章说:“南充近几年的教育,不能不说是进步。但是,南充教育的根本计划,不专是注重教育,实在是倾向实业,是要把教育的基础建筑在实业上面。要使一般人的富力增加,才可以求教育的普及,地方自治事业也才有钱有人去办。所以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因而南充的自治,也就是实业的自治。南充自治所以注重实业的原因1,非注重实业,使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则祸乱将无已时。2,非注重实业,使地方富力增加,则款项无法凑集,自治不过是徒挂招牌。3,现今的教育,尤其非注重实业不可了,使多数青年得有谋生的智识与技能,否则地方智识阶级以后将悉变为游民,社会愈益不得安静。南充实业计划虽有种种,其实专在发展蚕丝业。就是以实业所努力图全县生产量的增加,以中学校极力为蚕丝业人才之养成。吾人对县中实业,苟依此计划不断的进行,预期十年以后,南充全境将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制丝的精良在本国中最低限也当与杭产比并,南充俨然成为蚕丝业的著名产区。其时地方富力增加,从前贫苦小户无有不充裕的,家里的儿童都有力量去进学校,教育就可以普及了。因为地方富力增加凑款也很容易,学校由中学更进而设立专门学校,并且旁及盲哑学校,宏大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均渐次成立。其他地方应办的事业,亦无不一一兴办,臻于完善。南充自治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是有成效可言。……从今发大心愿,努力前进,长江浩浩始于滥觞,南充的将来一定可与南通媲美的。”
张澜在此文中,总结南充自治,兴办实业及实业教育的体会,阐述了教育、实业与自治的关系。分析了南充自治所以注重实业的三个原因,全面总结了兴办实业教育和发展实业的成就,并对南充未来十年兴办地方自治,发展实业作了美好的设想和规划。
1924年,张夫人刘慧征以民间“打会”的集资方式凑借到一笔款项,在南充县永安乡南溪口靠近嘉陵江畔的野猫溪购买一块荒地自建房屋定居。此房建在一个面对嘉陵江的小山坡的半山腰上,距江边距离不足150米。前面和左边是正房,右边是厨房和猪圈,是典型的川北民居。受地形的影响,房子修的不大,只有几十平方。后来,随着孩子的增加,又在离此房50米的范围内,又修了2间房,都不大。主要让孩子们以及侄儿居住。张澜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颜楷(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为新居题赠楹联:“江山多爽气,云鸟自闲飞。”此处虽说是张夫人刘慧征借钱修的,但也可以算得上是张澜生平唯一的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此时张澜五十有三。
1925年,张澜及全家迁到此房居住。张澜以后在南充时大多时间都是居住在这里。1943年1月,张澜全家由这里迁到成都慈惠堂。1946年底,张澜由重庆到上海继续从事民主活动。张澜夫人刘慧征及孩子在成都的生活十分艰辛,还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于1947年带领二女儿张继延和幺女儿张惠延及幺儿子张崙,由成都回到南充此屋中居住。一直到1950年,在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周密安排下,刘慧征及子女离开这里到北京张澜身边。他们离开时就把房屋留给了亲友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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