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小学
六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六七岁的神潭溪孩子，大都喜欢上学。一是因为学校里有好多和蔼可亲耐心细致的老师，还有就是那座被花草林木包围且无论天晴下雨都有活动场所的美丽校园。
坐落在三星寨山脚下神潭溪街后的高桥小学，是一座顺坡而建的砖木结构四合院。
面朝街道的崭新综合楼，落成于1964年春天。集办公室教室门廊为一体的砖木楼房，矗立在高出神潭溪街道十几米的半坡上。
明亮的玻璃窗户、宽阔的石柱拱门、厚重的青石条基座还有瓦屋顶上线条笔直的白色脊梁和大门正上方白底红字“高桥小学”四个繁体草书凸字牌匾，这一切都在向当时的人们炫耀着这所学校的辉煌。
两段高约十四五米的青石台阶将神潭街道和学校大门紧紧相连，每次上学时我们从街道拾级而上心中便有了一股渐入圣境的庄严。
学校内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天井被综合楼、左右连廊和后楼环抱。天井青石板铺就，四角桉树婆娑，十二级石头躺梯从天井跃上老楼底层。于是，天井即可用于学生课间操也是学校的露天会场。
后楼“禹王宫”，曾经是湖广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937年，为了满足神潭溪子弟对教育的需求同时也为了响应政府对新学的倡导，当地政府对“禹王宫”进行维修后将其改建为神潭溪第一所讲授新学的小学堂。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小学堂改名为神潭小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神潭溪第一所公立小学。1958年，神潭小学改名为高桥小学。
我们读书的时候，后楼两侧青砖山墙上寓意“福从天降”的硕大浮云蝙蝠砖雕图案还清晰可见。抬眼望去，灰瓦屋顶上瓦松疏密有致，黑色屋檐处“福寿”字形瓦当饱满圆润，青砖上成浮雕状凸起的“禹王宫”三字古朴典雅。这一切都在默默地向世人昭示着这座建筑沧桑的历史。
后楼有三个开间。两侧建筑一楼一底，教室宿舍分布其间。房屋中间，前面有两根边长大约一米的巨型石柱，后面有两根直径超过一米的硕大木柱将整个屋顶支撑，与两侧楼底形成一个可容纳几百名学生活动锻炼的室内操场。
两根方形石柱为整体开凿，边长约为一米，高约八米。石柱外表打磨得平整光滑，四个棱角被精心雕刻成两条相互连接的半圆楞形形状，既好看又不会伤人。石柱安放在一个高约一米下大上小的园鼓形整体石头基座上，最下面直径约为一米八，最上面直径约为一米五。石鼓形基座上面雕有云纹图案和许多人和动物浮雕，煞是好看。可惜文革中也多被毁坏。
体量如此绝大的石柱，取自何处，如何搬运，如何安装到位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当时的劳动人民能够将十几万斤的巨型石柱安放在“禹王宫”确实费了很大的工夫。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想象“禹王宫”曾经的辉煌，以及它在神潭居民心目中的所具有的位置。
后楼东侧耳门外，一条约20米的长廊将学校食堂和一个上百平方米专门上音乐课体育课的开放式大教室隔开；西侧耳门外，一条顺坡而建的宽敞土石阶梯直通一个面积超过三个标准篮球场的学校大操场。大操场虽然只是黄土推平夯实而成，但这个当时全公社最大的操场不仅是学校体育运动场地，也是公社召开各类大会和举行庆祝仪式的地方。
土石阶梯东侧，从上到下分布有大片桔林、菜地、花圃和一处梧桐树覆盖且设置有各种锻炼器材的林园。春季鸟语花香，学生老师在花丛中嬉戏赏花；夏季草木茂盛，学生老师在树荫下阅读休闲；秋季红叶铺地，学生老师在落叶中漫步；冬季桔香四溢，学生老师在果树下收获劳动的甘甜。
63年，我4岁时，就开始去高桥小学上幼儿园。当时的老师是冷远志，我们都叫她“冷姨。”冷姨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心也特别细，小孩们都很喜欢她。记忆中，我们上幼儿园从来没有识字啊算数啊之类的文化课。冷姨不是带我们去学校后面三星寨梁边上的小松林坡里讲故事，就是去学校花园果林中做游戏；每逢周末或节日，冷姨还会给我们发学校自制的小圆饼或米花糖之类的食物；即便在教室里上课，冷姨也只是教我们一些小孩子应该遵守的道德礼貌和如何保持个人清洁卫生之类的生活技能。高桥小学幼儿园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65年上一年级，教我们的几位老师同样令人难忘，如语文老师何书田，算数老师魏全德等。何老师毛笔字写得特别好，无论用毛笔在草纸上写还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他写的字都很好看。那时我们简直把何老师当成了神，——认为能写出如此好看的字的人，那一定是“字神”。魏老师是个女老师，因为特别爱干净且不苟言笑上课时也比较严肃，开始我们还有些怕她。课上得多了，我们渐渐喜欢上了魏老师上课的风格。她善于比喻，把不好懂的算数题通过一些自编的小故事讲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故事幽默切题，上课时常常笑声不断，——尽管魏老师自己并不笑。
上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我们这些7、8岁的孩子对如此重大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但还是体会到学校的一些气氛和之前的不一样。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春秋两季开学时，老师会翻开学生花名册一一点名，自报家庭出身。
我家成分是地主，内心很是羞愧，害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老师点中自报家庭出身。班主任老师是郑淑华，在一个一个点名的时候，我内心一次一次紧缩，点到我名字的那一刻，脑袋轰了一下，神情有些不能自主。正当我还在犹豫报成分时该说多大声音的时候，郑老师居然开始点我后面的同学了。那一刻，内心除了如释重负就是对郑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激。随后我注意到，凡是涉及到报成分的场合，郑老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基本都不会让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报自己的出身，除非她真的不知道。
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照例也要来一次登记，班上来了几个新学生，郑老师在点到一位五大队的新同学时，那位同学嘴巴嗫嚅了几下小声的说出了“小土地出租”几个字。可能是觉得这个成分有些古怪，全班同学都看着他笑。郑老师双眼看着那位脸涨得通红的同学似在通过眼神安慰他，然后对同学们说：“没什么好笑的，出生不好不能怪同学自己。人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嘛。”
学校新门楼右侧墙根外是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坡地，顺着墙根往里走再穿过老楼音乐教室外侧的杂草土坡就是学校公共厕所。因为这里比较偏僻也因为靠近厕所味道大，平时那里并没有多少行人，于是，好多男同学便会在课间时偷偷跑到那里屙尿，——尽管学校早已明令禁止。有一次课间操，我和青元子、跃年娃儿、爱娃子几个人跑到那里，见左右没别的人便开始对着杂草屙尿。七八岁的娃儿屙尿也不安分，我们几个小东西居然还一边屙一边左右摇晃看谁屙得更高更远。闹得正起劲时，那个外号“宠奸婆”女同学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宠奸婆”就将双手蒙住眼睛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好哇，你们几个！和娃子青元子，你们在这里屙尿还耍流氓！我要向夏校长报告。和娃子爱娃子你们耍流氓！呜——呜——”
一句“耍流氓”早已将还没屙完的尿硬生生的憋了回去。在此屙尿已经违反了校规，现在女同学还要告我们“耍流氓”，那性质就变了。首先吓得魂不附体的就是我，一是地主出生，二是当时正好是文革“以阶级斗争为刚”最甚年代。如果女同学将其报告给校长，万一校长或某个老师真的对此上纲上线，其他几位同学会受到什么处罚不好说，我自己不说开除学校，让其在全校师生面前作检讨挨批斗那是一定的。正在手足无措时，郑老师居然又出现在了墙角。那一刻，心里那个慌哦，——巴不得眼睛立马瞎了好什么都不看不见！
郑老师看了看我们几个，又看了看那位女同学，说：“不是早就说了不许在这里屙尿嘛！你们几个没听见？那我再说一次，要是今后再看见有人在这里屙尿，我就真的要报告夏校长了。今天再给你们几个警告一次！听见没有？”郑老师冲着我们几个说。
“听见了，郑老师，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忙不迭的抢在其他几个乡党之前，眼巴巴的望着郑老师，一颗脑袋捣蒜般的点着回答。
“嗯。走，上课了。” 郑老师回头对女同学说，然后拉着她向教室走去。
看着女同学悻悻地被郑老师拉着手向教室走去，我对郑老师充满感激之情！虽然此后的几天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生怕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但害怕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
进入三年级，文革也进入了高潮期，阶级斗争的气氛在学校里也变得更加浓烈。教我们语文的男老师特别上进，对教学流程执行得特别严格。
开学第一天，这位老师早早就来到课堂上，做了自我介绍后就开始点名和报家庭出身。不像郑老师，这位老师特别在意每个同学的家庭出身，要求每个人必须大声报出口。经过一番挣扎后，我心里暗想，点到我时我就大声说出“地主”二字。可真的点到我的那一刻，心里却发了虚，蠕动了几下嘴巴才将“地主”两个字轻轻地吐出口。老师看了看我又扫了一下班上其他同学，说他没听见要我大声再说一遍。听到要我再报一次成分，心中便有了一股火气，“地主”二字也就大声地从嘴里吼了出来。也许是老师没料到我会如此大声的将“地主”二字吼出来。老师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摆摆手让全班爆笑的同学安静下，最后严肃的说：“地主就要接受贫下中农的专政，地主子女就要和你的地主父母划清界限，就要努力和劳动人民靠拢，就要虚心接受革命子女的监督，努力争取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三年级我们开始上作文课，记得那位老师第一次给我们布置作文，题目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老师讲题时说：“同学们可以问问你们的父母，在旧社会是如何被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他们是怎样一年苦到头吃不饱穿不暖的。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同学，你们同样可以写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们可以通过写这样的作文来揭发你们的父母是如何对劳动人民实施剥削的……”
老师讲了好多，心里认为老师讲这些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也就懒得听。那以后，我对写作文便有了本能的排斥。
三年级下学期，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成了陈明俊老师。因为陈老师是学校教导主任，从高年级学长那里道听途说了一些关于他上课如何严厉的传言，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都有些畏惧他。陈老师第一次来到教室给我们上课时，我正襟危坐想给新老师一个听话学生的印象，——尽管我是个并不安分的家伙。
“孩儿们，你们都看到了外面大路两旁的‘状元红’了吧？花开得多红哦，是不是？那你们说说看，如果用笔把‘状元红’花描写出来，你会怎么写呢？”说完，陈老师用期待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遍。听老师叫我们“孩儿们”，心里感到很舒服，觉得老师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很快，同学们就七嘴八舌地聊开了，气氛很快变得活跃。
听了学生们的表述后，陈老师说：“说的好哇，你，还有你，对状元红的描述很生动啊。对呀，写作文就是说话。说话谁不会呢？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写完整，让别人看得懂，让人家明白你的意思，这就是你要写的作文。你们可以发挥想象嘛，校园后面道路两旁的‘状元红’花看上去像不像身穿绿衣服手举大红花的小学生呢？每天都站在路上手举鲜花欢迎上学的同学们。如果再把花杆、花瓣、花芯和叶子描述清楚，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状元红’，你们说，这篇作文好不好？”陈老师话音未落，齐刷刷的“好”字就从学生口中爆发了出来。
陈老师每次上课，都能给我一些启发。有时候，自己写作文时总感到写不出来，或写出来了觉得不好。针对这些问题，陈老师又给我们说：“开始写作文，不要怕写不好，不要怕不通顺错别字多。首先你要敢写，能够写啊，写得出来啊。句子都写不出来，那里能写的好呢。只能写得出来，写的多了，才能错别字少，通顺，才能写得好嘛。所以啊，孩儿们，不要怕人家说你写得差，写得像‘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没有又臭又长，那有短小精干呢。”
后来我们出身社会了，还能写点东西，我想这肯定与陈老师当年的教导有直接关系。
68年，高桥的文革正也火如荼开展着。为了表达对文革的全力支持，学校几位老师连续奋战，义务劳动了好几天做成了一个硕大的半圆形木牌，被横跨着安放在学校后楼那两根方形石柱上面。木牌正面是老师们用凿子雕刻出来的太阳和放射状光芒图案。太阳和光芒用油漆刷成了红色和黄色，太阳中间贴有一个毛主席侧脸头像，木牌最下面是一排宋体浮雕大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还别说，老师们做这个木牌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看上去特别有艺术范儿。那时候，我常常喜欢站在学校天井观看那个木牌。
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将阶级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因为出身不好再加上自己比较调皮，我当时很不受一位老师的待见。有一次，因为受不了那位老师拿“地主”成分说事更受不了他动不动就将其上升到“阶级报复”的高度，于是就和他顶了起来，——尽管我对“阶级报复”的意思并不十分清楚。记得当时我昂起头，边哭边说：“我妈虽然是地主，可我爸是县委书记，我哥是工人，我嫂是知青”。当时年纪小，并不知道“书记”这个名头的真正含义，以为公社干部都是“公社书记”县里干部都是“县委书记”。父亲在县里工作，于是就来了那句“我爸是县委书记。”这下可就不得了啦，那位老师不仅当着围观的学生老师，将我狠狠的批了一通，之后还写了墙报，上面专门将“我爸是县委书记”的那句话写了上去。那段时间，我感觉到十分无助。
我们三年级班主任是数学老师高巾兰，后来她改名叫高鸿了，知道此事后专门把我叫到她宿舍对我进行开导。她不仅善意指出我性格的一些问题，也对我的优点进行了鼓励。那段时间，多亏有了高老师悉心开导，让我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参加工作后，与发小们回忆当年上课的往事时，也曾聊起过那位老师。如果说曾经对那位老师有些怨言的话，后来就完全能够理解那位老师当年的做法了。试想一下，我们读二三年级的时候，那位老师差不多也只有二十七八、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为了追求上进，表现得积极一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末，有次去元滩。听说高老师在元滩小学教书，便去找她。在她的自建房里见到头发已经花白的高老师时，她已经认不出我了。自我介绍后，我们谈起了当年在高桥小学的一些往事，我对高老师承认：“我那时很调皮。”
高老师笑了笑说：“你还真不是调皮，你是自卑，你知道吗？家庭出身地主，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内心深处有较强的自卑感，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更强的自傲。当时有老师总说你骄傲自满你还记得吧。”
真是一语中的啊！看着高老师的眼睛，我说：“高老师，要不是那段时间你对我不另眼相看，我还真不知道后来会怎样。”
“二三年级的小娃儿，那里有什么本质上的坏思想坏毛病，”高老师说：“陈明俊主任你知道吗。他就说过，调皮捣蛋的学生就像有点弯曲的小树苗，老师就要将弯树苗扳正还不能伤了树苗的皮。这话我非常赞同。”
随着文革的深入，正常的上课秩序被打乱了。学校一些老教师，比如魏一政、魏全德、冷远志、赵锡贾、饶继碧等都被挂黑牌游街示众。
68年暑假期间，下两食品站组织造反派在下两区各公社依次召开“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因为天气太热，高桥公社的专政大会地点就选在高桥小学的大天井里。
专政大会，说白了就是对阶级敌人触及皮肉，触及皮肉就是打，往死里打！
记得那天艳阳高照，热浪滚滚。一大早，各大队就将五花大绑的五类分子押到学校。在食品站造反派头头宣布会议开始之前，几个五类分子在造反派的呵斥下将一捆捆青杠棒、厚厚的斑竹块子和柴块子撒到天井四周；紧接着五类分子们反剪双手被人连打带踹的滚进天井里并勒令脑袋触地跪在青石板上。看见五类分子们一个个屁滚尿流的跪在地上，周围的一帮造反派红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听得“开始”一声令下，顷刻间，青杠棒斑竹块子柴块子“噼噼啪啪乒乒乓乓”震天价响成一片，五类分子们鬼哭狼嚎，兴奋的打人者狂笑连连。
很快，就听见有人说“这个不行了，”
“谁？”
“我看看，好像是……对，是魏全德。”
“怪不得，这个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地主婆娘，天天养尊处优，不禁打，拖出去。”
食品站的李明找了两个五类分子将魏老师的尸体连拖带拽的从学校天井一路石梯“乒乒乓乓”地拖到了魏老师自家屋后河边草丛中。
可怜的魏老师，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喜好干净素雅与世无争。她也许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活活打死在自己教书育人的校园内。
时间到了72年，文革的疯狂终于告一段落。小学毕业时，高桥小学也办起了初中班，于是我们又进入高桥小学初中班就读。初一时，一切都好似步入了正轨，教我们的老师也都负责敬业。众多的老师中，教数学的李盛兴老师教语文的陈明俊和杨先元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好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那两年，学校响应政府号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为喜欢文艺，虽然出生不好，但我还是被接纳成为了宣传队的一名队员。记得读初中的那两年，每年寒暑假和夏秋两个“农忙假”，我们都会被组织起来到生产队和临近场镇演出。我们演出的歌舞和剧目大都是当时非常流行毛主席语录歌和其它革命歌曲编排的舞蹈以及像《沙家浜》、《红灯记》这些样板戏中的选段，比如“智斗”“痛说革命家史”等。那时讲究阳刚之气，舞蹈动作大都刚劲有力节奏强劲；演出歌舞的服装也多是清一色的草绿色士兵装或其它颜色单一的服装。演出虽然占用不少学习时间，但我们都很喜欢，对每一次演出都非常期待。
记得72年9月底的农忙假期间，学校组织我们下到公社下面的五个生产大队演出。这几个大队离家的平均距离都有十几华里远。那时候下乡只能走路，所以我们都要求背上铺盖卷。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们不仅要像解放军战士那样打背包，还要求穿上尽量统一的服装。那时候，无论学校或者家庭都不像现在这样不愁吃穿。学校没钱制作统一的服装，家里也不可能为了演出拿钱给子女另做衣服，所以学校就变通要求“尽量”着装统一。记得那一次，我们几个男同学都将自己过年才穿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女同学们也都把平时不舍得穿的衣服穿了出来，个个打扮的像仙女儿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几十个学生身背打得还算整齐的背包，手拿不同的道具走在乡间的道路上，有说有笑有唱有闹那场景至今令人难忘。
十几里的上坡山路，走到目的地已经很累。可到了晚上，演出又让我们每个人变得亢奋。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一年也才放映一两次，所以我们这样的演出很受社员们欢迎。每次演出，院坝里都会挤满观看的人群，好多人年轻人甚至还会一路跟随我们演出队连去几个地方观看演出。
演出让人兴奋，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同样让我期待。那时候食物短缺，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大都是大米加红苕洋芋和时令蔬菜，但这样的饭菜当时吃起来感觉特别香。有一次在二大队演出，那天的晚饭居然是全白米干饭，菜是炒洋芋丝。因为饭菜都是生产队一位姓廖的农民大厨做的，那白米干饭的锅巴特别香脆，炒洋芋丝特别鲜辣爽口。只可惜，那顿饭是预先分配好的，每人只有一碗米饭，吃完后感到特别意犹未尽。
宣传队出演的次数多了，我们不仅参加区里、县里组织的“汇演”还被邻近的公社邀请前去演出。为了能更好地展现传队的实力，参加汇演或到别的公社去演出的一些剧本都是学校老师自己编写和作曲的。记得当时有一个演出时长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歌舞短剧，就是几位老师去农村兴修水利的现场观摩后编写的。其中的几句台词我至今还记得：
……
贫协主任：队长，十二个龙桩基磴（堰塘放水闸口）都已准备好了。
队 长：好，马上安装。
贫协主任：还有困难！（快板）塘底淤泥一大滩，冰块石渣混里边，如果冒然下塘底，流血受伤太危险！
队 长： （快板）主席教导记心间，越是困难越向前，共产党员一声吼，天大困难滚一边！（齐声和）天大困难滚一边！滚，一，边！
……
93年寒假的一天，我们带着这个短剧和其它一些歌舞，去了邻近的人和公社演出。记得那一次是校长亲自带的队。演出那天傍晚，当我和青元子在准备服装和道具时，就看见那个跳独舞的女同学朝我俩走来。女同学是重庆人，当时我们不仅羡慕她说话时的重庆口音还觉得她走路的姿势很好看。正处于青春期的大男孩，面对异性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在别人看来总是有些怪异。女同学是想要我们俩人去帮她搬东西，本来我俩也非常愿意去帮她的忙，却不料阴差阳错说错了话，然后演变成了我们俩人对女同学的推搡。本来只是玩笑似的轻轻推搡，哪知道女同学却哭了起来。正当我俩不知所措时，恰好又被校长看见了。当校长询问女同学是不是我俩欺负她时，她虽然一个劲摇头但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可就要了命了，校长狠狠地盯了我和青元子一眼，说：先去准备演出，完了再找你们算账！
心里一直担心校长的处罚。第二天见到校长时，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从校长面前经过时，狂跳的心脏就差从嘴里蹦出来了，可谁知校长居然没有叫住我。之后几天虽然心里还在打鼓，可校长一直没有找我们，这才让悬着的心放下了。
排练、演出时不时进行着，但我们的学习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谁知73年开学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张玉琴”事件却开始强烈地冲击着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当“不学ABC，照样闹革命”思想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正在发酵的时候，“反潮流英雄”黄帅事件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再一次对我们尝未成熟的心智造成了重创。那一年，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不仅成为时尚也是衡量学生是否敢于“反潮流”的重要标准。记得那时的学校，凡是能够张贴的地方，基本上都被学生给老师写的大字报所覆盖。
70年以后，国家虽然恢复了大学招生，但实行的是推荐制。因为被推荐人的文化水平只作为推荐入学的参考，所以只要你根红苗正大队公社有人推荐，就可能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大学。当然，能够被推荐的实属凤毛麟角，除了自家三代好成分外，上上下下有硬关系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绝大数初高中学生毕业后不是回农村成为“回乡知青”就是下乡成为“下乡知青”。
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初中生在多重事件的影响下对上课并不上心。每天四节课一完，其余时间就是被家长强迫不是扯猪草就是去长滩下面的河里砍 “水白蜡”当柴烧。为了能获得较多的玩耍时间，街上一帮孩子便想方设法尽快完成父母交给的家务活儿。于是我们一年四季不是跑去林场的油菜地里“剐菜叶”就是爬到梁边上八大队农民的地里偷苕藤子。
除了偷猪草，我们也常常在晚上潜入林场和学校桔园里去偷还没成熟的桔子。记得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青元子、爱娃子、春华子去到欧平娃子家里商量偷学校的桔子。欧平娃子满口答应，说把偷来的桔子暂放他家，还主动承担放哨任务。我们几个人摸黑跌跌闯闯地在欧平娃子家和学校桔园之间来来回回爬上爬下三次，担惊受怕地偷了大约20来斤大小不等青黄不一的桔子。在分赃的时候，欧平娃子很是主动的说他出力少些，少分点。因为太过紧张，我们并没多想就草草分了桔子然后往家走。走在半路上，春华子提醒我们说，我们分的桔子好像又小又青。这时候我们都似有所悟，欧平娃子给我们放哨好像也没见他去桔园啦。于是，我们一起去青元子家里仔细查看赃物，眼前又青有小的桔子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升起一股被人愚弄的感觉。
“这个家伙！难怪罗老师说他像刁德一。他还真是个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欧德一’！”春华子愤愤地说。我们几个当中，只有她去下两中学读过初中，文化在我们这群孩子中是最高的，所以说话也最有文学范儿。
74年，我初中毕业后就下乡当了知青，学校也就很少去了。参加工作后离开了故乡，去高桥小学的机会就更少了。可尽管如此，学校的影子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毕竟高桥小学陪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不思量，自难忘啊！”。
九十年代初，高桥小学除了继续开办初中班外，还办了两年高中班，但终因师资缺乏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被县里相关部门叫停。
而今，原来的高桥小学已不复存在，当年的老四合院校园已经无从寻觅，取而代之的是一所集小学初中为一体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且师资和学生规模和当年的高桥小学已不可同日而语。新学校不仅有塑胶跑道的标准体育场，教学楼、电教楼、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也一应俱全。可在我心中，对曾经的高桥小学却总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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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5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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