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1947年出生,香港电影导演、监制、编剧。1975年担任胡金铨助手,开始电视、电影工作,1979年银幕处女作《疯劫》领香港新浪潮风气之先,至今从影四十余年。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1983年、199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1999年、2011年、2014年)得主。
2018年10月13日晚,“许鞍华电影周”将于上海师范大学开幕,“许鞍华:半部香港电影史”研讨会亦将于翌日举办。在动身前往上海前,许鞍华导演电话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
我对上海有一个想象
您拍过三个时代的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及二十一世纪初;您拍过更多时代的香港。我以为,这两座城市在您的镜头里都是“新旧交替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后现代的”),而您看上海的视角是外部的,看香港的则是内部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明月几时有》尤其显示了您呈现香港的历史深度,以及市民日常生活力量的企图。您怎么看待沪港二城的异同?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剧照:斯琴高娃和周润发在陕西南路延安中路的天桥上,面对马勒别墅。
许鞍华:我没有特别想从外来人的角度拍上海,但确实在无数细节里表现出了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可以研究的。比如那些临时演员的脸,可能不是那么的上海人,在香港,随便找个人,我就知道他的脸不对,阶层感觉不对,但在上海我分不清。另外,我很多香港的戏都是讲粤语的,而上海的戏全部都是标准国语,尽管带一点上海口音,但也不是市民通常讲的上海话。首先是这些细节,你们上海人肯定觉得不对了,有点局外的感觉。
我年轻时,其实是从读张爱玲开始,对于上海有一个想象。七八十年代,我看了好多讲旧上海的书,尤其关于杜月笙、帮会、租界。我想所有的香港人都觉得上海特别有魅力,这个感觉是真确的。上海不止是它的风月,还有它的文化,各方面都有比香港大、优越、深厚的地方。六十年代,上海的明星,连理发的、裁缝,在香港都非常吃香,人们以他们为楷模,作为品位的保证,好像穿戴时尚上,上海的东西比较高尚。那个时候反而上海菜是不受欢迎的,不像现在。比如我们家里请客,办酒席,不会吃上海菜的,其实我们连上海菜和北方菜都分不清,觉得北方菜是外乡菜,比粤菜要便宜。不过当时吃的上海菜已经很地道了,我现在都记得吃过什么。我后来再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即便不算风起云涌的革命和各种思潮,它也不光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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