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是一个拥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川西小县，人口在清即有十万人左右。明代学者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有记载。在曹学佺的文章中，叙述了唐高宗仪凤二年，割彭、郫、灌之地置唐昌县的由来。文中叙述的建德草市这种经济现象，后为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引用。
崇宁人文传统深厚，科举发达，宋代即有进士13人，其中有代表性人物为理学名臣张午，与宋蒲江魏了翁为至交好友，《四川通史》有传。明代出了著名翰林姚激、姚溥兄弟，姚激为官清廉，出任湖北潜江任县令，其事迹潜江县志有载。清代268年间，崇宁在乾隆年间即出现了载入四川史册的名翰林蔡时田。蔡时田的诗歌在清代占有一席之地。
清人孙桐峰《国朝全蜀诗钞》载有其诗三十多首。以后陆续参加殿试的即有6人，如米锦、罗郁田等人。清代时期即有举人35人，恩赐举人5名，武进士7人，武举人58人，恩贡12人，拔贡19人，副榜6人，岁贡73人。
崇宁文化在明末清初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644年，张献忠入蜀的屠戮，连年的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这一状态一直到清康熙年间执行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到乾隆年间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崇宁历史上，首位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的即著名文化人、诗人蔡时田。
实行于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断断续续进行了约略百余年。在乾隆年间，崇宁王姓人家也才从什邡高景关移民到崇宁。在崇宁移民浪潮中，梁姓人家从清康熙五十八年移民到崇，经过“插佔”，历经三代，成为拥有数千亩土地的乡绅。在这一过程中，梁姓士绅本着“耕读传家”的古训，一面耕作，一面对其子弟进行儒家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梁姓士绅家族出现了对崇宁政治、文化有影响的众多人士。
同时由于当时战乱，乡村居住缺乏安全感，对后人的教育也是问题，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梁姓家族开始了尔后被人称为“梁家大院”的川西院落的构建。梁家大院原有面积30多亩，到1947年崇宁县政府进行地籍整理时尚有22.291亩。梁家大院原有建筑六千余平方，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有面积2354平方，房屋97间。
由于梁姓家族数代的文化修养和财力，对其所处居所的构建也独具匠心。梁家大院的掌墨师即为在光绪年间曾修被人誉为成都市标志望江楼的杨晏如、杨前生叔侄。杨晏如、杨前生叔侄匠心独具，其修建的梁家大院为川西民居的翘楚。古建专家季富政教授曾多次带研究生来梁家大院考查。
自民国初年，梁家乡绅及其后人，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如辛亥革命，梁姓家族后人即任保路同治会的副会长。积极参加反清斗争，在四十年代梁姓人士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如梁全海等人。同时梁姓士绅也与进步势力有密切来往，如抗战期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卢廷栋、邵从恩等均来梁家大院作客留连。同盟会早期负责人、著名书法家公孙长子更为梁家大院题其门楣，撰写对联。
一、梁家大院始於何时修建梁家大院始於何时修建，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梁家大院始建於同治元年（1862年），但正式的大兴土木应当是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
梁氏家族康熙年间自湖北迁插崇宁，至梁天柱兄弟已是四代（梁氏家谱的谱系排名为红革为天、心正道全、清明光大、立吉万年）。崇宁清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人口只有二千余人，大姓只有苟、马等几家，田地荒蕪。当时“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自清顺治十年（1653年）起，清廷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政策“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雍正六年（1728年）又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亩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五十亩”这些政策吸引了两湖两广大批移民入川。
梁氏先族也加入了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梁氏先族到崇宁之后，率家人力耕农田“力耕居积，家渐饶衍”当时地广人稀，田价极贱“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有圹田不耕，无人耕种而馈赠他人者。”崇宁易氏族谱即载有以一匹布换田二十亩的记载。同时崇宁人口在康熙六年已增至9187户，人口39543人。至嘉庆十六年（1812年），崇宁人口已增至26916户，人口93349人。熟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日益增长，使得梁氏家族已成为地方上拥有数千亩田的绅粮。同时根据传统的儒家文化，梁姓绅粮也加强对后人的文化教育。办私馆以教授族中子弟。
光绪六年（1880年）梁氏族人梁显庭乡试中举，成为了乡绅中对地方政治有发言权的一员。这位显庭公也是对梁家大院的建成甚有功劳的人物。同治元年（1892年）五月，川西地区暴雨成灾，堤堰溃决，座落於北门城壕沟边的水神祠被大水冲毁，良田稻作也被大水冲毁，百姓颗粒无收。县令将水神祠地盘出售，将所得款项以作拯救灾民之用。梁显庭将水神祠地盘购下用来修宅院。並在原天枢桥侧捐资修“镇江王爷庙”，此举得到官绅一致首肯。
二、梁家大院何人修在离崇宁县城西去五里，即柏木河。柏木河有一个有名的杨家大院，即名震川西的木工艺人杨晏如、杨前生叔侄的居所。杨晏如、杨前生精於大木、小工，修房造屋、家俱制作无一不精。杨晏如约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民国初年尚在人世，活了八、九十岁。杨前生虽为侄辈，年纪也只小了杨晏如几岁。杨晏如、杨前生自幼家境清寒，即做木工学艺。杨家与新繁翰林工部主事杨益豫有亲戚关系。杨益豫做工部主事，即现在的建设部。杨益豫在工部时，对於清廷造办处的业务也属於管理范围。大凡宫廷修缮，建造等杨也经常参与。杨晏如幼时即经常出入杨家，耳濡目染听杨益豫谈了不少木工轶事。新繁有一余姓木匠，幼时即从杨益豫在京，与造办处、样式雷等学了不少手艺，后因不习惯北方生活回到四川。杨晏如、杨前生即由于杨益豫的介绍，投师於余姓木工门下，得其真传，无论大木、小工无不精通，成了这方面的全手匠人。
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要修望江楼，经由任丁宝桢幕僚的崇宁人贵东道罗应旒介绍，杨晏如、杨前生叔侄以崇宁东街玉皇楼为蓝本，修建了望江楼。望江楼的修建成功，甚得丁宝桢的嘉许。华阳县令马长卿为此还奖励了他们六十亩田。
同治元年梁家主人梁显庭约了本房亲戚十余人谈了造宅院的设想。当时水神祠的地盘约略30余亩已购到手，要修成个什么气派，需要多少银两等，自然都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宅院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功能，即主人的起居、读书、待客、游乐等多方面的需求。梁家各房也有十来人之多，各房的要求也尽不相同。但宅院的总体建造上应该是一致的，即住房需隐蔽，书房需安静、幽雅，待客要舒适、自然，环境要优美，体现读书人“修身、养性”的情怀。川西地区日照不长，空气潮湿，历来的院落大都以天井院处理，和北方四合院不同。梁家大院的建筑以主要建筑居中，次要房屋在两边，但成中轴对称的格局。但为了在有限的范围体现自然环境，在局部也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格局。梁家在当时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已有足够的财力完成此项规模在当时和以后都算宏大的工程。
主体设想构成之后，梁显庭又请了横山天宁寺住持澹雪，依照舆地风水，根据易经八卦作了堪测。澹雪虽然是佛门中人，对属於道门的舆地一科也是造诣颇深，平时很少与人谈休咎祸福。但对於梁显庭这样财大气粗的施主，自然是不能怠慢的。澹雪拿着罗盘，尽心尽力的选好了地。陆续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建筑，梁家大院的主体建筑已大体完成了。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深受欧风东渐时风影响的主人在大门外又修了一座哥特式砖混结构的门面建筑，並将这座近六千平方的建筑冠名“吉廬”。字也写得气势雄强，“吉廬”二字没有落款，据故老说是崇宁乡贤崇宁藉二品大员罗锦文翰林公写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从砖混结构的门楣进去，跨过一道大门槛抬头一望，门的樑柱上镶嵌着一道熠熠闪光的龙，据老一辈说这是原水神祠的旧物。
严格的说来梁家大院应包括现唐昌北街属於二医院部分，及“吉廬”对面属於原工商银行部分。但现在人们所说的梁家大院仅限于“吉廬”部分，这一部分现尚馀存建筑面积2345平方，房屋97间。进得“吉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天井，围绕着天井四周栽着十多颗桢楠，天井中的花台点缀着十数颗串串红。正对着大门的是前厅房，主要供主人接待客人之用。厅的正中挂着崇宁藉的画家罗一新的露根兰四尺中堂，两边挂着辛亥革命首任都督尹昌衡赠主人联“南园前問思贾语，西川后起得雄文”。尹昌衡虽为日本士官生，但也是秀才出身，字也清迈不俗。正厅房右侧为后厅，此为主人所置私馆，为教育后代办的专馆，名塾师马荩臣、孟育森曾值教於此。后厅侧置一湖石假山，玲珑剔透，沿花墙侧有七里香一株，夏时白花成串，大街上也闻着馥郁的花香。前厅左侧为过厅，有一圆形月光门直通二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四周厢房排列有序，这些厢房有的是客人住所，有的是管家办公场所。穿过左侧通道是第二道院落的过廊。过廊侧有一假山，假山旁植芭蕉、翠竹，浓荫蔽日，清风送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过了过廊，正对的又是一个院落，门楣上书着“小蓬莱”三字，是川内名书家谭石门的手笔。汉碑味的书法清刚劲肃，门楣两边的石刻上刻着一幅对联“种菜灌畦新活计，牵萝補屋旧家风。”这是民国期间曾任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梁正昌的手笔。这是主人的书房，院落天井的花台显然是清时旧物。四角是异兽负重，做工精细。从仅宽一米，长三米的过道进去，眼前豁然开朗，院中竟然是二棵高达二十多米的银杏树。银杏摇青聳翠，枝叶繁茂。院中有一口井，院内主人，烹井煮茶，井水甘冽，清甜可口。这棵古银杏是清道光时的旧物，主人相信树茂人昌的道理，对这古树精心呵护。
造园者在这仅仅二十余米的地带，就布置了廊桥、假山、天井三个空间，连接小廊的小厅堂墙上洞开一排格式漏窗。空间的转合，明、暗、大、小的变化，充满着杨氏叔侄的匠心独运。在众多的房屋、院落和天井组合中，运用大量的长排窗带屏风窗的格子门间隔，使复杂的布局井然有序，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山重水复、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里曾有一段知青甜蜜的日子！
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终身难忘的感情！
维修中的梁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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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3 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