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
二月河本命凌解放，1945年出身军人家庭，21岁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1978年转业，40岁开始文学创作，历时4年完成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一举成名。其后又先后完成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这些作品不仅先后在香港、台湾推出繁体竖排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进一步推动了他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2006年，二月河的版税收入至少1200万元人民币，为该年度中国作家的第二名。此外，他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到今年已经连续履职15年。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及据此改编的影视剧，继承了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笔法，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以“兴废争战之事”为小说核心，融历史、人情、侠义、公案小说于一炉，内容丰富，情节起伏跌宕，在故事中经常影射作者对当下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诸如腐败等等。一些类似人生格言的句子和台词，也颇受读者和观众喜爱。
作为个体，二月河努力笔耕，以高中毕业的文凭成就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的身份，这种奋发向上的尽头无疑值得倡导和学习。他为人处世有淳朴的一面，对腐败深恶痛绝，这无疑令人称道。就个人价值实现而言，二月河无疑获得了成功。
但是，二月河的历史书写一直饱受争议。一方面，部分评论者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功给予好评；另一方面，历史学者们从两个角度对二月河给予了批判：一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中充满了不少史实错误，二是他将康熙、雍正、乾隆塑造为明君形象，不仅价值观错乱，而且严重误导了读者和观众。部分文学评论的赞誉，和历史学者的批评，形成了立场截然不同的两极。
其实，评判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可以有文学与历史的标准。无论是以文学的标准来考量，还是以历史的标准来参照，二月河的作品都大可商榷。
首先，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那么，首先必须以文学标准来衡量。如果说，文学即人学，必须以人为标准作为衡量尺度，那么历史小说也适用这一标准。在二月河的小说中，主人公是被作者视为“明君”的帝王。在他笔下,康熙、雍正、乾隆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政治理想，他们忧国忧民, 不惧困难，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在私德方面，他们在自我修身和日常起居都以身作则，令人肃然起敬。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作者刻意回避了清代建政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且从未解决的满汉矛盾，而专制王朝对民众的压迫和奴役也消失无踪，更不必说这三位专制帝王的残暴独裁和非人性。历史上最醒目，尽人皆知的民族大屠杀，以及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文字狱，都被二月河改头换面，其血腥和残酷的一面得到了精心的掩饰。
其次是历史的标准。作为虚构性质的历史小说，二月河不必为史实错误负责。但是，它必须接受历史基本标准的检验。二月河曾说，自己写的是“落霞系列”,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整个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但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对君主统治下的专制社会体现足够的批判和揭露。二月河曾经批评姚雪垠的《李自成》把农民起义搞的“高大全”，但是，二月河自己的清帝系列小说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康熙、雍正、乾隆的歌功颂德，让读者和观众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以康熙而论，他固然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他过分维护满洲贵族政治和经济特权，制造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由禁止传教士导向闭关锁国等，都是其明显的缺陷。毋庸讳言，这三位皇帝都有其精明强干甚至作为最高统治者优秀的一面，但是，他们的罪过也同样明显。此外，在历史学界，人们公认唐代的“贞观之治”为盛世。但是，对于康雍乾三朝为盛世的说法，尚存许多争议。
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写过小说，也写过杂文和历史著作，他以两句诗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创作总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样的写作，不仅赢得了大量作者，也让人肃然起敬。与之相比，二月河通过个人奋斗达到成功值得称许，他的勤奋也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他留下的文学作品，读者却需要谨慎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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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7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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