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环境中的低欲望陷阱

鼻涕虫妖怪

    低收入事实

    个税改革了，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收入明显增加了？更何况，这还是不考虑通胀前提下的浅显感受。如果考虑通胀，别说个税改革了，恐怕连工资涨幅都赶不上这速度。

    2018年，统计局口径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今年，统计局口径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月收入2000元至5000元，月收入高于1万元的就属于高收入群体了。当被媒体指出前后标准不一后，统计局立刻发声解释称，这次时间利用调查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间收入组”的概念。”至于什么水平才属于中等收入其实并不重要，重点在于即使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当他们面对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这三座大山时，他们的收入到底低不低。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没必要多解释，你懂的。

    综合猎聘网、智联招聘等几家招聘网站发布的数据看，全国薪资收入水平在8000元/月以上的只有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外加杭州等强二线城市。其他地区薪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这个标准，最低的东北三省地区平均薪资收入水平刚刚超出6000元/月。



    实际上，这些数据其实还是偏高的，因为统计口径都基于各方自身后台招聘数据。但是，并非所有企业都会通过猎头招聘（通过猎头招聘的企业会把相关薪资待遇数据提供给猎头，如果仅仅挂个广告并不代表实际薪资就是广告上所列示，而且，很多招聘广告的薪资待遇都是“面议”）。同时，很多中小企业开出的薪资水平也并不如招聘广告上所注明的那么高。

    因此，每当发布薪资水平数据时，市场上大多数人的反应往往是“自己又扯后腿了”，这种数据与实际感受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此。

    由于我国薪资收入的客观差距，平均数经常远高于中位数。平均数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甚至会高估实际情况。

    所以，关于收入的数据经常带有迷惑性。仅从表面数据看，年年都在增长，而且是没有回调的增长。但是，人民币对内购买力却长期处于贬值周期，收入增加与购买力下降对冲后的结果只有大众亲自感受最为深切。2017年，华西都市报有报道称，1000元购买力8年缩水424元。

    从当前一代人的反应看，人民币对内贬值的速度应该是高于收入增长速度的。否则，也就不存在2亿多单身人群以及人口出生率降速的担忧。

    眼下的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今年年底掀起了一波裁员潮，有些人这年是过不好了。在背负着“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这些新三座大山的情况下，排在小康线外的人充满焦虑、恐惧和担忧。在这种氛围中，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钱”，而收入则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追求目标。收入水平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判断。

    无解的陷阱

    就在圣诞夜当天，中泰证券发布的《第三代“婴儿潮”的消退：40年未见之变局》报告传遍了网络；而圣诞节那天，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从各地出生人口的同比下降数据来看，2018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500万，甚至跌至1400万左右的水平。

    今年，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7.13‰，略升0.0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下降1.51个千分点。





    至于国人为什么不生娃了，相信大家心理都有数，我也不想多费笔墨。是什么力量把人逼到连孩子都不想生了？对于生育的欲望源自于人的本能，逆向思考，事态已经发展到能够让人违背自己的本能，情况该有多严重呢？



    人口问题已经摆上台面，无法逃避也无法忽视。二胎政策的效应近乎枯竭，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中的单身人群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中国的人口变化正如联合国先前所预测的那样步入拐点。

    行为是内心的表白，国人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在当今这个社会上，任何时刻都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拜金主义。然而，回过头后，大家却又都在努力赚钱。

    低收入环境形成的负面气氛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十分巨大。所谓“低收入”表面上指收入过低，可之所以“低”是因为有比较、有差距。“低收入”除了字面意思外，还有一层含义即差距过大。收入与收入之间差距过大，收入与价格之间差距过大。

    不患寡而患不均，单纯的贫穷并不会影响心理情绪，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但社会情绪却不像现今这么敏感。差距导致一部分人放弃自我、导致一部分人为了追赶差距而不断下调原则底线、导致一部分人产生了优越感拉长了鄙视链进一步激化矛盾。

    在此基础上，再配以固化的阶级划分，底层人群看不到上升通道。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自暴自弃行列中。当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扩大到无法填补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被迫降低自己的欲望向现实妥协。这就是日本的大前研一所提出的“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社会除了是一种社会现象外，还是一种经济陷阱，与低欲望社会概念最相匹配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低欲望阶段的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会降低，市场整体发展会减速甚至停滞。当前，国内娱乐行业与游戏行业之所以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异军突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自于吸食精神鸦片的群体在不断增加。

    低欲望社会现象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将很难逆转。这批群体的磁场会逐渐扩散影响到其他人，能够改变这种现象扩散的方法就是对既有体制和机构动大手术——改革。可是，这种改革伤筋动骨，所要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不打破阶层固化的局面，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未来，想要既不付出代价又要改变当前市场僵局，实在不太现实。

    年轻人放弃未来、丧失斗志、处事消极。社会中坚劳动力的懈怠所带来的交接危机。经济发展人才补充跟不上，社会上待就业人口明明很多但企业却依旧招工难。

    目前，国际上低欲望社会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日本。整个日本人口负增长叠加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被迫延长退休年龄。同时，超激进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叠加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把宏观调控空间彻底耗尽，其国内以消费税为带表的各种税收上调用于稳定财政收支。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时至今日，“失去”依然在继续，低欲望社会正把日本推入滞涨泥潭。

    此前，国际社会与国内学界都有观点认为中国非常有可能步日本后尘。之后，这种声音被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信心”。但舆论如何引导是一回事，实际情况是如何演变又是另一回事。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历史重要节点，有时候，正面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从供给端看，大山有三座，而从需求端看，大山只有一座——收入太低。如果说房地产、教育、医疗这几项问题不能从其本质上入手解决，不妨换一个思路，从需求端解决问题。毕竟，解决一个问题的成本总比解决三个问题要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