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悠然南山 · 发表于 2019-3-20 19:21

很多人都把当年知青下乡理解为，彼时大量就业人口堆积，政府没有办法安置，只好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把大量城市中学生送到乡下，减轻城市就业人口巨大压力。当然，也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伟人所说，那里是一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这个大有作为，究竟是知青们能够造出原子弹还是氢弹，还是能够建造南京长江大桥，就不得而知了。）

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很大市场。前者让人充分理解知青政策出台苦衷，后者则更有后来人振振有词印证——说是一大批知青后来都成了各级政府部门栋梁之才。总之，两种说法都给予当年知青政策打圆场，言下之意，知青下乡算不得什么文革错误之一，不过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甚至还是个让当年知青得到锻炼的绝好机会。所以结论依然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

正是这种逻辑支持下，一部分知青以及没有知青身份的人，居然津津乐道高喊什么：青春无悔，还激情澎湃的高唱什么《我们这一辈》。硬是活生生的歌颂苦难，怀念痛苦。不能不说，实在是匪夷所思！

当然，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既然有必要，为什么文革结束后嘎然停止这种做法？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为什么云南知青集体上访，最终迫使高层果断放弃知青政策？

其实，知青之所以被下放到偏远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远离父母家人，中断正常学业，创中外教育历史罕见的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最真实的原因，以上两条都站不住脚，我们只能从高层一以贯之的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中去寻觅蛛丝马迹，只有在那里，才能够找到被人忽略，被人隐藏的秘密。

我们知道，49年以后，乃至以前，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高层对待知识分子的策略便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有那样，所谓知识分子固有的“毛病”——独立思考，不服从权力的魔棒，才能够在新政权的医治和驯化下，得以去掉。

也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大量49年以前民国时代的各类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才不断的被改造，被驯化，渐渐成为新政权需要的建设人才。也是在这种立理论支撑下，才有当年政治术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大行其道！所谓高贵者，自然是指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而卑贱者则指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

所以，我们在文革鼎盛时期电影《决裂》里，才可以看到凭巴掌上的老茧可以上大学，而教授可以被讥讽“马尾巴的功能”。一句话，那些掌握知识，向往真理，不畏权势的知识分子，必须从人格，心智，自尊诸方面都被彻底打倒！只有他们都变成像工农大众一样，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质疑精神，只有盲从，只有服从，只热衷于做螺丝钉，那才是党国需要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理清这个历史线索后，大约就搞清楚知青政策的来龙去脉了。（当然，从理论上讲，既然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为什么偏偏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不同时，或干脆都到工厂去就业，也一样实现这个理论？这其中的解释应该有二：其一，一则工厂空间有限，不像农村广阔天地，无法容纳文革时期停课积压的中学生，再则相比之下，农村比较工厂，农民更愚昧落后。）

可以想象，当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中学生，本来应该按部就班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不但知识结构提升，重要的还在于随着学习能力提高，知识面的扩大，明辨是非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却一下子被粗暴的腰斩！中断正常学业，不再学习书本知识，不再系统学习相关技能和探索真理，而是远离父母，远离文明程度高于城市的乡村，把自己仅仅变成一个在农村并不合格的简单体力劳动者，变成一个与落后愚昧农民并无二致的群氓式的螺丝钉，对于统治者，是多么大的福音！

放眼望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容纳了那么多的青青学子，就算是文革中，曾经有过革命鼓动起来狂热激情，但，没有起码的人文素养知识，缺乏对制度建设的批评声音，随着岁月流逝，一个个都沉沦，堕落，自甘平庸与碌碌无为，而且还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不再回到文明程度相对高于农村的城市，那些拍脑瓜子干大事，干糊涂事的决策者们，不就再也没有人敢于起而抗争了吗？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知青政策，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客观上确实如本文开始所说，缓解大量文革时期堆积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却是悄无声息的实现了对八九点钟太阳般朝气蓬勃年轻人，所谓的知识青年的绝对控制，使其不可能批量产生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式的反叛者，这对于当年国民经济濒于溃崩的决策者们，该是何等的高枕无忧！这样的决策，当然是熟读二十四史的决策者最希望看到的古已有之的治国良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绝佳结果！

至此，我们应该窥探到当年知青下乡运动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