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流浪汉网红背后：读书是一种高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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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流浪汉是什么人？有人扒出了他的名字:沈巍。沈巍是什么人？有人说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在上海某区的审计局工作，后来因为生活变故，成了一名流浪汉。沈巍说，那是胡说八道，他只是上海一所普通大学毕业，的确进过体制，但没有所谓的生活变故，他提出过垃圾分类，喜欢流浪，喜欢读书。

沈巍读什么书？《战国策》《左转》《了凡四训》《聊斋》《诗经》等等，他一出口，就惊掉了旁人的下巴。

他说：
“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广交朋友，博览群书，诚信待人，宽厚处世。”
他劝人要读书，说大家认为他很了不起，只是因为大家书读的少了。他说：
“你们买衣服几百几千，你都不嫌贵，一本书十几块，你们还觉得贵吗？”
在物欲横流的魔都，沈巍的话如同一股清流，让网上网下为名利追逐的人们种下了菩提的种子。

于是，路过他身边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施他予钱。他拒绝，他说，我不是乞丐。

大家侧目，称他为“先生”，甚至还有人说，“大师在流浪，小人在殿堂”。

如果某些单位今年有评选“最美”系列评选的话，我掐指一算，沈先生至少可以获得“最美流浪者”“最美读书人”两项大奖。

网络绝大部分人对沈先生的善待，让我感觉正能量满满。特别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生活落魄的流浪汉还不忘读书的励志故事，而不是饱读国学经典生活落魄的读书无用论。

说到底，这是一种对读书的正向激励：即便你生无所依，读书也会让你获得社会的尊重。

读书是实现社会阶层正向流动的最好方式。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的作用被制度化的固定下来。

唐太宗看着应试的举子说：“天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宋真宗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于是，天下的俊杰之士，通过读书科举出将入相者不计其数。许多人终生皓首穷经，只为一朝登得天子堂。

自古以来，读书就是这样改变着人生，读书人自然也赢得了世人尊重。只是古人这种读书的选择，多半是带有功利的性质。

如果一个人读书能够完全摆脱功利心，那更容易赢得社会的尊重。上海的这位流浪者显然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中青报首席评论师曹林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他出差回京坐高铁在车上看塔勒布的《黑天鹅》，引起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乘警的注意，曹林写道：
他（注：乘警）说，火车每天往返几趟，日常工作的间隙，他就坐在这里看书，一年可以看150本。――每年读150本！一句话就“碾压”了我，我读书算多的了，一个月可以看4－5本，一年最多不过才60－70本。他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人类智慧小史》――英国坎布里亚大学哲学教授科诺的作品，我以前翻过，没看下去，讲的是神话、宗教、文学、占卜和魔法，一本了解人类智慧发展的微型百科。他说，我看的都是这种量级的书，其实并不难读。
……

他（注：乘警）还介绍了另一个读书经验，书不必买了读，借了读可能最有效率。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全民阅读”上投入很多，公共图书馆资源很丰富，要学会使用这种公共资源。他的借书卡就被他用到了极致，翻了下他最近借的一些书：《求知简史－从超越时空到认识自己》、《锻炼改造大脑》、《盲眼钟表匠》、《神秘的量子生命》、《感谢不完美的自己》、《超人类革命》、《未来食材的N种玩法》――他指着最后一个书名笑说：这本可不是教你怎么做菜的，是谈生物工程学的。

接着话题就开始在各种我基本听不懂的学科间穿越，从人脑结构到神经网络，内啡呔和多巴胺――还好，多巴胺我还算听得懂。再说到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还好，前段时间刚看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可我一说作者，他根本看不上那作者，说人工智能最好看哪个作者的哪本书。然后说到科幻小说和社会工程学，复杂性科学、博物学、生物进化学。唉呀，博士一年级上学期“科学逻辑和哲学方法论”一学期的课，都被他讲透了。高深抽象的理论，他一两个比喻，就能让人听懂，显然他自己是真读懂读明白了。他还聊到了当下一些热点，咪蒙啊，方舟子啊，知乎啊，NHK的记录片，快手抖音，女权主义，量子纠缠，引力波，自私的基因。神啊。
神啊，这个高大魁梧的乘警就这样吸了曹林的粉。曹林尊重他，并不止于他的爱书博学，也包括他读书的非功利心。

更进一层，读书还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引导他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高中时我们住集体宿舍，我上铺个子很矮，形象一般，成绩也是一般，有一段时间，他仿佛走进了生活绝境。他的父亲离世了，靠哥哥供养，他亲爱的女生也离开了他。他消沉了。老师甚至怀疑他要出事情。
有一天晚上他在床上突然自言自语：
“只有书不会欺骗自己，也只有书是靠得住的朋友。”
从此他发奋念书，考上了大学、研究生，最后考到北京一所知名大学读了博士，最后成了一个知名的专家。

如果不是读书，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


去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我在北大参加一个培训班，有感于北大的读书环境，我记下了一段文字《在北大读闲书》，其中有写道：
读书是一种打开世界的方式。

俞敏洪刚上大学时的困难许多人都有碰到。我的同级校友谢有顺也有着一段相同的经历。

谢有顺说，他在县城上中师时，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很有限，文学期刊更是不易看到。他所阅读的四大名著也是前后掉页的那种。后来在大学里，他恶补了阅读的不足：

“那时成天逛书店，泡图书馆，等每一本新期刊出来。也常常在宿舍熄灯后，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我是宿舍里睡得最晚的人，平时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我把多数时间都用来读书了。”

2013年，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

“我年轻时就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的书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就是读书。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北大旁听生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26岁的浙江浦江人柳哲辞去了工作来到北大当旁听生。他在北大经历了诸多的艰辛，生活所迫，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住进储藏室。为了能进图书馆读书，千辛万苦地找教授做担保。经过数年的旁听和阅读，知识不断积累，李终于成长为一位独立学术研究者，创办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等公益机构。

通过在北大旁听获得成功的人远远不止柳哲，还有毛泽东，他先后两次到北大旁听，在图书馆里读书，在这里遇到了爱情，遇到了共产主义。

另一位在北大旁听、阅读成名的是著名散文家、翻译家金克木，他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他是1933年带着微薄的薪水来到北大旁听的。1935年，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个职员的位置，负责借书还书的工作。

此外，沈从文、瞿秋白、陈毅、丁玲、冯雪峰、柔石、李苦禅也都有在北大旁听、阅读的经历。

同行的朋友还告诉我，由于久受熏陶，这些年一批北大的保安考上了本科甚至研究生，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读书就这样为许多人打开了新的人生大门。

南怀瑾说：

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不在庙里，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现实。要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坛城。

对于以读书为道场和坛城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就是最好的修行。

相对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长度太有限了，因此，我们必须借助读书来完成知识的传承，延续人类的发展。

在读书中，我们同古人称兄道弟，同后人交流探讨。我们了解世界，感知未来，我们的灵魂不知不觉之间变得明智、轻灵、庄重而又善辩，智慧达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人类几千年的可考历史中，技术飞速发展，但人性的进步却是微乎其微。怯懦、自私、狂妄、贪婪等等弱点几千年来都一直伴随着我们。

于是，通过读书，我们聆听了一些高贵灵魂的教导，一些历史教训的哭泣。我们读的是书，也更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创伤和先天不足，更是纷繁复杂的人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谦逊，养成恭敬的习惯，表露出自然的谦和与内心的善良。

就如林清玄所说的：“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
想想近年自己的读书经历，也是感受颇深。年少时读书，多为考学的无奈，中年读书，似乎要淡定从容了许多。我当时写到：
读书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读闲书。

至于何为闲书，实难定义。实在要说，就是那种可读可不读，可记可不记，可理解可不理解的书，或说，不带功利和压力去读的无用之书。

俞敏洪进北大第一天走进宿舍时，看到有个同学躺在床上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就问那个同学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的同学没有理他。俞敏洪感悟到进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还要读大量大量的书，否则就没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他把《第三帝国的兴亡》读了三遍，然后找到那位同学想一起聊聊，没想到对方回答说：“我已经忘了。”

读闲书的真义就在于不求甚解，在于过目便忘。

少年时，想读闲书却是一种奢望，因为除了考试需要以外的闲书，多数都是父母和老师所不许可的。

初中时《射雕英雄传》大热，学校旁边租书店的老板将一本拆成三本分头出租，好不容易排队租上，却因上课偷看被老师当场缴获、撕毁，最后落得赔书了事。高中时看了陈肖人的中篇小说《黑蕉林皇后》，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情节有多深动，而是因为这几乎是我高中时代看过的唯一一本闲书了。

步入中年，时光辜负了梦想，青春在不惑中消失。人生却也多了几分从容与淡定，开始了真正尽情阅读闲书的时光。

十年前喜欢品茶，阅读了不少茶经著作。一天看王国维的人生三种境界，有所启发，便草成小文《喝茶的境界》发于个人博客上，自己便忘记了这件事。没料到此后数年，这个观点在网络上广被引用，甚至抄袭。

中年再读《文化苦旅》，心中已经不会再把余秋雨当作膜拜的偶像，但不觉中年轻时粪青一样的笔触被余秋雨的恢弘壮阔同化了。一次写《斜滩往事》，回忆民国时期龙滩古镇的繁华，一位陌生的读者留言说，文章让她想起余秋雨的《文明的冲突》或《文化苦旅》。

我心里拜谢余秋雨，但说实话，中年时所读过的他的作品，如果没有提示，我是一篇也想不起来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的。

记得记不得不打紧，读闲书，少了功利目的，更能涵养精神境界。而且通过阅读，知识增长了，视野开阔了，意趣广泛了，胸襟自然也就宽阔了。

我的朋友平川说：读闲书的感觉，就是生命的自在漫步，就是心灵的愉悦漫游，在生命中也委实是不可少、更不可缺的。

正如李清照的诗：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大学时老师讲《论语》，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有两种解释，一种说“优”是“优秀”，另一种说“优”等同于“悠”。两种解释的实际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学习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是“贼夫人之子”。

想起了北大神童李书磊。他14岁考上北大，前后在北大呆了十年。后来他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福建省宣传部长、北京市纪委书记，现在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还是文化评论界的知名学者，曾出版《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等专著。

对于做官、读书，以及知识分子与理想等话题，李书磊都有过深刻的论述，他在旧文《宦读人生》里说：

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他还在《关于精神》里写到：

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其实，宦读人生古来已有。比如清朝的曾国藩，一直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虽然智商平平，但最终为官为文都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

做官是很磨人的事情，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就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官员读书，最重要的倒不是致用，而是通过读书养心、悟道，达到内心的平衡，人格的健全，精神的皈依和灵魂的敬畏。如此，我们就会更少地听到关于官员抑郁自杀甚至腐化堕落的消息了。
比较起来，国学之类的书对于上海流浪者沈巍也是闲书了，想必他在读这些闲书之间，定然可以忘记人世间的纷扰与忧愁吧。

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叫蔡历的人批评网络把沈巍当“大师”的文章，感觉很好笑：
总体来说，这位“流浪大师”应该是流浪界中最爱学习的，而且，学的是国学、儒家经典。无论如何，这种热爱学习的精神，尤其是在艰难环境下依然如此热爱，都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但是，从其所阅读的书籍，阅读方式，以及他所对经典的阐释来看，这位大师，应该只是一个国学发烧友，一位刚入门的学习者，尽管有一些学习心得，但是，还远称不上深刻和准确。

这位流浪者所展示的书籍，都是初学者所用的现代人译注版，而且都很新，不是经过多次阅读的那种。但凡对传统经典有了深入地了解，就会知道，现代人的译注充斥臆断、扭曲和胡扯，是决不能信赖的。研究儒家经典，一定要越过现代人，研究古人的注解，唐朝的、宋朝的，明朝的，清朝的，尤其是清朝的。我之前多次给朋友提建议，学习儒家经典，一定要看清朝的注疏。因为清学的核心在考据，在文字考据上是集大成者，一书在手，就能详知一字字义在历史中的流变。

譬如，《论语》一定要看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孟子》一定要看焦循的《孟子正义》，《尚书》一定要看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一定要看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礼记》一定要看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左传》一定要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应该算民国人，但学风继承了清朝考据学。

但绝非说，只看清朝人的注解就够了，依然不够，因为清朝也有清朝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整体上对经学信心的崩溃，就是在晚清发生的，与考据学有着密切关系。对清朝人所极力批判的朱熹，也是务必要看，《四书章句集注》必要反复阅读。如果有时间，还要看看《朱子语类》、《朱子全集》，这些都是大部头。
妈啊，如果一定要看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才能可以成为大师，那这个世界基本就没有大师了，或者说，那要成为大师也太容易了吧。

只是这个蔡历不知道，许多人读书读的只是闲书，并无所谓什么大师不大师的，就如那位网红流浪者沈巍，所要的只是自由的流浪。

哦，不，应该称他为沈先生。

随缘31

读那么么多书，变成流浪汉真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