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情怀——学人情怀尺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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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生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次日上午，他独自来到颐和园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其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在王国维的灵堂中，陈寅恪独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并有挽联送悼：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交口称赞，推为挽联中之绝品。

　　适值仲春，玉兰绽放。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中，观者可一睹陈寅恪手书之底稿，以及其他共130位学人的手札。前贤遗墨，片语吉珍，如尺牍缄札一类，非得亲炙作者手迹，方能体会其中温度。

　　非守旧，实为赓续文化命脉

　　以陈寅恪的这副挽联而论，其中的“累”“玄”二字，简体字已经难以复其原貌，而陈在手札末尾分明亦有所强调，字旁加圈者有“累”“玄”两字，“累”字若写成这样恐人读仄声，“玄”字若写作那样则有犯庙讳，“求书时注意及之”。这般讲究在今人看来或许陈腐，但在寅恪先生则别有深意存焉。因为王国维曾在遗书中委托陈代为整理书籍，故而联句中有“五千卷牙签（指书籍）”“谬承遗命”之说。

　　要紧的是，正如王国维之死并不像一般庸常之辈理解为遗老殉清之类，陈寅恪要承继的，当然也不仅仅是那五千卷藏书。在写给王观堂（编者注：即王国维）先生的挽诗词中，寅恪先生一再痛感“文化神州丧一身”，“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内中的伤惋与共鸣，已经揭橥了王国维之于华夏文化的生命意味，也无意间预示了自己将要担当的命运。明乎此，才能读懂面对日后的变局，陈寅恪何以冷眼事外，以惊人的顽强壁立千仞，他要赓续的不仅是岌岌可危的文化命脉，还有深蕴其中的人格力量和思想境界。

　　今人谈论王国维与陈寅恪，多源于学术上的高山仰止，而对两人的眼界、精神所抵达的深邃与高远，则大多茫然，更遑论亲近二者的生命状态。有趣的是，两位巨子灵魂上的契合，首先不在时人以为的“守旧”，而在于他们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之痼疾的明察。比如王国维早有感慨，“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又说，中国文化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陈寅恪亦有此洞见，“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他们所说的“美术”，其实指的是“美学”。

　　很难想象，如此尖锐的价值批判，出自两个看似抱残守缺的“遗老”笔下。惟有认识到他们对于纯粹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推崇，才有助于我们走近二者的作品和内心世界。

　　非相悖，与西方学理相融无间

　　“尺素情怀”主题虽在“清华学人手札”，涵盖的内容早已超越清华一所学府，几乎囊括了百年历史上一多半的士子精英。

　　相较北大的叱咤风云，清华要沉静得多。若非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名义重现视野，不少人或许不知道清华还有过国学研究院。如今，四位导师以及众多前辈的手札和遗像，赫然在目，俨然一个个无比鲜活的生命。

　　尺牍、函札，原本重在实用，后竟演发出一种独立的文体甚至书牍文学，自先秦及清，蔚为大观。它是散文和小品文的姻亲，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和行款，比如上下款的称呼、世代相传的习用语等。试看曾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致瞿启甲（晚清四大藏书楼主之一）的信函：

　　秋间放棹珂乡，饱阅琅嬛秘籍，书缘眼福，冠绝平生。又复饫领盛宴，感谢何以。

　　寥寥二三十言，两位学者的斯文雅兴，彼此的家世交游，跃然纸上。

　　再看周诒春如何婉谢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欲聘他为“清华大学筹备顾问”：

　　接奉惠书，敬审贵校有改办大学之举，重承不弃，笼以筹备顾问，虚衷盛谊，感纫何言。

　　可算是典重而稳健，知进退，守礼数。

　　游目于先贤手书，最可惊诧的便是文言尺牍竟有这般弹性和生命力。那些西方学理完全可以和古文的雅洁并行不悖甚至相融无间，汉语的能量、门类，也由此大大拓展了。举凡数论、微积分、地质、考古、化学、机械学、经济学、逻辑史，无不可以纳入清华学人的谈说范围，可谓洋洋大观，包罗万象。而且话题由专业之外，兼及国家政治，友朋往来，个人遭际，风物人情，风格或骈或散，或雅或俗，信手拈来，多所变通。彼此研究的领域或有霄壤之别，但写家于文白之间的余裕，对汉语的挚爱与惜护，则字斟句酌，历历可见。古老国家即便面临巨大转型，成熟的语言亦能自具调节功能，为汉语书简注入新的声色。

　　非快餐，文学形式吁求多样性

　　很难知晓，前往展馆的观者有多少人在意这些手札传递的密码，或曰，这是小事吗？

　　相信自幼受惠于私塾教育的胡适，写一封那样浅白的书信，无疑需要莫大勇气；亦须知熟谙西方经典的王国维和陈寅恪，偏要守千年古文的老规矩，其实更具远见卓识。

　　清人孔尚任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盖尺牍一体，即古之辞命，所云使四方能专对者，实亦原本风雅。人但知词为诗之余，而不知尺牍亦诗之余也。”这是古人第一次将尺牍和诗词等量齐观。在跨度百年的“尺素情怀”展中，清华学人将尺牍也写得诗情烂漫。一些自称于诗词之道“生本门外汉”的科学家亦操笔而吟，譬如在电化学、生物化学领域都卓有建树的黄子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呈梅贻琦校长的诗稿：

　　鼙鼓声中燕市惊，江关萧瑟一身轻。

　　六年颜巷同瓢饮，风雨鸡鸣最怆情。

　　水木清华一梦间，梅花细雨忆关山。

　　玉京本是仙游地，汉使乘槎八月还。

　　从一个电视电邮、微博微信，以及手机公众号所营造的语言场，忽然跳回“尺素情怀”的时代，笔者尴尬在于，时时感到自己形同野蛮人。前人的手泽如同一道温煦的风景，让人如沐春风，却也无以自处。如果你期待的信息，是几句话就能明了主题，甚至一个表情符就能满足一切，那绝无可能从这样的展览中获得任何滋养。甚至陈寅恪毕生坚持的书写，在现代人看来也只像一个古董或怪物。

　　这可能是从严复到王国维最担心的事情，他们追求的古雅，其实是捍卫文学形式的多样，以及多元形式中的秩序感。

　　返回历史与文化的十字路口，书札原就是一种贵在自由的文体，一般都是随事敷文，脱手而成，不容作者有过多的修改和雕饰，正当中西大潮碰撞之际，写家的笔底毫端，就有了唐宋人难以想象的社会情状。而作者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也比明人小品更多了一层活泼的真性情。

　　它们如同古宅大院之外的青苔与野花，自在分布，恣意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