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民的邛酒缘（邛崃政协文史资料第三十二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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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邛酒生涯

采访时间：2018年3月21日上午

采访地点：临邛白鹤山下王泽民家

讲述人，王泽民

记录整理，彭宗继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县公安局调到糖酒公司，由此开始了与邛酒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一、奉命兴办酒厂

    在糖酒公司期间，我任股长，主管与糖和酒相关的事宜，一直到“文革”结束。“文革”结束后，糖酒公司成立两个部门：一个负责计划内经营，主要负责向上申请并下拨糖、烟和酒等物资；一个计划外经营，主要负责是发展甘蔗制糖和酒厂。我任计划外经理。

    根据邛崃优势，我决定大刀阔斧地发展酒厂蔗糖生产。为此，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向县委杨正芹副书记提交了一份发展二十家酒厂的报告。理由如下：一是邛崃年平均气温17.5度，最适合酿酒；二是邛崃酿酒历史悠久，从“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开始就远近闻名；三是邛崃的土质为中性偏酸，适合酿酒发酵；四是邛崃的水质好，适宜烤酒。杨副书记看了我的报告说：“二十家，太少了。”我说：“那就五十家吧，不要一下子搞的太多，逐步提高，质量好了再说。”

    不久，杨副书记又找到我说：“王泽民，县委研究决定，以后哪一家该批不该批，有没有技术人员，地点适合不适合，你说了算。”就这样，不少镇乡都来申请建立酒厂。我根据条件，并结合书本知识，逐一实地考察，最后后批了42家。有地方问我为什么不批？我说：“你那个地方，地势低洼，污水汇集，不适合。烤酒需要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即或我批准你了，你的酒质也不会好，反而浪费了粮食，也没得效益。”我向杨副书记汇报时说：“我反对一窝蜂的上，对技术跟不上，基本操作都不会的，我坚决不批。”杨副书记深表赞同，连连说：“对的，对的，这个办法好，慢慢来。”就这样，四十二家酒厂都先后办起来了，其中早就建好的曲酒一厂、二厂和三厂名义上的国营，但和其它酒厂一样都是独立核算。在收酒的过程中，我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只收质量合格的酒。邛酒稳定的质量很快就赢得市场的认可，各地纷纷要求订货。以至还出现了等瓶装酒的情况。

二、领衔攻关酒瓶

    最初，邛崃所用的酒瓶都来自重庆。由于酒产量猛增，瓶子供应不上，县委决定自办玻璃厂，生产酒瓶。可不知什么原因，酒瓶一出炉就爆炸。高薪聘请的重庆师傅无法。一位副书记和一位体改办副主任去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县委书记李克耻找到我说：“王泽民，你的办法好，你去，你去负责把它搞好。”我说：“重庆的师傅都搞不好，我咋弄得好啊？”一旁的杨正芹副书记说：“你看你随便整啥子都整得好。别人都说邛崃的糖发展不起来，你用两年就把糖发展起来了，而且发展得很好。相信你，没得问题！”我只好说：“对嘛。”

    去了玻璃厂后，我出于侦查员的职业习惯，把这事当成一个案件来办。于是，我找到重庆的师傅说：“把你的配方给我看看。”看了之后我问他：“你说为什么要爆？”他说：“应力没有消除。”我问：“既然这样，为什么重庆生产的酒瓶不爆？”他回答道：“不晓得咋的嘛？”

    该如何是好呢？我把重庆师傅说的数据和配方都记了下来后，对他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你们厂问问，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绝对没有，我用的温度和配方都一样，也许这个地点不吉利吧。”他这么一说，我想他的确没得办法了，决定辞去他。可玻璃厂这边还没有生产，连付他工资的钱都没得，于是，我从我的公司借钱垫付了他的工资，并请他吃一顿饭后让他回去了。

    师傅离开邛崃后，我才想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他：“是不是瓶子出炉后烘的时间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我一边让人联系外出学习取经，一边让人打开烘瓶的机器，捡个石头来放进去，并记下烘烤时间。当天就传来消息说，外出学习的事情已经联系好，到灌县玻璃厂去学习。

    令我没想到的是，灌县玻璃厂的炉温和配方与我们完全一致。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趁着座谈的功夫，我以上厕所为借口溜出来并找到厂方烘房，然后捡一块石头放进去，以便计算烘烤时间。石头出来后一对比，我才明白，我们给瓶子烘烤的时间太短，仅为人家的一半。为了稳当起见，我又问对方的师傅：“烘烤酒瓶的目的是什么？”师傅说：“消除应力。”返程中我才想起来，忘记问师傅设置的准确烘烤时间了。回去后，我只好让我厂师傅按我在现场计算的时间来设置烘烤时间。就这样，邛崃玻璃厂终于生产出第一批好瓶子。

    当时，邛酒在津京地区销售火爆。工人不分白天黑夜加班也赶不上供应。商家一天一个电报催我们发货，且提前把货款打到我们账户上。我们自己生产的瓶子会不会装上酒后又爆了呢？为慎重起见，我对玻璃厂领导说：“这批瓶子不忙发出去，统统拉到糖酒公司，我们先试用一下再说。即使瓶子烂了，酒流了一地，造成损失，我也不会怪你们，也不会要你们赔。”两天后，酒瓶没有爆炸。我说：“再等两天。”几天下来，酒瓶依然未爆，我才彻底放心了。

    由于市场需求稳定扩大，玻璃厂的利润稳步上升。全厂很快扭亏为盈，职工除工资外，每月还有一笔奖金。这时，正在普选县人民代表，玻璃厂职工推选我为县人民代表。我说：“大家的好意我领了，我是有组织的人，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我又回到糖酒公司。

    不久，县委副书记蔡文彬要我去啤酒厂。他说：“你是啤酒厂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必须要把啤酒厂弄上去。”几天后，我给县委书记李克耻汇报说：“这样做不得行，我这边销售上还有很多事情，还有那么的酒需要卖出去，把这边搞好了，我那边咋整？”书记考虑会儿就同意了我回糖酒公司的请求。

三、开拓津京市场

    早在“文革”中，我就奉命到津京地区开拓市场。到津京之前，我首先找到成都铁路局领导联系运输的问题。经协商，铁路方面保证，只要我们需要，他们随时保证提供足够的车皮。

    到津京地区后，我发现那里有人在大量仿冒“临邛”酒。虽然春节临近，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暗中调查。在掌握初步线索后，我找到当地政府和工商局举报。和他们一起进厂后却未发现一人，也未见假冒产品。原来，有人暗通消息，厂家提前做了手脚，消灭了证据。谁知，我在地上捡到一张沾有脚印的仿冒的“临邛”酒商标。我拿着商标对他们说：“酒是专卖，如果我将你们告上法庭，你们脱不了手。虽然现在没有装，但是肯定是你们指使了的。”证据面前，对方立刻软了下来，央求我不要告他们。我说：“只要你们不再生产，我就不告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执迷不悟，我将派人住在这里监视你们，一旦你们生产，我们立刻举报。”果然，对方以后就没敢再生产了。

    此番再次来到京津地区后，我遇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为进一步开拓邛酒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是当时工商部的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说：“你要喊我吃啥子酒，我就要吃临邛酒，价廉物美。”当时，在北京市场销售的川酒只有五粮液和临邛酒。临邛酒是二元四一瓶，五粮液是五元六一瓶。工商部长这么一说，等于免费为临邛酒打了一个广告，让临邛酒成知名度提升了不少。

    第二个事情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介绍临邛酒的文章，除了介绍临邛酒的历史外，还用了历史上众多文化名人赞美临邛酒的诗。如韦庄写的：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

     陆游写的：“老子从来薄宦情，不辞落魄锦官城。生前犹著几两屐，身后更须千载名。楼外雪山森晓色，井边风叶战秋声。一尊尚有临邛酒，却为无忧得细倾。”

    文章见报后，邛酒卖得更好。我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很快，“临邛”酒在津京等华北地区声名大噪，订货量有增无减，仅北京市每年就有六十个车皮的需求量，天津市每年需要六十二个车皮，其它省份的销量也节节攀升。

    邛酒的火爆让一些人脑袋膨胀，希望我多批一些酒厂。我说：“不得行，还是要看厂址和技术力量。”杨副书记说：“还是由你来把关。”就这样，我始终坚持只办五十家。不久，杨副书记又让我去接管临邛酒厂。

四、接管临邛酒厂

    临邛酒厂即国营曲酒二厂，位于土地坡。此前，该酒厂一直由从业多年的老师傅金广松在经管，一度名声在外。不知何故，该厂渐渐陷入倒闭困境。

    我本不想去，说：“金广松都搞不好，我咋搞得好啊！”县委书记李克耻对我说：“你有能力，工作精神可以，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说：“那是一个烂摊子，怕搞不好。”就这样，随着李书记调离，这个事情就一直搁下了。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委书记何琼英再次让我去接管临邛酒厂。我还是那句话：“金广松这样的老师傅都搞不好，我咋搞得好啊？再说，钱也没得，咋搞？”领导立即说：“找银行贷款嘛。”我说：“银行会不会贷款嘛？这个厂现在都还欠银行那么多的钱。”得到银行点头后，我才勉强同意接管临邛酒厂。谁知，银行一直没有行动。思来想去后，我想到从我的公司借钱，并最终凑了五百万元。

    我到临邛酒厂后才发现，那里所有窖池都积了半池子水，全厂也充满了烂酒糟的臭味。我随即调来大东风车，把发臭的酒糟拉到远处无人的山头上倒掉。同时，我还让人把窖池积水舀起来，并用峨眉拉回强化水泥把窖池烂了的地方补好，又买回粮食开始装窖烤酒。大约一年后，临邛酒厂就赚了600万，实现扭亏为盈，并还清了全部借款和贷款。职工除工资外，还有奖金。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除自己生产瓶装酒外，还将邛崃各酒厂的散酒收起来销往宜宾、泸州等地。在此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按口感和化验指标来收酒。对其中技术不过关的，我负责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实在不行的我就坚决拒收。由于严格把关，邛酒在外面的名声也日渐响亮，市场占有率有增无减。

    1989年，县委指示我将临邛酒厂交给文君酒厂。一开始，我还是有点想不通，毕竟我花了那么多心血让才让临邛酒厂起死回生。后来，县委多次派人来给我做工作，说：“不管咋说，这个酒厂还是国营的。你把这个酒厂交出来后，县委将正式下达一个文件，高度肯定你对临邛酒的贡献和成绩；另外，也讲点实惠，把临邛酒的品牌、商标和厂名都给你。你私人去新建一个临邛酒厂。”我说：“银行不贷款，我还办啥子酒厂呢？”领导说：“对你不一样，银行要贷款给你的。”

    后来，县委果真出具了57号文件，兑现了对我的承诺。我由此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

五、签约孔府家酒

    其时，恰逢糖酒公司改制，我成为新公司的法人。如何筹集到建厂资金呢？鉴于银行方面表示资金困难，我只好从单位职工那里集资，然后在长腰山附近的一块高地上买了50多亩土地，新建临邛酒厂。谁知，刚建好三个车间，钱就用光了。我只好让儿子想法再借十八万元。在建酒厂的同时，我还在当时物资局对面买地建了组装车间。

    这时，我接到孔府家酒的电话，让我派人去商谈合作事宜。于是，我让女儿带着样品赶到孔府家酒。对方在品尝和化验后认为，我的原酒很好，愿同我合作。我说：“我会保证供应，但如果你要和第二家打交道，我就不来。一旦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是哪家出的问题呢？这都不好说。你现在一年才二千多万的营业额，如果你只和我一家合作，我保证你一年卖几个亿。”厂长也是爽快人，连连说：“对，对，对。”

    由于邛崃酒质好，孔府家酒的年营业额很快增至七亿元。以至厂长大年初一都在给我打电话，不断叮嘱我：“王总，断不得啊！断不得！”

    得知我与孔府家酒签约后，邛崃所有的酒厂都找上门来，希望我能收他们的原酒，同时，孔府家酒需求量大，我一家也满足不了他们，所以，我们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前提是，所有的酒厂都要严格按照工艺流程生产。虽然各兄弟酒厂都是明白人，我还是采用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明确告诉他们，我一吨酒在那边售价是多少，运输费用是多少，差旅费是多少，利润是多少，收取他们的服务费是多少。各厂生产的酒入罐后，我会派人去验收。合格的就给酒罐贴上封条，不合格的一律不要。如此规范后，所有酒厂都不敢乱来，邛酒的整体品质得到了保证。

    为确保运输环节不出问题，我采取指定人带车的办法。每辆车都要统一行动，集中吃住，不能随意掉队和停留住宿。

    六年后，由于孔府家酒老厂长去世，新厂长一上台就提出吃回扣，要我给他们每个人要表示一点。我说：“不行，那要影响质量。”新厂长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收其它厂家的酒。”我说：“你随便。”就这样，我和孔府家酒的合作画上了句号。

    又过了一年，我在成都糖酒会上再次遇到那位厂长，他表示要和我合作。我说：“没得说的，如果还有其它厂家，我坚决不来。”两年后，盛极一时孔府家酒终于倒闭了。

七、依法交足挂税

    孔府家酒倒闭前后，本地小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全市酒厂达数百家，陷入无序发展的状态。我说：“邛崃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发展酒厂，更不是每家酒厂都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不能盲目发展，否则，结局只有三个字——打乱仗。”最终，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关闭了一些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小厂。

    如何进一步把邛酒做大做强呢？2002年，“包机卖酒”在不少人看来都是不错的创意。那时的飞机不如现在多，价钱也不便宜。一时间，“包机卖酒”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邛崃也坐实了“酒乡”之名。

    有关部门闻讯后，随即加大对邛崃各酒厂检查力度，不断加税，不少酒厂都陷入困境。我说：“国家税法有明确规定，该收多少就收多少。”相关部门的人说：“你们包机卖酒都有钱，说明赚得多，自然要多收一点。”我毫不示弱地说：“你们还是要讲点规矩不？把税法拿来，对照税法，其它地方咋收，我们这儿就咋收。不要乱整！”但是，他们还是执行12%的最高标准，让各酒厂把历年欠的挂税交齐，共计达十二亿元之多。最终，只有我一人如实交了，占邛崃挂税总数的一半。我本意有二，一是既然是国税，免不了，就得如数交，我也拿得出钱来交；二是希望相关部门到此为止，不要再难为小酒厂。谁知，相关部门的人说：“人家王泽民都交得起，你们咋交不起呢？”我说：“我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收他们的酒卖，已经替他们交税了，你们不能收一次又收一次。再说，这个是改革之前的税，当时的酒厂少，现在不一样，遍地都是酒厂。”这以后，上面才没有再追查其它酒厂挂税的事了。

    我认为，“包机卖酒”出发点是好的，也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但是，相关部门墨守成规，生搬硬套，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对邛酒起到的打击也是显而易见。有些酒厂因此怪罪市委，责怪谢书记。但是，说句良心话，谢书记是好心，他也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只不过朱总理看不惯，各级税务部门借机大做文章。作为企业家，我认为应该理解市委政府的良苦用心，应该为地方政府分忧解难，用自己的所得回报人民，回报社会。

七、新建包装车间

    “包机卖酒”后不久，市委常委郑继良和副市长张千里来找我，说：“市委书记让我们来找你，说是哪天要请你吃一顿饭。”我说：“还吃啥子饭呢？一家人，有问题就说。”他们说：“西河那边的丝绸厂发不起工资，工人天天找市委吵闹。但吵闹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准备把它买了来安置下岗工人。但是一时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准备卖给你。”我说：“我拿来干啥子嘛？”他们说：“你拿来搞房地产嘛。”那时，邛崃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起步。但市委政府既然找到我了，说明也是迫不得已。我想：“就算是为市委政府分忧解难，我也得把它买下来。”于是我说：“他们要好多钱，我就给好多钱。和员工一次性打断，没得现钱咋行？”

    我按要求把钱付给丝绸厂后，他们一会儿又要我增加一点钱，一会儿又要我增加一点钱。他们：“原来统计的员工人数有误，还有一些员工没有解决。你等于做好事算了。”最终，我拿出三百多万才将那三十多亩地拿到手。我给张千里副市长开玩笑说：“我这些钱都差不多要买一条街的铺面了。你是知道的，现在的住房和铺面是多少钱一平方。政府让我买，我就买了。丝绸厂那边说要多少，我就给多少，还不断增加。”张副市长一再说：“等于做好事，等于做好事。”的确，我建厂以来从未忘记过父老乡亲，从未忘记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先后拿出一亿多元用于慈善事业，仅在邛崃民政局有统计的就有七千多万。

    拿到这个地方后，我立刻对那里加以修缮，建成新的包装车间，并把临邛酒的组装车间从物资局对面迁到这里，生产临邛酒、川牌川酒、辣妹子酒、济公酒、喜牌酒等。其间，还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川牌”保卫战。

八、“川”牌保卫战

    有一次，我和女儿在闲聊中谈到：“人们常说川酒和云烟，我们注册一个“川”牌酒如何？”女儿说：“好！”我说：“那你要搞快点，迟了恐怕要拐。”

    这个品牌打出来后，在华中和华东等地的销路都很好。国内一家享有盛名的酒厂想我把这个牌子拿给他们。我不同意。于是，这家酒厂暗中用我的“川”牌商标，将假“川”牌酒销往湖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地。我得知后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家酒厂见状，随即停止侵权，还派人上门给我说，要把已经装好的酒送给我，并保证不再生产。我说：“不稀奇你的酒，我多的是。你侵了我的权，就应当赔偿！”对方见状，便转而寻求购买我的“川”牌商标，出价7000万元。被我拒绝了，我说：“不卖！只要是你买，再多的钱我也不卖！”此后，我在省酿酒协会会议上、省人大座谈会上、省政协会议上以及成都人代会上，多次大声呼吁保护产权。

    对方见我不罢休，便托人来劝我把商标卖了，说，他们可以出7000万或8000万都没得问题，还说，我也可以入股。但是，再次都被我拒绝了。为了保卫“川”牌，我豁出去了。无论是对方亲自出面还是通过其它关系找我，我都没有低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诚信守法的商人，我始终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国家的法律。

    最近几年，我的厂遇到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拿不出钱来打广告，乃至无钱参加一年一度的糖酒会。2017年糖酒会期间，城投公司将我以前参展剩余唯一的一瓶土陶罐子装的三斤的临邛酒放到展台上。成都市委书记给客人介绍说：“那款酒好。临邛酒，我吃过。当然，邛崃其它酒也好。”几十个人品尝都一致认为：“这款酒好安逸啊！”纷纷问：“还有没有没有？再拿点来。”有人回答说：“没得了。”书记问：“咋的呢？”那人说：“他今年特别困难，没有参展。”书记说：“你们咋弄起得啊？咋组织起的嘛？像这样的企业，应该尽全力扶持才对。”一位在现场的朋友闻知后，立即打电话把书记的话以及客人们对临邛酒的评价告诉我，并说，有人马上要过来拿这款酒，车已在来邛的路上。我说：“没得问题，你们来拿嘛，大家瞧得起，对我的酒就是最好的宣传。”哪晓得，他们过来时，我厂员工已经下班回家去了。于是，我连忙通知保管去开门拿酒。

    面对我前所未有的困难，我只好把几十个工人都喊回去，但是，我保证继续给他们买养老保险，一旦好转，会再把他们请回来。

   有人对我说：“不行就关门算了。”我说：“关得啥子啊？关门损失好大啊！再说，就算关门了，但欠账还是免不了。所以，不能关。”他们说：“那哪个来搞呢？”我说：“我来。”就这样，我在年届八十时再度出山，披挂上阵。我始终相信，我的临邛酒、川牌酒等系列酒在广大消费者中的形象始终没有打折扣。我要寻找时机东山再起。

    这期间，最少有七八家公司上门寻求合作。但是，有些公司要求分三次付款，有些出价太低。因为我急需资金解套，所以都拒绝了。上海某集团董事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几次来邛与我商谈，并达成一次性支付我一点五亿元，以及我在合作后占10%的股份的协议。后来，董事长听信谗言，想在原来基础上压价2000万，被我拒绝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8月，我在坚持中迎来了与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成都环球集团合作的机会，共同发展“川”牌酒。对方占百分之七十的股份，我占百分之三十。

    通过合作，我还清了全部银行贷款，也把职工全部请回来，重新上班，我的“川”牌又扬帆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