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

大石

    候家华老师，今年已经87岁了。2016年，他85岁时，完成了一本自传《沧桑五十年》.印了200余本，我找到了他的电子版，经他同意，将部分章节发在麻辣论坛。这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我先发第一章。邛崃解放的历史情况，很多人并不知道，解放时邛崃是什么状况， 候家华老师向我们讲述他亲身经历的邛崃解放。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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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候家华

         闲看沧海变桑田，搌转时光八十年。 沉冤廿载挥涕泪，囚禁四年苦难言。 胡公平反冤错案，桎播伽锁尽取完。 更喜晚年享盛世，自述平生留人间。

      回顾这五十年间，我经历了斗争哲学至上和人生 命运无常的时光。我1950年参军抗美援朝，1951年 在部队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其间当 过部队文书。1952年任小学教员，1954年任小学校 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1977年又蒙冤坐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 恢复了一个共和国公民的人生权利。重新回到党的怀 抱，重新再上讲台。真可谓辉煌与苦难并存，光荣与 耻辱交织。平反后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国家不再以阶级 斗争为治国纲略，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国纲略。   宪法得到了修正，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宪法的最高原则。国家已从“人治”转到“法治”， 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积极建设民主、自 由、和谐的社会。为此，我便萌生了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责任梳理五十年的沧桑岁月。

     因为，往事并非如烟，更不 能遗忘。我们作为非常岁月的目击者，经历者，受难 者，如果在有生之年不以各种形式保留历史的真实， 就将愧对我们的后代，不能让他们面对往昔如坠雾 中，遇到沉渣泛起时，难以明辨是非。

    一代人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我一生坎坷却无怨无悔无愧今生。

    最后，我以百岁革命家、文学家马识途联语作结：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

                                                                                                                                                                                                               注：胡公，即胡耀邦总书记。

大石

                                              《沧桑五十年》之  少年轶事   憧憬民主

      农历癸酉年（1933年）六月初六，我出生于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一座古城里。
     我能记事起，就住在城内的一条狭窄的名叫里仁街的中段，间隔一条小巷，就是传为千古佳话的“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文君井公园，       那儿尚有古井一口，琴台一座，是省级保护的文物单位。五十年代中期，大文豪郭沫若为此古井犹存，题诗一首以作后人留念，全诗镌刻在一石壁上，镶嵌在井旁，供游人欣赏。这条狭窄的街道，没有什么商家，只有一家中药铺，名叫“德新昌”，坐堂医生都是有名气的，生意还算兴隆。
      据家谱记载，我始祖侯郢系山东曲阜人氏。我是他的六十四代子孙。族谱记载，郢祖生于周敬王四年，高寿93没。以此推算距今约2515年。其间改朝换代，战乱兵燹，为官升迁等原因，先祖先后迁过河北幽蓟、江苏金陵、苏州太湖，至二十五世时，显祖迁四川嘉州五屼山，又过十四世，爱卿祖大顺初因“黄巢”入秦惧而逃， 挈妻捥子，迁于邛崃之西磐石上乡石岗坪，始以耕凿为生。我曾祖父在大清末，由邛西左沟坝捥含金祖入城住南街万丰园巷内。弱冠与邛西石坡周沟女结为夫妻。祖母目不识丁，忠厚善良，生一子二女。子为小，即我父亲。
    我祖父曾任过县田粮处主管，但我出生后赋闲在家。他写得一手好字，显然幼时学有功底，家中藏有一些线装书，如《东周列国》、《古文观止》等。在未迁入城前，可能耕读传家，为治家立业之本。我七岁时，举家迁入大同街周姓院落的后房居住，约80平方米的面积。有堂屋，屋中挂有字画，一幅对联系隶书，系“双吉载伦喆”书，颇有书香味。但住房是租用的。
   家父兴福，青年时代，在雅安读过警察学校。我曾在一个旧箱里看见过一个字筒，筒中装放着一张警察学校文凭而知道的。学名侯光。但我能记事时，从未见过他干过这桩差事，也未听他谈过什么警校之事。分析可能是在他未结婚时去读的，以后也没有干过这职业。先在祖父工作的田粮处供职，后因官场腐败，钩心斗角，祖父毅然离职，父亲也相随离开，不愿与那时官吏同流合污。父亲性格耿直，遇事不卑不亢。那时我家人口已达8人，靠父亲用祖父和他的多年积蓄，做木材生意，寒来暑往，奔波于邛崃西南山区，采购原木，沿河东下筏蓉市出售，其获薄利维持家计。因为薄田19亩的租谷，远不够食用，怎么谈得上穿衣读书呢。
     1947年，父亲不幸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症，生意骤然中辍，亏损盈余，我们不得而知，只知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其时家中人口已增加到10人，每日坐吃山空。我兄妹计6个，就有五人在读书，年长的也只有16岁，祖父和父亲都不让辍学，便向亲友借贷度日。
     父亲经服药和针灸结合治疗后，病情好转，能一偏一跛行走了，全家人的心理压力减轻了。日子过得艰苦，但都能和和美美， 有了笑脸。
母亲黄泽贞，城内北街人氏，出生在一个以开茶铺为业的贫寒家庭。她小我父亲近10岁，受过家训，三从四德，相夫教子都懂得，与邻里相处和睦亲善，孝敬公婆，受人称赞。她从1931年至1951年，20年间生我兄弟姊妹8个，7男1女，嗷嗷哺育，教养20多年，还要给我们煮饭洗衣，缝缝补补，早起晚睡，许多晚上待我们睡下后，还在灯下给我们捉隐藏在衣缝里的虱子。俗话说“皇帝爷都要生玉虱，何况我等小民。”
    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幼时启蒙于大同街川王宫的保国民学校。这是所只有初小，而无高小的小学校。校长姓凃（女），颇认真，每日早到晚归，年约四十左右，尚未婚嫁。年轻的老师姓张， 是小北街张家大族人氏，时年只有十六岁，给人印象是喜欢从嘴里吹泡泡，像吹肥皂泡一样，能一个连一个，在阳光下变得五颜六色十分好看。
     其实我启蒙读书是在里仁街。据说，祖父在我刚四岁零四月零四天的日子，即随表姐刘淑琼等到过学校“启蒙”，其实我不留任何印象。
后到鹤山寺读书。该校是一座古庙，十分破旧。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足微跛的凃胜镛先生及陈宗棠、李传义等先生。初小毕业后，我升入城厢镇中心校就读高小，校长是个矮个子，经常手握一个宽约两寸、厚约一分、长约尺许的竹板，极光滑，他常巡视校园角落，对学生十分严厉。记得学校设有一间禁闭室，对违纪学生，便关在禁闭室内， 背诵壁上的“ 青年守则12条”。能背诵“ 守则”，则可提前出“狱”。我曾被关押过二次，我都是提前出“狱”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又转到了离家稍近的城厢第二小学校读六年级。这所新办的学校在城隍庙的左侧，它右侧是关岳庙。校舍很简陋，只有几间平房作教室，但有一座小庙，叫什么“秦山庙”不详，最后那期就在这座小庙的殿中上课。记得下课后，便可在庙内菩萨周围玩藏猫猫游戏，顶好玩的。校长很年轻，叫叶运文，重仪表，貌端庄，管理不及城厢镇中心校校长严厉。
     毕业后，我的童年好友刘维义，鼓励我报考他所就读的私立敬亭中学（初中级），我应允了。敬亭中学在东门外约2华里处，成邛公路则通过其校门口。风闻，那儿教师好，都系外县应聘来的， 环境也幽静，是学习好去处。那年辰，各校自主招生，广告张贴在街道、农村。我受他的宣传，毅然报考了敬亭中学，这是1946年春天的事。记得放榜的那天，虽然心里忐忑不安，但仍偕他一道去看榜。我有一个宠物“护财”，也尾随我去，一路欢蹦乱跳，来到校门口，看见榜文张贴在右侧的墙上，维义和我从头至尾看时，我心里咚咚直跳，因为天赋不高，不及他聪明好学，看到一半时见到“侯家华”竖排的三个字，悬吊的心落下去了。小狗似乎知我心绪，也随即欢跳起来。看完后又进校参观游览一番。那幢一楼一底的教学大楼，十分壮观，在当时邛崃古城里是独一无二的雄伟建筑。大楼建筑的青砖上，都烧铸有“1932年”字样。四周的围墙是铁棘蔾，密不透风，常年绿色。操场距教学大楼约300米，宽大无比。开学后，按顺序编入11班（初一册）。校长是张开阳先生，很少到校视事。只有一位黄蜀澄校长主持其事。初中共六册，每册一班。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有浓厚的民主空气，在选举学生自治会时，倡导竞选，学生可以自由发表竞选演说，也可以到他班去为自己信赖的候选人拉选票。记得有个高伟元同学，为人忠厚老实，来自高兴山区，住校生。他的朋友就到我班宣传，编了一个顺口溜：“六班高伟元，做事不贪钱，选他当委员，办事定方圆。”我感到十分新鲜，有点像街上电杆上贴的标语：“选举魏廷鹤，打通玉溪河。”是姓魏的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学校此举， 尊重民意，我还是第一次感受。
   学校老师多数不是本地人，来自下川东。他们对学生十分爱护而又严格，学风好，尊重学生爱好，因材施教。记得举办过一次书画展和一次劳作展，其作品都远远超过其他中学的学生水平。如美术方面的学生钟启承、邬家玉、杨美应、吴德华等，解放后，都有成就。
    清末廪生曾蓉徽老夫子，教过我班国文，在散发作文本、点名批评时，爱用“浮而不实”这词来评价。一同学叫“张圣知”的， 他曾挖苦幽默地说他有圣人的知识。取作文挨近他身边，他便顺手揪住你耳朵，学生们称他为遗老派，后脑勺还留有一匹瓦的辫子基脚。
    黄蜀澄校长，在学生中享有崇高威信，他是北京高等工业专科毕业的，30多岁尚未娶妻，衣着朴素到有些寒碜。他多才多艺，什么课都能上。常穿一件有条纹的破旧西服，端一个尽装短截粉笔的纸盒上课，不浪费一支粉笔。
    学校董事长张志和先生，我就读时他只到过学校一次，在楼上礼堂作过报告。激奋时，将文明棍在讲台上笃得咚咚响，内容是他游历欧州，所见到的国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科学先进，抨击当局的腐败弊政。
     1947年6月2日的晚上，学校突然被反动军警包围，逮捕了黄蜀澄校长为首的大部分年轻老师，据说都是共产党。第二天我去上学时，学校空气紧张，只剩下曾老夫子和孙汉鼎先生等几位。学校不知谁宣布停办解散。
    同学们遇到这种突然事件，大家议论纷纷，便打听住校同学， 告之昨晚情况是警察先包围了学校，都荷枪实弹，学生不准下楼， 故不知何故，天亮时才知抓走了黄校长、雷主任（志伦）、杨维民、张氏之兄弟及总务主任蒲国仁等，据说都是共产党员。记得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共产党究竟干什么的， 还不知晓。但被抓捕的先生，都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他们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热爱学生，生活简朴，倡导民主，教书认真，从不体罚学生。难道共产党都是些好人组成的吗？十分朦胧。
      那时已近放暑假，学校宣布学生可以在下期按照自己的愿望， 可以选择邛崃各中学校插班就读。我便选择了私立蜀才中学，因为我大哥在那儿读书，可以同路相伴。秋季，我便持学校开的证明，转到蜀才中学插第8班（初中四册），与胞兄同班。我只读了一期，便辍学在家随父学做生意。
   我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那时我家经济拮据，只有薄田19亩， 吃饭的人却有10人，每日开销，就靠父亲经商维持，但他没有助手，须要一个人帮忙；二是我在两岁时患眼疾，左眼失明，成了一个终生残疾人。读书显然没有出路，便跟随父亲，步行去过离城80余里的夹关乡，选购过木材，帮助比量。记得步行去夹关的路上，先后要经过孔明乡、九里三坝、平落乡、道佐乡、王店，才到夹关。穿双草鞋，时年才14岁，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尾随在父亲后面，痛苦难堪。其实我什么也不懂。这一年中，我深切感受到拖家带口过日子是何等艰辛。有一年春节来临，家里割不起腊肉，便叫我和大哥去大邑三岔乡我一个表姐夫家分几十斤肉，请人担回家过年。因为是父亲的合伙朋友，白吃了他的盈利。
    祸不单行。1947年下半年，父亲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瘫倒在家。我根本无能力独立经商。1949年初，我又去复读蜀才中学十班，这时我已经16岁了。全班学生只有三十多人，在大礼堂侧的一个很窄小的教室上课。周英和周洛宾兄弟俩分别教我们的历史和地理课，各有特色。其兄，一副学者风度，因为他是早年四川高师毕业，当过本县教育局长，又创办过私立云吟女子中学。头戴博士帽，身着长袍，外套马褂，鼻梁上常架一副近视眼镜，足蹬便鞋。他上课特点是迟到早退，慢条斯理，照本宣科，很少板书。其弟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早到迟退，一上课就在黑板上清楚表列国家属何洲，人口、面积、山川、河流、气候、物产、矿藏。学生则在下面埋头照抄，直到下课，先生却不讲解。有时，非得在黑板上写完他的讲稿才离开。他不太讲究衣着，写一节课下来，两袖粉笔灰沾满一层，顺手拍打两下，前排学生深受尘埃之苦。
国文教师叫侯××，是四川大学毕业，此人好谈党国政治，记得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时，他大谈共产党“共产共妻”，号召学生跟着他走，大家都感觉愕然。我当时对国事是漠不关心的，只知道当时街道上的茶坊酒肆，常贴有条形标语“休谈国事”，但知晓《水浒传》中描写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曾在“胡林林”（少年好友胡耀熙家里）组织过自强学会，东南西北街还建有分社。成员都是初中一年级及小学生，仿效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群架。我担任过对外联络，大家称我为“侯外交”。活动都在放学后及晚上。寒暑假期活动频繁，“胡林林”顾名思义，里边除几间平房外，其余约有二三亩宽的丛林，杂树丛生。我们曾仿效驻军17师的“新又新”川戏科班，出演《三打店》《放奎》《灵官镇堂》等川戏，用硬纸对联制作盔甲。立志长大后要做一个扶困济贫，申张正义的好人。我偶尔去新公园民教馆阅览室读读《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字里行间发现有“共军贺匪部队，正翻越秦岭，骚扰入川”， “共匪”刘伯承部已入川东等消息。“胡林林”侧边即是邛崃城厢镇镇公所所在地，与我家门对门，出入的队丁们常荷枪实弹，面容紧张。耀熙母亲怕我们结社闹事，就告诉我们不准在那儿玩，各自回家。我们几个“头头”，也感到空气凝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便各自作鸟兽散。大约还未到放假时间，学校就宣布放假了。城里突然增加了不少部队。印象很深的是国民党行政院战干团，他们驻在文庙（城厢镇中心校）及原驻军营房里，不少携家带口，那些摩登的姨太太们，在街道摆地摊，出卖自己的衣物、手饰及值钱的手表之类东西。经了解是一些光杆司令，自己的部队被打垮了，溃退下来不知所向。满街都是军车载着军用物资，向北门逃逸。因为学校已经放假，我们这些似懂非懂国共之争的政治大事，总感到古城里弥漫着一股爆炸前的气氛。1949年12月19日下午，我发现那批身着黄呢军装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纷纷争先恐后地向北门涌出，一辆接一辆的军用车辆及各色轿车也开出北门。北街上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一辆银灰色轿车在10多名端冲锋枪的卫兵护送下，踽踽而行。到傍晚时分，只留下老百姓未走的一座孤城、空城。我兄弟数人都在父母管教下，不许出门，乖乖地呆在家里。天慢慢地黑下来了，全城寂静无声，往日热闹的情景，像影片剪截那样，不存在了。我们呆在家里的人们都不能入睡，大哥和我都是16岁以上的青年了，怕一但变更，拉去当壮丁，或干什么苦力，便躲在床底下藏了起来。
    夜万籁俱寂，突然远方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夜空。不一会便听到“母”甲长周大娘的敲门声，她直嚷： “开门！开门！是24军的队伍，不要怕，把门口的灯笼点起！”我听得十分真切，便从床底下出来，把头上的铺床的稻草理了理，这才松了口气。
   天亮了，我便伙同同院住的周佐伦兄弟俩把进出的大门推开一线缝往外瞧，街上没有行人，十分冷清。少顷，我们兄弟和周佐伦麻着胆子走到街上，我们是不顾大人阻拦的，到大同街口，左右张望，街上没有行人，只北街口有人影晃动。我们沿着街檐到了街口见有二人在看张贴在铺板上的布告，我们像发现宝贝一样，一口气读完这张末尾署名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布告。内容大体是安抚解放新区老百姓，解放军奉命解放全中国深受国民党压迫的老百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所解放之处，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看完后，见兴贤街口有十多人围着看什么，我们也凑上前去，才看到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他身着褪了色的有些肮脏的黄军装，头戴一顶有护耳的黄军帽，帽沿正中缀一个金属的红五星，中间凸现“八一”两个黄字，脚穿一双圆口黑布鞋，还用布条栓着，双脚缠着绑腿，斜挎一支加拿大的冲锋枪，胸前挂着四仓子弹夹。面容消瘦，但两眼透出胜利的喜悦。昨夜的几声枪声，显然是他们攻克解放这座古城的信号。他操着北方口音， 给围观的群众宣传解放新区的政策，反复说到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昔日古城最繁华的东街，家家关门闭户，能冒着胆子出门看解放军的是极少数。解放军形象，在我脑海留下鲜明印象，因为与昨天向北门溃退的美式装备的国军，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时古城里出现了一支举着崃山游击队旗帜的武装，他们协助解放军守卫着四门，并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古城平静两天后，城里突然紧张起来，说国民党要反攻古城，城里人纷纷向外逃遁，父亲要我们三兄妹赶快逃到西河乡姑妈处。姑妈一家住在一个水碾上， 不宽敞，晚上她把我们转移到邻近一户农家的碉楼上。在姑妈家， 我看见一班解放军正在吃姑妈给他们做的饭菜，他们自带有粮袋， 刚端上碗吃几口，就接到命令，背上武器就向对河桑园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吃饭，一会儿就不见人影。那天晚上我们兄妹挤在那个碉楼里，听了一夜的枪声炮声，此起彼落，好像过除夕之夜。早晨，枪声渐渐停了。我们揉搓着睡眼来姑妈家，才知道那晚在桑园、君平、拱辰交界处有国民党军校学生反攻邛城，解放军和游击队激战一夜，现在城里安宁了，可以回家了，我们才如释重负地回到家。因为姑妈家距城不足5公里的路程。下午，我站在大同街口，看见解放军押着俘虏从北门进城来了。虽然俘虏们年轻少壮， 身穿黄呢军装，脚蹬黄色皮鞋，但十分狼狈。一个卖丝网馍的小贩，锅上炕了几个馍，也在看热闹，不防备路过的俘虏，伸手抓起就吃，也不怕滚烫，他们被困打一天仗，没有进过饮食，饿极了。后来才知道，这批成都军校末期学生，为李文兵团败兵，准备向西康突围，但24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已于12月9日在彭县宣布起义了。他们走投无路，妄图以人多势众，作一决战，结果弄得来全军覆没。
     古城的百姓，在惶惶恐恐和冷冷清清中度过春节。城外的亲戚进不了城，城内的亲戚也不往来。因为从2月11日起，国民党溃败后潜藏的军警宪特少数残渣余孽勾结各乡镇土豪恶霸，胁迫少数农民围攻县城。严重威胁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巩固。时任县委书记周仲达，代县长栗志光，统领警卫营和游击队，固守四门，昼夜巡逻， 打击来犯土匪，镇守东门的游击战士赵德新，不幸中弹牺牲。
     邛城南街一户人家中，遭到土匪在文笔山发射来的迫击炮袭击，数人伤亡。学校也不能按时开学，土匪猖獗之时，我解放军18军54师奉命进驻邛城，我家堂屋里也住了一个班的战士，白天他们到城外剿匪，傍晚归来。他们都是外省人，背井离乡来解放西南，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或二十挂零，他们给我留下很好印象。一天归来时却少了一人，问其故，才知道壮烈牺牲了。我对他们产生了崇敬的心情。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为了啥呢？
      春节过后，四门大开，邛城有了生息，但学校未能按时开学。我兄弟妹四人都辍学在家。
      新政府开展了解放区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斗争，我祖辈置有薄田19亩，每年要收一些租米补贴家用，按政策被划为小土地出租成份。当然家中10口人没有租米补贴过活，又没有家产可以变卖，怎么办呢？嗷嗷待哺10人，父母亲便在阶沿边摆个小摊卖挂面。眼看同龄人在土匪平息后都去复学了，我和几位未复学的同学便参加了街道组织的宣传队，帮助政府挨家挨户催收公粮、押金， 和动员群众购买爱国公债。父亲因在旧田粮处工作过，便经人介绍到羊安粮站帮助政府收几月公粮，因放心不下家中老小又回来了。那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但我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随着四大任务运动的开展，昔日那些在百姓头上随意拉屎拉尿、趾高气扬的官僚、地主、豪绅、恶霸、地痞流氓，关的关，杀的杀，为穷人出了气，为百姓伸了冤。没收了他们过去残酷剥削来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堆放在街公所所在地。并在四街醒目地方悬挂“检举箱”， 号召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我知道当时一个“积极分子”，将没收地主、豪绅的东西占为已有。我便趁人不避时，写了一封检举信， 揭发其卑劣行径。不几日，政府便将此人革职查办了。我幼稚的心灵受到了震憾，共产常真是为人民办事的党，不谋私利的党，我便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因为他们是打富济贫，扶危助弱的队伍， 与我们过去向往的梁山英雄好汉似乎没有本质区别。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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崃岭鹤影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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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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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回忆文章很有价值，为我们还原了解放初期的战斗生活场景，战火硝烟离我们已经很远，忘战必危！向志愿军老战士学习！

大石

为此，学校加强了劳动教育，大讲劳动是创造一切的，劳动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不劳而食，是可耻可悲的，过去地主就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寄生虫，是最无耻的行为。学校还在比较狭小的校园里，找出一二分地试种时令蔬菜，供师生体验体力劳动的基础园地。在思想教育方面，就强调工人、农民、干部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经过较长期的教育， 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特别是轻视农业体力劳动思想才得以慢慢转了弯。后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山东省一个叫韩梅梅的姑娘，初小毕业回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创造了成绩，写给全国小学毕业生的信，这封信，写得十分真切、感人。各校纷纷翻印散发给学生学习，组织他们以韩梅梅为榜样，扎根农村干革命，并组织他们给韩梅梅回信，表示以她为榜样，在全国已实现合作化的高潮中，奉献自己的青春。
      那时，东路二四区已发展党员六人，按照组织要求，我们的组织关系由乡支部转出，成立二四区党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除了搞好本学校工作外，还要兼顾二四区的党团工作，但我丝毫不觉劳累，常常步行穿梭在各校之间，记得仁和乡中心校有两对夫妇在同校教书，本是一件好事，但常因小事闹嘴，校长×××是一位群众，处理这类家务事很棘手，便求助于我，我便去与他们分别谈话，化解矛盾，一切服从于学校工作，一切服务于全校学生，都要向当时全国的优秀教师湖南省长沙县的史瑞芬教师学习。通过思想工作后，情绪转好。为此我便向上级汇报此事。下期，他们两对夫妻之一调离另一学校。我常常还要协助文教助理员邹万春同志工作。
    学校工作当时确实取得了成绩，县团委书记饶用唐同志，亲自来校调研，县团委少儿部长付淑芳同志也来校蹲点。1955年下期团县委批准了我校建立少先队组织，那时只有县城几所重点小学才有少先队组织，取得建队学校乡下只有几所，可谓花中之花。我选拔推荐从师范毕业的潘仲年老师担任大队辅导员，那时师范毕业生， 乡村学校是很难得到的，他分配来我校，是县文教科对我校的重视分不开的。又推荐胡福先、李湘藩、何叔明三位老师当中队辅导员，虽然他们都不是团员，但有入团要求。在建队的那天，鼓乐齐鸣，热闹非凡，乡党支部、乡团支部的书记都来参加。县团委的少儿部长付淑芳当众宣布县团委的批准建队决定，她代表县团委向新聘为大、中队辅导员发了聘书，并给他们佩戴上红领巾。因为隆重喜庆的大会，我决定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但在不久召开一次全县校长会，我却受到了领导的首次批评，此次批评虽然只点鸣炮事实，不点名字，但我自觉地对号入座，批评我是“不理财帛”的校长。当时学校可谓清水衙门，一片净土，有限的经费，由一位十分小心谨慎的体育老师兼管，学校经费只有工资和办公费，年终期末都要结算公布，我十分放心。其实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我对钱财都不看重。在部队代理过司务长，也一清二白。作为校长，此次鸣炮祝贺，实属浪费国家资财，当引以为戒。虽然也在自学《教育学》有关“怎样当好校长”的内容，也有管好学校财务的内容，但我却忽视了。我虚心地接受了批评，组织上也没有追究处分我。
     我很重视学校体育工作，教体育的教师，在解放前就教过体育，他有气质，也有本事，所以师生体育活动开展很活跃。教师中组织有篮球队。在师范读书时就是校代表的潘仲年老师为队长，加上体育老师张正鑫，青年教师余继贤、胡福先、杨思才、代课老师李昌全和我。这个教师球队常常在放学后，步行到永安场解放军后勤部油料仓库与驻军进行友谊比赛，增强了军民关系。他们部队放电影都要邀请我们去观看，那时军民关系胜过干群关系，亲密无间，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干劲倍添。
    教师除了愉快地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协助乡政府完成中心工作，晚上要下乡分村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群众大会一召开，村长就让教师登台第一个宣传讲话，然后才是该乡村干部及粮站、税务部门的同志讲。他们说，老师讲完后，还要回校备课，第二天还要上课。对老师非常尊敬。
     我任校长期间，学校有四个女教师的丈夫都有政历问题，解放后或关或管或杀。他们在工作上都十分小心谨慎，惟命是从。我一个都不歧视，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教学工作。如何老师，解放前是洪雅中学的校花，15岁时被时任西康省高等法官×××强行娶之为妾，不久洪雅解放，丈夫被我政府镇压，她参加眉山专区教师训练班，短训半年后，分配来邛。其实她本人家住洪雅城内，家庭出身是一个城市贫民。她能歌善舞，又能弹琴，故学校每次组织文娱表演活动，我都叫她大胆去组织学生排练。一次全县小学生文艺汇演，她排练的《阿里山的姑娘》到县上演出获得一等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又如李老师，省女师毕业，解放前这所学校还是私立时，她以业务能力强而受聘此校教书，但他丈夫当时却是专政对象，我任命她当教研组长，发挥其业务专长，她很感动，十分卖力。一个男教师，叫林阳森，解放前曾就读川大先修班，国难当头，他作为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了远征军，赴印度与日军作战。因为他身体虚弱，出身在一个夹关山区老财地主家庭，故不能吃苦， 中途要家中寄钱给他，伺机回来。解放后志愿参加教师队伍，通过思想改造他能交待清楚，认识错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学校他学历高，知识面广，深得学生崇敬，我也十分敬重他，每期都让他教高年级毕业班，他很感动。我从不以家庭出身的优劣而亲疏教师，实以工作表现及教学质量为标准。
    1954年入党时，全县只有教师党员三人，当时全县教师总数上千人，不少共青团员积极要求入党，作为二四区党团支部书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我便有目标地培养党的积极份子。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个积极要求靠拢党组织的工人熊作舟，他那时有40岁，家就住在离校2里地一大队，但他却长期住校。他的具体工作是每日为教师煮三餐饭，打扫办公室，还要司时，虽然只有10多名教师的伙食团，但他却想了很多办法让教师吃好、吃省，每餐菜肴翻新。我所在中心校，只有一个小场，赶场天一会儿功夫场就散了。要采购更多品种的蔬菜，非得到10里外羊安场才能买到。他不怕吃苦，早饭后，就挑起一担箩筐，步行到羊安采购蔬菜，然后又挑着返校，不误做午饭时间。晚上待全校老师安睡后，他还要巡夜，保卫学校。他出身贫农，对党有深厚感情，我入党后，对他启发很大，他主动要求我，替他写入党申请书，因为他只有小学初级水平，只能记记伙食团的流水账。他还在校园开垦二分地，种上四季蔬菜，弥补伙食费的不足。我便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有关党的性质、宗旨、党员权利、义务有关部分读给他听，使他觉悟大大提高。还能够对个别教师的不良行为，大胆提出批评、建议。不久我和陈泽森同志作介绍人介绍他入了党。记得入党宣誓是在寒假教师集中在城关一小学习时，宣誓入党的。当时有6人参加宣誓。熊作舟同志入党后，在县教育系统工人中，引起很大震动，也在学校工人中树立一面旗帜。有工人说，从旧社会来的工人也可以入党。他入党后不久，即被邛崃二中调去大厨房当炊事班长。1960年，省委宣传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我县检查学校工作时，发现了这位出身好、政治上可靠、又会做菜的他，回省委不久后，将他调到成都商业街省委大院，为几个省委书记做饭的小灶伙食团工作。
    195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了民办小学，教师都是没有继续升学的初中生和小学生，因为公办学校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学龄儿童的入学要求。我校辖区的五大队就首先创办一所以张祠堂（五童庙）为校址的一所复式班学校。由群众推荐一个解放前就读过中学的张保成担任教师，学生不足40人，但解决了当地没有学校布局的空白。该教师十分敬业，把一个院子布置得整齐干净，学生纪律也好，校址紧临泉水赶牟场的乡村小路侧，赶场群众反应，过路时常听到整齐悦耳的读书声，要不就像寂静的禅院，院子一点声音也没有，而且期末考试成绩很不错。那时候全县没有几所民办小学，也是办学方向的另一途径，减轻国家办学压力，也解决了农家子弟的入学要求。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将情况向上反映后，得到县文教科的首肯。记得还派了时任县团委书记的饶用唐同志亲自下乡来调研，并写出书面报告。那年底，该教师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作为我县的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
      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逐步对学校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有了一些经验、体会，但我仍不满足，在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激动人心的年代，我自觉定出规划，自购了西师杨欣安、林序达等教授编写的《现代汉语》1-4册及毛宗璜教授编写的《文学概论》及巴人编写的《文学论稿》（记得出差重庆市时，在市中区七星岗新华书店买的），又订阅《人民文学》《语文知识》《语文学习》《文艺学习》等7-8种文艺杂志，同时也坚持记日记，向报刊投稿。1955年，我被共青团四川省委创办的刊物《红领巾》杂志聘为首批通讯员，当时邛崃另聘的一位是王大力（夹关小学教师），我很受鼓舞，在它的辅导下，写作水平有了提高。我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仍以军人作风对待工作，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特别重视个人形象，特别是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都以革命先烈和现实生活中的优秀党员为榜样。全乡12个大队，中心校设在10、11、12和1大队的中心，这四个大队的学龄儿童都集中在中心校就读，其余6个大队都设有小学，其中2、3大队教师只有1人，4、6大队教师3人，5大队1人，7、8大队在原保国民学校校址处，有村小校长1人，教师4人，9大队教师1人。每星期五开全学区教师会，他们便到学校集中学习开会，其他时间，都住在村小校，他们很辛苦，自己弄饭吃，晚上还要辅导夜校农民读书， 白天上下午上课。我每周必须下村小1次，检查他们的备课上课情况，还要听课，解决他们生活问题，听取村干部的反映。村小校远的距中心校约10里，近的也有3里地，全是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这些教师的年龄都比我大。他们也十分敬业，深得群众爱戴，几乎每次检查归来，都是晚上，然后到伙食团留下的饭菜吃后就挑灯夜战，批改作业、备课，这时老师们都已进入梦乡了。
      我除了肩负学校领导工作外，还负责当时二四区的学校党团工作。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是按党中央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重要决策办的。我们研究决定发展对象，一个是泉水乡五童民小教师孙琼英，她是与她家一河之隔的牟礼中心校高小毕业的，家庭出身贫农，父亲是木匠，在牟礼木器生产合作社做工人，历史清白，工作好，只有18岁。另一个是羊安小学第二校长杨友鑫，历史清白， 解放前16岁时就教书了，解放后先在本乡太平（今高埂），后任命为冉义二小当校长，后调羊安。他早就入了团，有干劲。还有是回龙临江村一位民办教师李学忠。我都是亲自调查材料，去乡、村政府索要书面证明，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附加工作，而总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一个共产党员责无旁贷，只准做好，不准做砸。他们入党后，都没有辜负党的希望，我感到十分欣慰。

康康21

文章中提到的熊作舟是我的爷爷。爷爷七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小时候只听父辈说他是老共产党员，忠诚、正直、敬业。对他的成长经历知道的不多。非常感谢候老还原了那段历史！祝老人家身体安康！也感谢大石老师的转发！

康康21

大石老师，您好！能提供侯家华老人家的联系方式吗？想购买他的自传。

大石

康康21 发表于 2019-4-18 16:44
大石老师，您好！能提供侯家华老人家的联系方式吗？想购买他的自传。

2016年出的，只印了250本，听说已经送完了。后面的内容更精彩。

康康21

非常遗憾！谢谢您，大石老师！

scqlzj

家中有2人是侯老师的学生，拜读著作，能否共享一下侯老师的电子版文档<沧桑五十年》或者哪里能买到此书，谢谢357784662@qq.com

大石

scqlzj 发表于 2020-5-3 20:58
家中有2人是侯老师的学生，拜读著作，能否共享一下侯老师的电子版文档

都很难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