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旁边曾有条杀牛巷，名堂硬是有点多…

焉萧善

成都Gol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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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叫《杀牛巷变身通祠路》，觉得有点儿意思唉，就点了进去。

话说这条杀牛巷的位置，大抵相当于今天成都通祠路紧挨着武侯祠大街的一节，如下图蓝色箭头所示。

紫色双实线为通祠路，黄色箭头为武侯祠大街

它形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最初不过是一条宽不过3、4米的小巷巷。在1981年成都地名普查时，因其西边坐落着成都“牛羊经营部”，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皇城坝西侧的“小西巷屠牛场”，遂被命名为了杀牛巷。（上图绿色方框大抵位置）

今天的通祠路

成都的老百姓，向来不喜欢把这种野蛮世俗的机构叫个文绉绉的名字，就像谐音猛追湾的“母猪湾”一样，他们一直都喊这个经营部为牛羊屠宰场。

今天的人们是想象不出这个牛羊屠宰场在当时是有好稀奇的。

当年，成都在皇城（现在的科技馆一代）的西面修筑满城，形成大城套小城的城市格局（事实上，成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格局），两城共用一面西城墙。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清廷迁来了大量回民，安置在满城与皇城之间，意在起个缓冲作用。

回民嘛，是不吃猪肉的。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与其习俗和信仰有着紧密关系，曾流传着“不宰牛，便宰羊”的说法。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牛儿本身就是被严格保护起来的，不能随意宰杀，特别是耕牛！

西周的《典礼》记载了这样一句非常值得关注的话——“诸侯无故不杀牛”。从那之后，“役用的力畜”几乎成了牛儿身上唯一的标签。

《唐律疏议》里也写得非常直白：“牛为耕稼之本，马即供远致军。”换句老百姓都能听懂得的话讲，“牛儿是拿来耕种的，不是用来吃的”，和今天“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逻辑，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少朝代，更是把对耕牛的保护，载入了王朝的法律体系之中，甚至还有“杀牛偿命”这一说法。据说汉代就是这个样子施行的。

所以当时清政府明确规定：只有回族人才可屠宰牛羊，禁止汉人为之。换句话讲，在此之前，可能好多成都汉人压根就不知道牛肉是个啥子味道。

最开始，成都宰杀牛羊，是各家各户自己屠杀，后来周善培提倡办实业，才由牛羊屠宰户出钱，在皇城附近的小西巷买了块地，办起了小西巷牛羊屠宰场。（关于周善培的介绍，可以参见帘官公所街：四川省最早的警察局在这里设立）

再后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当时的民国政府认为小西巷屠宰场位于城内，影响市容市貌，便将其迁在了城外的杀牛巷位置。

你可能会说，对耕牛的保护，不应该是古代的事么？成都的这个牛羊屠宰场，都是民国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好久的事了。

其实不论是民国，还是建国前，或者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耕牛都是不允许私杀的。通过土地改革，许多农民不仅获得了耕地，还拥有了耕牛，但是因为养殖技术参差不齐，当时的耕牛死亡率很高，为了保护耕牛，在后期的大公社时代，耕牛又被收回成为了集体财产。

在195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耕牛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到“只有确实已经不能耕作的老牛和残牛，才可以卖给食品公司或者屠商宰杀”，这和古代各朝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在汉朝、明清几代，官府认为少壮时期的耕牛作用最为显著，如果已经步入老迈，杀了吃掉倒也无妨，但是，咋个才算是“步入老迈”，失去了劳动能力，可不是你牛主人说了算，当时的基层政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量就是用来评判民众家养的耕牛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如果官府认定，那么牛主人杀掉牛就没有问题。

但因为这个很难界定，所以在一些对农业极为重视的朝代，比如唐宋、五代诸朝，他们更习惯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来避免这个难题——甭管大牛还是小牛，只要它还活着，就是还能发光发热的好牛。想吃牛肉？除非等到它自然死亡！

当然，随着农业的现代化，机械的大量使用，已经使耕牛的特殊作用逐步被替代，所以到了1979年，国家提出了要发展肉牛的口号，但是否能私杀呢？还是不可以，因为“要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甚至4年之后的《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里，还有“不准收购、宰杀无出售证明的或有使役能力的大牲畜”这样的明确要求。

直到 1984 年，《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才最终宣布“牲畜可分到户或作价归户，允许私养、允许自宰自售”，绵延两三千年的耕牛保护制度，这才算是彻底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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