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七）

大石

     就在我教体育课期间，没有了学生的书面作业，我就自学起我喜欢的语文课知识。买了一套由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现代汉语》（杨欣安、林序达等编著）和《文学概论》（毛宗璜编），同时也学习时在北京工作的妹夫周联照给我寄来的《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55级集体编）、《中国民间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55级集体编）。这些书，是针对中学语文教师自学的，但我读起来也不感到吃力。就在这段时间，我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叫马南邨同志写的一本书特具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买来阅读，书名叫《燕山夜话》。这是星期天回城逛书店时看见的。他每篇短文都有一个中心，谈事情、谈修养、谈历史的兴衰成败，个人的进退，也谈文化现象的精华和糟粕，也谈政治的进步与落后，给我的印象是：这位学富五车的老教授，精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因为文中常旁征博引，古籍典故，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很有说服力。读一篇文章胜似享受一羹营养丰富的乳汁，胜似享受一杯醇香可口的龙井。同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党对革命赤诚之心，充满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忠贞之爱，表现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错误思潮，歪风邪气嫉恶如仇，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       所谓阶级斗争，也在学校有种种反映。我的班主任被礼貌地罢免了。不久前被借调到文教科帮助工作的老师也退回来了。他是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交待清楚的历史反革命。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 1949年随胡宗南部溃退到成都平原被围后，化装回家，任过中尉副连长。在困难当头的1938年，这个热血青年以当百货店学徒的身份，入伍从军的，先参加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身不由己参加内战。他由一个士兵，升任副连长。解放后，他登记后就参加了革命的教师队伍。文化水平相当于一个小学生，什么知识也不懂。但他在1950年参加教师队伍后，被分配到冉义中心校，投入到当时如火如荼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的斗争，积极学习文化， 因工作积极提拔为校长。他更加积极工作，从未接触过风琴，他自学乐谱，教起了音乐和图画。因是行伍出身，对体育也爱好，便也教起了体育。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时，他主动交待自己的伪军历史，便顺理成章地免去校长职务，调来红光一小校任音、体、美教员。他热爱学生，工作负责，因为历史问题，干起工作来，简直像个工作狂。但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只能使用，不能信任和重用。在开始“四清”运动试点后，他便从供职被使用的文教科，退了回来，仍然上课，并兼管财务。那时干学校财务的人员，都属于不能上主科课程的勤杂事务人员。
    我和他是和尚脑壳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内部专政对象。我俩对门而居，但很少搭话，各干各的活。因为一个是“历反”，一个是“右派”，社会上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便被暗中监视。其实我们也心知肚明，知道该怎么做，才合领导意图。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遍地浓霜。一天早晨起床做完晨操后，在校门外围了几堆群众，在纷纷议论什么，又见到不少大队干部朝8大队方向走去，到中午时分，才听到学校教师议论，公社的第一书记王××昨天晚上躺在一条不深的沟里死了。第二天又听说，县委组织部已经来人下了结论，是自杀的。为什么自杀？红光公社在那个时候，是全县闻名产粮公社，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出色，经常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这与王书记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他为什么还要去自杀呢？我当时想这个问题都是“违法”的。我整天的思维活动，必须停留在如何改造自己才合适。只能定向思维，决不能想其他不利于改造自己的事物。他的突然离去，引得全公社许多大队女书记哭了起来，她们像死去亲爹娘那样伤心。
    夜深人静时，我为此事失了眠，常常对王××之死，辗转反侧，想了许多。他是当的公社书记，又是一个先进公社的书记，为何要走这条自寻短见的路呢？莫非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即使全国已经在开展“四清”运动，邛崃还未动手，只在邻县的新都、温江、金堂等县的个别乡镇选点试搞。但从干部们常常讲话中都提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各单位对公开的敌人地、富、反、坏、右，监管力度无形中加强了，常有群众大会批斗这类人员。后来又听说过王书记解放前学过道士，给人家做过道场，搞过迷信活动，但这类人员在解放初期划分阶级成分时，都未列入专政对象，而列入自由职业者。在城关那位拥有为大户人家举办丧事祭典活动全套设备的胡××，后来还被选为居民小组长，积极为政府服务，像王书记这样学过道士，混口饭吃的人，大有人在，在教师中也有数得出来的几位，有的还入了党，提了干，活得很正常，很惬意。不久就见到，街头巷尾的墙壁上写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大型口号，饭馆茶馆里的墙壁上也写有了。见到这些标语，我像戴上了紧箍帽似，心里不是滋味。工作上我更加小心谨慎。
     就在这段时间，媒体热火朝天地宣传介绍革命样板戏，通过这些文艺形式，教育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同时也大张旗鼓地批判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电影，什么《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等。革命样板戏的京剧剧本《红灯记》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刊登了。上级又不断教育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为了让教师为工农群众服务， 便决定用话剧的形式排练《红灯记》这出革命样板戏。
     我为了改造自己，积极参与这项活动，我因外形丑陋，便自告奋勇，担当起改编台词，在丝毫不改原意的基础上，改成话剧对白，并决定我来参与改写和导演。为了演出效果好，决定我、杨少功、张汉杰和民小的图画教师牟世清，自费骑车去成都市西御街京剧团观看《红灯记》的演出。那时学校距成都约70公里。一天，上完上午课后，大家便骑车上路了。学校到泉水这段路，是乡村小路，很难走。到泉水上了川藏线后，开始东行在平坦公路上。一路上大家心情十分愉快，因为这是我们干革命的具体行动，也是去完成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抵达武侯祠时，已近17点。我们找一个小饭馆，吃了一些素菜饭后，便骑车直抵西御街剧场门口，我们找到了售票窗口，说明了来意，并拿出了我们领导开具的介绍信，记得介绍信是这样写的：“成都京剧团负责同志：我校师生，为了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决定排练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继承革命传统，誓做革命接班人。特派×××等四人，前来贵团观摩学习《红灯记》，敬请给予关照。为荷。致以革命的敬礼。邛崃县红光一小。×年×月×日。”售票同志见我们每人骑一辆破车，风尘仆仆，赴蓉城观看他们演出的样板戏，非常感动，便破例地将我们安排在第一排的“观摩”空位上。牟老师边看边在一个小本上画各场的布景，其余三人都双眼紧盯着舞台上的演员造型、表情、动作等表演程式。落幕后，我们还久久沉浸在刚才的演出中。
     回到简易的旅馆里，大家都无法入睡，便在宿舍里制作回校演出的初步计划和人物安排。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们便起程，车行一路，大家还是不停议论，一口气赶回学校时，才中午放学时间。我们及时向领导作汇报。领导大力支持，他觉得大方向是正确的，既可接受传统教育，又可向群众宣传思想，何乐而不为呢！那时候，在那种激情鼓舞下，说干就干，会上一宣布，10多位教师都有演出任务，只有工友×大娘例外。没有一个教师推诿。原因是，这是演样板戏，伟大领袖还观看接见过《红灯记》的演出人员。大家便趁晚上在学校那个20平方米的舞台排练。牟老师有空就到校画档子，张老师手巧，自制号字灯等道具。
     在一个宁静的晚上，我们在公社那个近100多平方米的舞台上第一次公演。近千名群众闻讯赶来观看。在三盏煤气灯的照映下， 演员们个个认真进入角色，收到了可喜的演出效果。赢得上千群众热烈的掌声。全校教职工虽然有点累，但在文革初期，各种文艺团体都被定为黑线专政的工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已赶下舞台，上百部电影被批判、禁映，群众只能看《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要不就是如群众集会时跳的“忠字舞”。如今在偏僻的乡村，能看到教师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邛崃这偌大地方尚属第一次。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大家信心十足，决定到下支点（即原永丰乡）演出第二场。下午放学后，大家兴致勃勃，带上各自的道具， 几个自告奋勇的社员帮助抬幕布，硬档，步行8里地，到达了台子坝。那儿有一个旧戏台。很快就在台上挂好幕布，布好景。待收工的社员群众把坝子挤得满满时，演出就开始了。
    演出比第一次成功，因为第一次的不足之处，这次及时改正了。大家觉得这是宣传思想的胜利，演职员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表现。扮演祖孙三代演员，感慨地说是受到革命先辈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思想，我们演英雄，就要以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为革命不惜牺牲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归来时，已深夜，大家从不言累，还都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幸福之中。
    不知为什么，袁校长找我谈话。说什么有群众反映，说演祖孙三代的演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我一下弄懵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政府都信任他们教书育人， 他们怎么不能扮演正面人物呢？他们在讲台上，宣传思想也是错的吗？何况演李铁梅的汤老师，那时年龄不足18岁，是个代课教师，她妈妈还在教书呢？还说这是京剧样板戏，怎么能改成“话剧”呢？我被问得瞠目结舌，思忖道：欲加之罪，无患无词。激情满怀地紧跟革命路线，怎么换来了这些无端指责？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劳神费力，夜以继日地排练一个多月的《红灯记》， 演了这两场就夭折了。我还以挑选演员不当而暗中加了罪。你真心想革命，人家就不让你革命。
红光二小在我们排练演出《红灯记》时，也紧急排练演出了
     《抓壮丁》，却没有受到任何指责。《抓壮丁》的编剧、演员吴雪、陈戈，却是在文革中被揪斗的文艺黑线人物啊！
    排演忙碌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没有耽误一节课，也没有支付过学校一分钱的出差旅费，都是为“阶级斗争”这个大方向服务，又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他只能恼怒而已。可惜就这样演了两场，就偃旗息鼓了。一大堆演出道具堆放在一间没有人住的杂屋里，那位美术老师辛辛苦苦忙了一个多月画呀，做呀，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觉得他浪费了不少颜料，弄得大家都心灰意冷。
    虽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学校里的阶级斗争，因为听到过陈主任在新都参加整社回来吹过风，大家都人人自危，不敢议论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埋头教书。自我感觉，国民经济恢复很快，小商品的供应也较前几年增多了。供销社还专门设了个削价商品专柜，降价处理部分针织的红色运动衫，我本来就爱好篮球运动，也是学校篮球队一员，为此大家合计各买一件红色的运动衫，价钱三元多。买回来后，大家欣喜若狂，因为上午买，下午就卖光了。不几日就听说，此衫在毗邻公社供销社处理时，少了 3角钱，我们感到吃了亏。教师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多元，我们实在承受不起。便去询问，那时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下，掌握物资的供销社干部却一脸不高兴，回绝了我的询问。大家不愿意吃这个亏， 表示写信到四川省商业厅询问此事。我为了表示我的觉悟高，敢于向这种坑害平头百姓的人讨还一个公道，我执笔写了削价运动衫为何同一地区、同一系统的价格有差价，便自掏8分钱买了一张邮票寄去。因为买运动衫的另外几个老师不愿我全部承担邮寄费，便给我凑足了邮资。他们还说，这封信虽然是你执笔，我们也要承担责任，我很受感动。
     约半月左右的一天，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好心的教导主任赵成章，沮丧着脸告诉我们，你们这封信，捅了乱子了，供销社梁主任把我通知去，指给我看他们会计清理了一大摞账本，增添了不少麻烦。有位教师便问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主任说，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和供销社也是兄弟单位，更多的地方是需要他们支持我们，人家毕竟是管理物资的单位嘛，我们是有求他们的。大家听后，不以为然，因为信已发了，同时商业厅也批转下来督促他们办，也是件好事嘛！即使找借口不退还我们多收的钱，也感到欣慰，我们毕竟算是对不正的经营作风表明敢于斗争的态度。又隔几天，供销社只好要我们带上买的红色运动衫到供销社门市去领取多收的钱。我们胜利了，我心里感到由衷的兴奋。但那些农民兄弟买运动衫多付的钱就没退还给他们。
    这几年，我总被人们“专政”，好像注定做不出一件好事，此事我却在大家支持下做好了，这些是我的政治表现方面的成绩。背地里，领导们的看法就不是这样，认为我在捣乱，是个不安分的“右派”。
     我生性爱读书看报，因为我没有担任班主任，政治地位是内部监控使用的“右派”。时常在报端上看到某些人犯错误的根源，舆论常说是该同志平时不读书，不看报，迷失方向，陷入泥淖，实在可悲、可叹、可惜。为了加速“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争取管理学校报刊的分发，其实也是为了达到“先睹为快”的目的。
     我读报成癖，如有一天不浏览报纸，就有失魂落魄之感，饭可以不吃，报纸不能不看。
     有一天，可能是1964年11月中旬，上海《文汇报》登载了一篇长文，通栏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姚文元。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写的批判右派文章我曾经读过，他文笔犀利，鞭劈入里，撕你画皮，淋漓尽至，是文艺理论战线上的一员年轻猛士。记得50年代中期，我订阅的《文艺学习》杂志，也读过他的文章，我印象中他是一个文艺评论家，才华横溢。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文，他将明史专家、自学成才的民主教授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批得一无是处。我不熟悉历史，但海瑞其人，我打心里是十分尊敬的，因在封建时代能够敢于为民请命，直谏皇帝，刚直不阿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主义时代的高级干部中实在太少了。记得在几年前，我也曾读到过吴晗写的
     《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读后对这位明朝嘉靖皇帝年间的清正廉明的大官，油然而生敬意。但我心里却想到在这几年间，报纸上几乎都在登大块文章，批判《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这些戏剧、电影都受到过观众的喜爱和好评，难道广大观众都是些愚昧和无知，更不懂得阶级斗争吗？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文艺战线的反映吗？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我心悸，我心寒，报纸上还批判“合二而一”、“让步政策”、“经济价值观”等论点的作者孟超、杨献珍、翦伯赞、孙冶方，这些作者都是中国戏曲界、理论界、史学界、经济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有的在国际上还有声誉。
     批判《海瑞罢官》，直指高级统战人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我的直觉是，这可能不是指这个剧本，而是另有所指。这段时间，各报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都加了编者按语，但内容各不相同，前两报的按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而《解放军报》的按语则非常肯定地说该剧是一株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此引出了各类报纸的不同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清官和贪官的优劣讨论，不少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一般读者都赞同即使在封建社会里，清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的道德魅力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贪官将会永远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有的文章还大胆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当时听说上海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曾自编自导自演了历史剧《海瑞上疏》还把与真的棺材大小的棺材道具搬上舞台，冒死苦谏嘉靖皇帝。我衷心赞赏这样的艺术家，把人们敬仰的清官，写成剧本上演，是为了民间疾苦让上峰看后了解情况，关心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同时我对这样的讨论，以史论史，各抒已见，畅所欲言的氛围，正是他老人家想要出现的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这场清官和贪官的辩论，我因为管报纸，我都如饥似渴地翻阅。当时学校只订有《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四川日报》，只有前三种报纸刊登得多，如人民日报的“学术版”、文汇报的“理论版”和光明日报的“史学版”，有的文章直署真名，如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周谷城还有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北京师大的白寿彝等，各家之言都能旁征博引，很有说服力。我内心深处的观点是支持海瑞这样的清官，不管批评者如何诋毁他，他的光辉形象永远不可能从我心里抹去。
    大约这类文章讨论不久，我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很赞同姚文元文章，点了名说：这篇文章的“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听后顿时毛骨悚然。报载彭总不是被请出来工作了吗？到了我们西南任国防建设的三线指挥部的第三指挥，说明彭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不复存在。吴晗为啥还要为他翻案呢？我们地处偏僻山乡什么也不知晓，听说《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就在北京公开演出，由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主演海瑞，在京城深得史学界、文艺界的好评。为什么那时姚文元没有提笔批判，而是在1965年才批判，其中背景是什么呢？这段时间我突然想起1957年春夏之交，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不少专家学者、民主人士和爱国的工商业者，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下，纷纷坠入“右派”泥淖，遭到罹难。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冤死无数，不死的也受尽折磨。难道这次也是反右派悲剧重演吗？以争论《海瑞罢官》是香花和毒草，要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仍然坚持读报，但缄口不谈报端上的这场令人胆战心惊的讨论，不发表任何观点和看法。但始终在心里嘀咕着吴晗是文官，彭总是武官，一个是解放前的民主教授，一个是创建共和的开国元勋，解放后，他们不同部门，也不同系统，吴为啥要为彭翻案？当然历史上的海瑞是位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封建王朝文官，现在的彭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上万言书的武将，也是刚直不阿，他俩不搭界，这种牵强附会想当然给人戴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罪名，我心中表示无比义愤。纵观那段时间的报纸，自我感觉是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所幸的是学校领导对这场在报纸上展开“清官”和“贪官”讨论，好像无动于衷，仍然一味在强调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小学工作的“四十条”文件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我对“社教”运动的理解是在农村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公社社员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育运动， 与我们学校无关，更与我无关，我只能在学校领导管教下好好教书。
    大约过了约半年左右，学校按照文教科对开学工作的部署，定期开学了。因为我县农村没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家就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工作。我没有当班主任，仍然教体育和管报纸，随时被指令干些杂活。但我趁此十分关注报纸文章的动向。四月初， 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戚本禹炮制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日刊出了。文章吹捧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他比喻说“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起来了”，批评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海瑞罢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显然这把去年底、今年初在报刊上开展对海瑞评价的学术之争上升到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了。这使我自然地联想到1957年时，批判那些写历史小说的作家是“死人压活人”同出一辙。记得当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陶渊明写挽歌》就是一例。戚文引载，吴晗写《海瑞骂皇帝》、《论海瑞》都写在1959年6-7月间。当时戚本禹为什么没有撰文批判， 直到1966年4月间才批判，而且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我私下感到谢天谢地，他批判的两篇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不像1956年，我读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和刘宾雁写的《在桥梁工地上》、
《本报内部消息》后，就向文章中的主人公学习，效法他们敢于反
     对高高在上的、不学无术的官僚主义者，结果在反右斗争快结束时，分配给我一顶右派帽子，只戴了一年又宣布摘了帽子，但其身份仍然称之为“摘帽右派”，属二等公民，也是贱民。为了关注这场运动的动向，我只能顺着潮流走，不敢表示所谓独立思考的意见，因为那是一个不准独立思考的时代！但我的内心平静好景不长。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泡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即在全国各种报刊转载。这个舆论动向我简直懵了！
    《燕山夜话》我不仅读过，而且还购回两三册，他的作者是马南邨，他的文章短小精悍，常以古论今，旁征博引的材料是那样详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论述也精辟。我从来没有嗅出它的“毒草” 味，在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作者的形象，是一位慈眉善目、美髯齐胸、学富五车的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的老教授。我因为没有读过
     《前线》杂志，评《三家村杂记》文章说是邓拓（马南邨）、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荡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从此全国各报刊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越来越浓。
我这时心悸地感到，难道我又是这次运动的靶子和对象吗？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我买过《燕山夜话》来读，但我从来没有出示过他人，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宣传过这本书，原因很清楚，因为我的身份是个“摘帽右派”，我的帽子是由广大群众捏着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还可给我戴上。但学校这段时间批判越来越多，矛头主要是揭露三家村罪行。在这时候，袁校长回校了，虽然他带病在身，长期以来，只要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时，他就身先士卒地率领师生投入这场斗争中。他主持召开过多次批判“三家村”的批判大会，我本能地想参加批判行列，但没有我的份，他都组织那些出身好的教职工和学生干部上台批判，每次会议我都主动参加“接受教育”。我听那些批判稿几乎是千篇一律地照着报刊发表的文章照抄过来的，只是开头加上自己如何义愤，末尾就是呼几句口号，诸如“打倒三家村！”等。随后我独自想，即使要我参加批判，我也如此，因为我虽然读过《燕山夜话》，但要我批判它的“毒素”，我实在找不到文章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词语。即便是姚文元，我也觉得他不少地方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罢了。这类批判会，每周要开一二次，教师的政治学习也是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不少教师根本没有读过“三家村”的文章和《燕山夜话》这本书， 都照着报纸发表的文章应付批判。
    不久中央作出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等的职务，调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我十分警惕地关注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报载北京大学出现了矛头直指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我不寒而栗，因为反右斗争使我记忆犹新，因为还未到十年时间，对这场运动我宁可退避三舍，也不参与。《人民日报》改组后发表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中引用了林副统帅关于政权的议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在我国兴起！”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的局面。就在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全国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各族各界人民纷纷表态支持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我感到，这些社论、评论文章虽然学校领导在组织大家学习，但那些支持向党委书记写大字报的激情远远不及报刊上文章那样积极。我就不必说，噤若寒蝉，除了课堂、食堂、厕所外，不多言语的“三点一线”生活着。思想上老翻腾着解放15年了，好容易盼来了艳阳高照的新中国，然而……在农村的地、富、反、坏，又被监管得很严厉，难道这几颗虱子还能拱翻铺盖吗？这是一场对“文化”的革命，是批“毒草”电影、戏剧的革命，尔等又不是创作、演出这些电影、戏剧的当事人，何惧之有，我安慰着自己。
     学校不是真空，不久听说邻近的三中校（今高埂中学）派进了工作组，学校领导与工作组秘密研究，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将教职员工进行了分析排队，左、中、右、极右，即分一、二、三、四类。我本来在1957年就列入右字辈另类，近10年来，我心存不服， 但“右”字也板不脱。不久工作组又到我校，组长是县委宣传部秘书周象普，其人在我的印象是心底善良，反右结束后，他那时在文教科管人事，对我也不十分严厉，为了让我改造加速，给我改换工作环境，一年多后，又摘了我的“右”派帽子。我十分感激，他进校两天，从领导那儿了解情况后，找我谈话，要我谈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批判“三家村”，我是拥护的。我老实地交待了我读过《燕山夜话》，我并不知道作者马南邨就是“三家村”的老板反党分子邓拓。随即我就把《燕山夜话》这几本书交给了他。又预感到夏衍、周扬、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也在批判之列，也将夏衍著的《关于电影的几个问题》给了他，表示要和这些反党份子划清界线，投入战斗。他教育我，今后政治嗅觉要灵敏点，多读著作，加速改造思想，重新作人。我悻悻地离开他那时坐镇学校的办公室。
      离开后，我反思了在1957年前，我读过刘宾雁、王蒙、艾青和四川的流沙河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嗅出他们的反党气味？反而以他们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为学习对象，抨击身边的官僚主义。今天交出去的《燕山夜话》等作品，我痛恨自己水平低，真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我的心有些恐惧。原计划是要抄我的家，不知为什么未进行，故我秘密地将我的书转移到乡下一个同志家里。
      秋季开学，报纸上向《三家村》三个黑帮分子的批判，更加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