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十三）

大石

      记得过了春节后，一天，一个拉胡豆石的年轻妇女，在下车上胡豆石时，她悄悄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包点心，并告诉我：“这是你大嫂带给你的。”我接过抬头一望，才想起她是住在我老家紧邻的杨金蓉。因没有多少文化，只好干苦力拉架架车来维持生计。我
把点心打开细看，想发现里面有没有给我传来什么信息，结果一无        所获。晚上我把点心分给了同监舍的难友品尝，差不多半年没有尝过“甜”味了
    三月五日这天早晨，所长在早饭后，就通知我们几个年龄在40岁以上已判决的囚犯，捆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上车。大家就猜测，这是送劳改队劳动。当时判决的罪犯，在温江地区都是分别送崇庆县的万家煤矿、大邑县的新原煤矿、邛崃县的南宝山农场，因为看守所里挨饿，罪犯都希望送到煤矿去，每天的定量高，吃得饱。而南宝山，气候寒冷，干农业定量低，太艰苦。我们的命运如何呢？在车上，我们一行8人，在所长监督下，武警战士分别给两人戴上一副铁打的土手铐，各人伸出一只手，戴上后，中间插一支铁杆，杆下有小孔，用小锁锁住。大家相视苦笑。车子启动，出了看守所，便向十字路口开去。那时还是早晨，行人稀少，我们蹲在车箱里，车行驶到十字口时，向右转向西街。我们顿时心一下紧了，不停地跳动，因为这是去南宝山劳改农场的方向。就在我们猜测心惊的时候，车子出了西门，在西桥桥头，却向左滑行到西河坝。时值初春，大河里只有一泓春水，缓缓流向下游。汽车停稳后，武警战士分别给我们解下了手铐，所长叫我们8个人都下车， 行李也拿下车来。这更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我们是专政对象，谁敢说个不字。所长下车后，指着早已放在那儿的鸳篼、锄头，叫我们就地把已堆放在那个地方约4立方沙子搬运到车上。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运往南宝山劳改农场，供给基建用的。南宝山没有供建筑用的沙子。我们几个老弱病残，用了约三个小时，才将沙子搬运上车。沙子搬完，我们仍然上车，并将行李也搬上。照例，所长默点姓名后，要管理员给我们像来时一样戴上手铐。
      汽车启动后，缓缓爬上河岸，过西桥，向南宝山驶去。我们坐
在沙子上，慢慢歇着气。我虽然生在邛崃，但解放后这26年间，我出了川，也出了国，但邛崃县境，我却没有到过西路的乡镇，连距离邛崃约15公里的马湖乡境，也未去过。车是重车，又是碎石路， 路况不甚好，速度很慢，我们坐在沙堆上，可以左右眺望，见到绿色的田野里，有自由备耕的社员，油然升起失去自由的我们多么向往他们的自由啊。也见到光秃秃的山丘，给人凄苦之感。车到油榨乡时，所长叫我们到一个农户家吃一碗米饭，菜是只有几丁点菜油的厚皮菜，这是午餐。那时已是下午一点过了。在管理员监督下，我们解了大小便，又上车戴上手铐，车开始上高山，这条由南宝山修筑的“公路”，蜿蜒曲折，凹凸不平，车行更慢，走走停停。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很少有成材的树木。车像蜗牛一样， 在盘山公路间爬行。约六时左右，车才开到南宝山农场场部。我们解了手铐，所长向场部的一个负责人交了一袋材料后，完成一项任务，便招呼管理员去休息。我们自成一排，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等候发落。不一会儿，一个约40多岁的干部来了，他腰间挂着一支短枪，手中拿着一个小本子点了名后，就叫我们各自背上行李跟着他去。出了场部，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只能容一个人单行，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初春的南宝山，傍晚时分，寒意阵阵，来时只穿单薄的春秋衣，已经难以抵挡高山深谷的春寒，好在背着行李，又在爬山，身子已出汗了。带领我们的那个干部见我们呼哧呼哧累的样子，便叫我们原地休息。天慢慢黑下来了，我们身处群山中，四周黑乎乎的，顿时寒颤起来，那个干部神情自若地说：“不远了，只有一里远。”说完他指着远处的一点灯光，“那便是岗楼的灯光！”我们情不自禁，向灯光望过去，它像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起来走动后，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探着路走，这一里多路，好像比走十几里还远，浑身累得像散了架，在昏暗的灯光下，到达了叫“杉木林”的队部，模糊中见到低矮的屋檐边有一个岗楼，我们进去必须经过岗楼下面的一道窄门。这时，领我们的干部，就叫我们在看守所那样，喊报告。内容是“报告管理员××× 进去（出去）。”我们依次喊报告进去了，站在进门的屋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环顾这个监舍，是四合院的平房建筑。这时另一个约40岁的干部出来，叫我们到食堂去吃晚饭。他这一说，我们才觉得，早已肌肠漉漉。到了只有几步路的食堂，一张小方桌上，早已放了一盆菜肴，每人各吃一碗蒸熟的米饭。大家饿极了，囫囵吞枣地就咽下去了。干部指定一个老犯人，带我们进监舍去睡觉。我们踏进去，一股霉臭气弥漫整个屋子。我细看，服刑囚犯都已躺下睡了，这是一间长约30米，宽6米的平房，两边是低矮的通铺，都睡满了人，只有靠里边的右半边设有高铺，靠里面睡了一个人，其余铺位空着，只有几条草席铺着。那犯人，就叫我们在上面住下。我从小没有睡过上铺，而这种铺位是用木头架起的，十分简陋。即使坐火车，也没有尝试过上铺。大家艰难地爬上去把铺整理好，准备躺下。监舍里难友叽咕叽咕响起谈话声，有大胆的问起了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都不作声。要求我们睡时，必须头向外，以便监狱管理员查铺时好清点人数。这个我们在看守所等判决时一样，晚上不灭灯，也习惯了，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想了很多。15年的刑期，坐满时间是1992年6月18日，那时我已经59岁了。能活着出去吗？两个女儿也该是19岁和16岁了，在反革命子女的压力下能活下去吗？爱妻是个人民教师，她那反革命家属的身份，还能要她教书吗？两个孩子的抚养，她能撑得住吗？还有在不同岗位工作的兄弟妹子，因为反革命的牵连，难道提干、入党不受到影响吗？我几乎不停地听见有犯人起床小解，在门口喊“报告” 的声音。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环顾睡在我身边的几位，表情也是似睡非睡的样子，好容易盼到天明。
我起床洗漱后，再仔细瞧瞧这所监狱，是一个简易四合院，昨晚我睡的监舍是正房。它的右边也是一个监舍，比我们住的矮点， 窄点。它的对面，是用红砂石条砌的约2米高的监舍，房顶也是用石板铺的，前面只留一个小门，它长约10米，每2米是一间监舍， 只能关一人。它的左侧是那个饭堂，饭堂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面积， 是土地面，凹凸不平，零星地摆了几张破旧的矮小方桌，先到食堂吃饭的囚犯，站着吃饭可用，打饭窗口对面的墙壁，修了一高约50公分的土台，供雨天囚犯集队听干部训话。监舍四周的墙壁书了犯人“五报告，十不准”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幅标语、口号。在饭堂和小监的角上开了一道窄门供进出，距窄门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圆形的像碉楼一样的哨楼，24小时都有管理员（武警战士）持枪监视着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
    吃早饭时，先在坝子里集合站队，那个称指导员的，昨晚在场部带领我们上山的干部，叫我们排成一列单行，最后进入饭堂，他告诉我们：“你们今天不出工，饭后在饭堂等着学习。”他离开后，大家忐忑不安地吃完饭，洗碗后，就在那儿站着等候指导员的到来。约一小时，其余约百多囚犯，整队点名后依次单行出小门上工地了。指导员来后，叫了两个年轻点的跟他出门，到木工房，端了8个用三个高宽都是25公分的木板钉的小凳来，各人一个，围着一张小桌，他拿一本《犯人监规守则》小册子，叫我阅读，一条一条领会，可以讨论，但要牢记。
    据说这种形式叫“入监学习”，也叫“认罪服法”学习。为期三天。内容是认罪服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还有什么“五报告十不准”的内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刚才在坝子里，环顾四周墙上都书写着“五报告，十不准”的大字。小册子字不多，不到半小时就读完了，然后就是讨论，先认罪。我们三个来自学校和单位，都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其中我刑期最重，还加了一条为1958年划为右派不服，长期闹翻案。其余5人是刑事犯罪，如盗窃、奸淫妇女等。轮到发言时，我表示服从管理，因为这里是法院送我们来这儿，定罪判刑与监狱无关，它们负责保证我们不受伤残，到时放出去仍然是好手好脚的人。至于罪嘛，我保留申诉的权利。指导员在一旁听后，侧目看我一下，没有表态。我的这种发言，也影响另外两个现行反革命的表态。
如此学习，学了一天，大家感觉倦烦。第二天下午，指导员就叫我们各自端着凳子，跟随他上了工地。一出门，我们才尽兴地目睹了这个农场的壮观景象。我们所服刑的单位，是南宝山最高的一个中队，毗邻邛崃县西路的水口乡彭家营地，中间只隔一座山梁， 主要生产茶叶，有几百亩茶厢地，依山势而建，成梯级。另有几十亩洋芋地和菜蔬地。我们被带到离队部约二里地的菜蔬地里拔除杂草，没有任务。分行拔草，指导员在一旁监视着，大家坐着拔，凳随人动。指导员叫休息，才休息。这个活计，比看守所轻松多了。我们还呼吸着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沐浴温暖的令人舒服的阳光， 虽然太阳偏西了，在山上眺望西坠的残阳，是那样的美丽动人。
    隔几天，我们初来的几个人便分离了。我们三个“反革命”调到了菜蔬队，另一个奸污妇女的老干部去放牧队里养约10多只鹅。另几个就调到种茶队去了，我们三个，年轻的我是44岁，老郭50 岁，老杨53岁。在蔬菜队，组长虽然是囚犯，但他是农村来的，见我们这些文弱书生，他也照顾我们干些轻活。
    不几天，我便结识了一个囚犯，叫孙伯鲁，年长我三岁，穿一身“油光发亮”的劳改服，腰间拴一根绳索，头戴一顶没有处理过的羊皮帽子，黄白相间的毛朝外，一眼就能联想到《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喽啰形象。当他知道我是因为划为右派而不服，常常闹翻案后又升级为反革命，又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入狱判刑的，便大胆地认为“知己”。他原是《四川日报》总编室的记者， 1955年 随总编吉喆同志调到南充师范学院，负责校刊的编辑，
     1957年因为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时，在《四川日报》上亮过相，以“夫唱妇随”为题被揭发批判。因为他夫人，为他鸣冤叫屈，也被划为右派，双方被学校除名。他俩拖儿带女回成都谋生，并接受当地派出所监管。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目睹了农村非正常死亡的惨状，心中愤愤不平，便与几个学生右派，在一块发发议论，便被好事居民告密，派出所民警告到公安局，法院便以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他徒刑18年，其他参与议论的学生右派也领到了刑期。他的夫人，因拖了两女一儿，嗷嗷待哺，便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这是宽大处理。
他入狱后不认罪服法，并不干活，遭到了严刑拷打，先后在宁夏街监狱服刑，后转崇州市万家煤矿，最后转来南宝山劳改农场。因为拒不参加劳动，满口的牙齿被打掉。初看时，我还认为他已七十高龄。文革期间，他和另一囚犯，在切洋芋种子时，悄悄说过： 仙逝后，阶级斗争就不会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被告密，邛崃市法院又以恶攻罪加了五年刑期。总共就得服刑23年。他决心把牢底坐穿。因为在10年前，他的爱妻在林彪签发的一号文件中，已经从成都市清理出城，迁到了西昌地区的会东县农村，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那儿是大山区，见她有文化，山里人缺乏城里人的斗争精神，便给她以“人”的待遇，欲请她当民办教师。但干部说，她必须与正在服刑的反革命丈夫离婚。他夫人为了生存，为了两个孩子（其中老二已被送给了他人）的前途着想，便一纸离婚诉状，告到了法庭，法庭快速地作出了判决离婚的决定。他在收到这一决定时，没有落泪，他十分理解妻子的这个决定。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株连是非常正常的。妻子为他划成右派而鸣不平，遭到株连，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如今又因他的反革命罪，而戴上反革命帽子，落得到边远山区去当“反革命”农民。为了生存，让她们母子去吧。从此他便没有任何亲人与他通信，更没有亲朋去看过他。他出身于川南珙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幼时祖父曾教他书法、诗词，他写得一手得体的赵字，清秀、飘逸。所以食堂里配合形势教育的纸标语，通通都是他的笔迹。据他讲，文革期间，场部为了实现一片“红”，他也去场部写过几天的“语录”。因为不劳动，耍“死狗”，当“赖皮”，干部们研究，也不能让他白吃“皇”粮，便决定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叫他当“宣教”，即是宣传鼓动大家促生产。这倒是他的老本行。但要求他负责读党报、办墙报、抄党报，广播也广播党报。后来农场开始改革，要计划成本，核算产值，便启用他搞这项工作。他便积极推荐我去顶替他的“宣教”工作。我接管后，有了一间屋子可以供我活动，这儿还有近100本图书，以及文房四宝，一个白铁皮做的广播筒。
    从报上看，这段时间，保卫华主席，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正如火如荼。1978年8月底的一天，管教干事李××突然叫我去办公室。我进去后，他便从抽屉里拿出一页打印好的“文件”给我看。文件全文如下：
邛崃县固驿镇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
法民（78）第14号

案由：离婚
原告：杨泽芬，女，40岁，家庭中农，新津县花桥公社人，现住邛崃县战斗公社二小校，任教师。
被告：侯家华，男，45岁，家庭小土地出租，住邛崃县城关镇大同街125号，现在邛崃县南宝山茶厂劳改。
杨泽芬与侯家华于1968年经人介绍结婚，婚后由于侯家华不加强思想改造，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于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侯家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投入劳改。杨泽芬以侯家华长期不能履行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要求与侯家华划清政治思想界线为由，坚决要求离婚，经本庭讯问，侯家华亦表示同意离婚，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离婚，准予离婚；
二、杨泽芬与侯家华婚后所生侯涛（7岁）、侯兰（3岁），由杨泽芬抚养，孩子长大后随父随母由孩子自行选择；
三、杨泽芬与侯家华婚后共同购置的手表、自行车、床等财产归杨泽芬和孩子所有。
调解人        刘 水 泉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
此文件末尾盖有邛崃县固驿人民法庭的公章。
    我默默看完后，立即向李管教表示：我同意签字。他即拿出笔来，在一份文件上签了我的名字。他又劝慰我几句，好好服刑，认真改造，孩子将来长大，会认你的等等话语。我折叠好“调解书”，放入兜里后，出了李干事办公室。
    回到监舍，我拿出“调解书”细细地研读它的措词，“要求与侯家华划清政治思想界线”为由，我十分理解泽芬的良苦用心。因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过，在较长的时期里，都存在着阶级斗争。文革中，大家见得太多了，父斗子、子斗父、夫妻相互斗。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不会出头的，参军、入团、入党都要受到严格审查，父母罪过，要连累子女。为了他们母女不受株连，她不提出，我也要提出，为何我没有早提出呢？因为我怕伤她的心。现在她主动提出，表现了她的觉悟有了提高。这在她处的学校里，也更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调解书”中提到“经本庭讯问侯家华亦表示同意离婚。”此句是调解人想当然强加给我的。他并没有上山来“讯问”过我，但我一定不生气，这是他揣摩了我的心态，我得感谢他的好心。
    十几年前，孙伯鲁也接到如此的判决书，他十分了解他的爱妻所为，是为了他孙家的后代，能免遭罪孽，才迫不得已采用的方式。
   收到离婚“调解书”后近一个月的日子里，我无法排除我那两个女儿的身影在我面前不停地晃来晃去。我忏悔我不该结婚生子， 给她们母女带来苦难。我有时独自走到山道上时，突然停住脚，面向天空，大声呼叫：“苍天啊！你一定要保佑我的妻子和女儿活下去！”我每日要为她们默默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