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节选) 作者:粟品孝
南宋四川易学深受邵雍影响,其中以邛崃人张行成最为卓异。张行成是怎样得到邵雍易图和著作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至少他堪称邵雍私淑。张行成比较全面地继承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并“有所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注解邵雍著作,即《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最先注解邵雍《皇极经世》的是邵伯温,张行成认为伯温的解释于“象数未详”,故作《索隐》以详之。又认为邵雍《观物》有内篇、外篇之分,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学者治《易》,当自外篇始,而外篇“缺数者三,脱误者百余字”,故作《衍义》,正其脱误,补其缺遗,并分为数、象、理三篇加以阐释。另外,又著《周易通变》,认为邵雍先天图共有十四种图式,它们相互联系,《通变》就是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笺引旁推,敷衍解释,以通诸图之变,阐扬邵雍易学中的天数、地数、物数等思想。正由于此书是对邵雍先天图的注解和发挥,故又称为《皇极经世通变》。第二,以邵雍思想为标尺,以象数为方法,就其他著名易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阐释和补充。如著《翼玄》,认为司马光《太玄集注》发明扬雄《太玄》义理焕然明白,但对其中象数思想“要而未详”,于是张行成“拾其(邵雍)遗意,委曲解释,以明律历之原,以探用数之旨”。另外,他著有《元包数总义》、《周易述衍》、《潜虚衍义》,也都主要是以邵雍象数学为准绳,论述或补充其中的象数思想。第三,继承了邵雍论数及理的思想。程颐评论邵雍时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8)张行成继承了这一学风,论数及理,他说:“夫天下之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推理。”(《元包数总义序》)所著《元包数总义》、《周易通变》、《观物外篇衍义》等,都在借数和图来论述易理。 可见,张行成十分注意弘扬邵雍易学,并有很高造诣,他是继邵雍之后,南宋杰出的象数学家之一。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对其十分推崇,将其与另一著名象数易学家朱震相提并论。(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清儒全祖望也盛称其学,指出:“康节之学不得其传,……张行成疏通其纰缪,遂成一家。”(《宋元学案》卷78)认为张行成将邵雍易学复振于南宋,并自成体系。 张行成对邵学的精深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传播。继张行成之后,四川学者研治邵雍易学较突出者有张氏门人吕凝之、理学家魏了翁及其门人税与权。成都人吕凝之认为张行成著作叙述太略,不够周详,于是以卦爻配年,详著《易书》四十卷(佚),目的在于发明邵雍易学。此书颇得时誉,有学者评价说:“康节之学,茫昧莫测;君得其传,若数白黑;往古来今,可验可索。”(注:《宋元学案补遗》卷78,《张祝诸儒学案补遗》。)蒲江人魏了翁与张行成同属邛州地区,对其易学了解甚多,也很推崇邵雍治《易》。在著名的“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的公案中,以张行成“九图十书”说为准,反对朱熹的“十图九书”说,并认为自己所依据的是邵雍,而朱熹则依凭列子。他还对朱熹于邵学多有择取,又常常不明白指出表示不满,公开声称:必须先读懂邵雍易学著作,才能领会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的道理。(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魏了翁门人、重庆学者税与权继承了业师重视邵学的观点,并付之著述,有《易学启蒙小传》,认为朱熹《易学启蒙》主要是发挥邵雍“先天图义”,而对邵氏“后天易”则未掘发,于是补撰《小传》,以“后天易”弥补朱熹所缺。又著《校正周易古经》一书,据其自序,也是“以邵子《观物》所言为断”,属于推本邵雍的著作。 可以看出,与周敦颐对四川易学影响较小相反,邵雍易学在四川有着广泛的传播,象张行成精研邵学,撰有七部易学著作,极大地扩大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影响。之后,吕凝之、魏了翁、税与权等学者也究治邵学,达到了较高的造诣,显示出四川邵学的蓬勃之势。相比于此,东南地区就较为逊色,所以魏了翁说:“某凡三游东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广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注:《鹤山集》卷34,《答荆门张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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