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盛行,不正之风的具体表现是“走后门”。走后门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因此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不过那时没有网络,老百姓有话发不出声儿。不论什么事只要不上报纸广播,你气死也没用。根据记忆,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看病。现在有人津津乐道于那时候的大夫不收红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收红包”的确没听说,但药品奇缺,医院里没有熟人,再大的病也只能挺着。如果一老一少同时住院,好药品先给年轻人用,说老的没有医疗价值了。当时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传闻,说是一个杭州知青去医院看病,想打几针青霉素消炎。大夫推说没药,叫他回去养着。那知青一发火就亮出了刀子。大夫没法,只好从办公桌里摸出几支安痛定来给他。那知青更加恼火,就逼着那大夫脱下裤子,把几支子弹头似的药瓶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肛门••••••
我以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个笑话,只不过表明人们对于不正之风的愤恨。然而另有一件,经过我的了解则证明确有其事——当时出产一种名贵中药叫“牛黄安宫丸”,据说是用真正的牛黄制成,主治中风,具有奇效。七几年县医院进了十几丸,被革委会主任袁某盛全部拿走送人。至于花没花钱就说不清了。
二是上学。一九七四年,在张某生交了“白卷”之后,开始实行评选“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规定:先由贫下中农提名推荐,然后报请上级机关审查批准。如此一来。可就为大搞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我的朋友张某才现在公开承认,他的三小姨子之所以能上“工农兵”大学就是自己帮了忙,而当时的他,只不过是某公社的一个团委书记。我们村的杨某生,因为不爱劳动,连团都入不上。然而评选“工农兵学员”一开始,却在一夜之间上了佳木斯农学院,因为他的舅舅是那里的党委书记。大队小队公社根本就不知道,是百分之百的“空中飞人”——WG前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从那以后就改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了。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范某清,有癫痫病,人缘也不好。但因跟大队书记关系密切,也上了大学。有人不服,告到县里,结果不了了之。
四是招工。在知青返城的浪潮中,走后门的现象最为突出。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李某霖的告状信却百分之百地可以证实。
五是购物。那年我去县城买火柴——那时火柴经常脱销,乡下供销社买不到。正赶上一百卖的确良衬衫,排号抢购的足有好几十,可是排了小半天又说没货了。大伙来气不走,就堵在商店门口起哄。经理没法儿,只好拿出十张购买券朝天一撒,叫大伙疯抢。抢到的欢天喜地;没抢到的骂骂咧咧。据知情人透露:的确良布衫,商店本来进了一百多件,却有七八十件走了后门。商店经理觉得不好跟排队的群众交代,这才勉强拿出十件应付一下——的确良布衫好看好洗,穿着凉快,是绝对的紧俏商品。百货商店没有熟人根本就买不着。
六是办事。我们这里吃面,必须去城里的面粉厂用小麦兑换,面粉厂的验质员是村里崔叔家的大儿子,可是这小子平时勒大脖子勒惯了,连父老乡亲们都不放过,村里每次找他换面,都要白送一麻袋面粉,否则就狠扣水杂。他每次回村,大小队干部都要远迎近送,恭恭敬敬。他还吹嘘说自己家里吃饭,顿顿四个炒菜。乡亲们有气,都背地里骂他六亲不认。
不过气归气,骂归骂,潮流既已形成,谁也解决不了。有一段时间听说上边要反“不正之风”,后来又说干扰了“批林批孔”,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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