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烟烟来摆摆老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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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正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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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是现代中国政治史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领导人，关于其隐退内幕，向来众说纷纭，那么真相如何呢？听汪东兴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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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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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是非常难做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交流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也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
　　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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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王洪文）、张（张春桥）、江（江青）、姚（姚文元），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
　　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从官方到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我在网上看到还有文章这么写。我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史料既有档案文件，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我发现，这是一个100%的谎话，是一个100%的背离事实的结论。
　　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会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讲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专门提供了自己的一则回忆。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
　　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第二个算一个口述回忆者，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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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据说，我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口头听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华国锋亲自谈话。所以，我没有找到华国锋阻挠、拖延恢复老干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过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发现，他在推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真做了不少事情。
　　还有冤假错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内蒙古文革时期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这个冤案的平反是华国锋推动的。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是华国锋在中央批准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后整个为内人党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语是华国锋亲自起草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会议就是华国锋主持的。这个是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上面，说华国锋拖延和阻挠也跟历史事实不符。这是第五个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关于引进和开放。80年代以来，官方的着述和研究者的着述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际上，我这几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这个开放和引进与华国锋有直接关系。
　　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的经济急剧滑坡，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负增长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经济局面非常严峻：粮食、棉花都减产，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严重滑坡，所以当时的经济非常紧张，财政状况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叫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不是借中国自己的钱，中国财政本来就紧张，就是借西方国家的钱。所以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就提出，引进国外的设备、资金和技术。
　　我们知道，1973年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曾经提出一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华国锋在1977年把这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大大扩大了，从43亿扩大到65亿美元。然后，到了1977年的10月，又把这个引进方案从65亿美元扩大到100亿美元。到1978年的2月，又把这个150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3月份又扩大到200亿美元，四月份更大了，扩大到500亿美元。这个过程啊，跟华国锋的指导有直接关系。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反复强调说，我们要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搞四个现代化。因为华国锋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到1976年的时候，仅仅剩下23年的时间，因为宣布的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华国锋提出借助国外的力量来搞自己的建设。
　　而且1978年这一年，华国锋力主中国国内从政界、学界到企业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去开眼界，所以1978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出国考察潮。其中华国锋亲自提议，派了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个是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哪呢？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么这个代表团主要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建设。另外一个是以古牧为团长的，古牧是当时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丹麦。这个考察团长期以来搞不清楚是谁派出的，后来有个当事人就是张更生，这个人当过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后来当过吉林省长，他在回忆中说，他当面问过华国锋，这个团就是华国锋亲自提议的。所以1978年才有出国考察潮。而且华国锋在引进的问题上最早提出了“四个一点”。
　　我们都知道，1978年，有“四个一点”的口号，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四个一点”最早就是华国锋在1978年7月中央政治局听汇报的过程当中提出来的，当然一开始没有这么完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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