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杜甫草堂,重建于1997年,借鉴了川西民居的特点。(东方IC/图)
对不到60岁就去世的杜甫来说,48岁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按冯至先生的说法,这也是他创作成就最高的一年。朱东润先生则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这一年,因对朝廷和官场绝望而辞职后,短暂的河南故里之行,杜甫更多地看到了底层的苦难,从而写下了“三吏”与“三别”。及至乞食秦州同谷,及至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并多次面临举家冻饿而死的窘境时,他已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对命运的多舛也就有了切肤的感同身受。从那以后,哪怕是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杜甫依然对底层抱有一种深切的悲悯。这悲悯,是自挽,是自觉,是自救。
多年来,我无数次徘徊于杜甫留在成都的草堂,那座与唐时的杜家茅屋面目全非的园子。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以诗作史的逝者,让我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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