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大师廖季平的爱国主义思想

龚尔思笑

    井研廖季平，是蜚声中外的经学大师。他的生平，有文化的井研人大都知道，生于1852年阴历二月初九，卒于1932年阴历五月初二，享年81岁。1889年中进士，因此井研人都称之为廖进士。他在晚清时担任过龙安府教授，民国时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著书118种。
    廖先生一生究竟有多大的贡献？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井研人，也未必说得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粗略翻阅了廖先生的孙子廖宗望即廖丹送给我的他亲笔题款的《廖季平资料专辑》和前些年买的《廖平学术论著选集》，我发现，廖平经师，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救国爱国强国，是贯穿廖平一生行迹和经学研究的主线。
    廖先生有一封给江叔海的长信，信中有这样的话：“每怪学人不求甚解，以迷引迷，如两《经解》者，大抵谀臣媚子，不顾国家安危，专事逢迎，饰非文过，盲人瞎马，国事如此，经术亦何独不然！古今学者，大抵英雄欺人，一遇外邦侦探，未有不鱼烂瓦解者。琴瑟不调，必须更张”。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表现出廖平先生的忧国之情，何其深沉！对用经学来逢迎献媚不顾国家安危的走狗文人的痛恨，何其激烈！对在外国人面前就鱼烂瓦解的现象，何其痛心！因此，他大胆地呐喊改革：“必须更张”！他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鄙人毕生劳瘁，晚成二编，一以尊孔，一以救国。”这就不难理解，经学家廖平，为什么会和变法运动的首领康有为一见如故了。他们分别二十年后，廖平还在《与康长素书》中说：“台端以高蹇而见疑，鄙人潜伏亦不能免咎。国事差池，忽焉揖让，个人升沉祸福，更何足云。”这段话表现了廖先生，不计个人利害，为国家未来而“潜伏”的苦心。
    廖平在康梁变法失败后，“潜伏”着干什么？他竟然一生六变其经学观点，这样变来变去，是为了什么？
廖先生在《三变记》中说：“一人之书，屡变其说，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是什么在“迫”他变呢？廖先生在《五变记》中说：“学说有差，国家受害，是不可不以纠正”。《五变记》里还痛斥宋明理学及这些“腐儒”们标榜的“四书”理论，“使学者高言王道，鄙弃伯图，矜语德化，不尚武功，坐致南宋不振，神州陆沉”。原来廖先生毕生所追求的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完全正确。不管是古人的理论、今人的理论，还是自己的理论，他一旦发现有错，就一定要予以纠正。
    廖先生的《六变记》里，唯《五变记》写得最长最详。而恰恰在当时和现代，都不太为人们所重视。在“五变”里廖先生把经书分为人学和天学，人学三经有《礼》（包括《大学》）、《春秋》、《书经》，天学三经有《中庸》、《诗经》、《易》。此外，《黄帝内经》的一部分，《楚辞》《庄子》等也属天学。当时的学者都以为此论“恢怪”，我细读深思之后，为廖先生振兴中国的苦心激动不已。原来，廖先生深知中国的经学，博大精深，如果不能整体把握其精神实质，只抓住只言片语，或者某一部分，不但可以学派林立，互斗不休，造成空谈误国，更为严重的是，还可以祸国殃民。《五变记》说：“自古理学之盛，莫若两宋；而丧邦亡国之惨，亦莫[若]两宋。”虽然看见了症结所在，但“理学”所主张的，毕竟也是中国经学的内容啊。为了驳理学而不伤经学，廖先生机智地把经学分为人学、天学两部分。他强调“人学主行”，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强国。而“天学主知”，就是学那些是为了增长智慧。他总结两宋理学的错误是“颠倒人天之次序”，强调要“由人而天”。廖先生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列强角逐，已入中国战国时局”，在这种情况下，去讲什么“克己”、“怀柔”，不过是对牛弹琴。由此可知，廖先生的“人学天学”之分，完全是为了实用，既能纠偏，批腐儒，又要保护中国经学。
    廖先生强调“天学”里面的东西，也是要用的，那得等到中国强大以后，到那时，让孔子成为“全球之神圣”，使六艺成为“宇宙之公言”。这些主张虽然当时和现在，都很少有人赞同，但是到了1988年初，有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中国孔子的智慧。”现在“孔子学院”遍天下，表明了廖平经师的先见之明。至于孔子提出的小康、大同，那就是真正的福利社会、和谐社会了。廖平先生以毕生的精力研究经学，深知其伟大意义，不但是中国立国强国的思想灵魂，并且将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信奉的世界观，我以为，这不是拔高，更不是空想。因为要使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最后融合为一体，杀人武器的先进、斗争哲学、强权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中国强大之后，高扬“仁爱”旗帜的中国经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等，才有凝聚世界的力量。
    可以说，廖平先生的一生，就是为中国的强盛和世界的和睦繁荣而寻战思想武器的一生。廖先生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经学的范畴。廖平先生不但是伟大的经学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哲学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