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津六考证论证

双流岷江河畔

          六考证论证

常璩《华阳国志》五津

为金马河五渡

一、考证常璩《华阳国志》五津的范围和原则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十）记载：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头；五曰江南津。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

考证常璩《华阳国志》五津，首先要明确和确立，考证范围及原则。

揆诸以往考证，就是没有明确确立考证范围和原则，以“想当然”或“疑是”来注解，五津在某条河上，某五个渡。因此经不起推敲而不被认可。

那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五津，其考证范围和原则是什么呢？

根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考证范围这就是“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考证原则就是，不能脱离《华阳国志》“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的范围，不能脱离常璩“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的时代背景注解，不能脱离“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的再次注解说明。

     二、六考证五津就是金马河上的五渡。

经考证，东晋时，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大江”，是指岷江正流金马河；“湔堰”是指都江堰；“犍为”是指东晋时的犍为郡，郡治武阳，今彭山江口镇，新津时属犍为郡管辖地。“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就是说，金马河上从都江堰到新津有五津，其考证有六，细述如下。

考证一：明确《华阳国志》所记“大江”就是指岷江正流金马河

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其中所指“大江”，是指岷江主流金马河，这一点，是基本得到公认的。

任乃强、刘琳两位是我省著名的古籍专家教授，两位对东晋常璩《华阳国志》都有注解专著。任乃强有《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1987年）；刘琳有《华阳国志注解》（校注修订版，2007年出版）。

两位教授都认为，常璩所记“大江”，就是都江堰外江，即岷江金马河。

  （左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右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修订本》）

任乃强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有插图（见图），《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32页至133页间的插图注解，并在注解7（154页）中解说，此所云“大江”指郫江干流和外江（汉代以来，把内外江都认为“大江”）。

而任乃强则把图中的岷江金马河独注为“大江”，见下图。

     （图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32页至133页间的插图注解）

刘琳在他的《华阳国志校注》，指出“《华阳国志》所说的大江是指金马河”，并有证据（一）、（二）说明（见下）。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119页）

其实，金马河自古以来就是岷江，是名副其实的“大江”，修都江堰后为岷江正流。

水利史专家谭徐明教授，在她的《都江堰史》（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第134页中的图示说明，外江为岷江正流，即金马河。

（图为谭徐明《都江堰史》（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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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谭徐明，女，1954年生，四川成都人，教授级高工。现为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方向为水利史，兼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秘书长，自撰有两本《都江堰史》著作，（见下图）左为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都江堰史》，右为中国水利电力出版2009年社出版的《都江堰史》，两本著作，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都江堰史权威专著。）

                         

     （图为谭徐明撰的两本《都江堰史》著作）

考证二：五津在都江堰至新津的这段金马河范围内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即“都江堰至新津的金马河上有五渡”。说明五渡就在都江堰至新津的金马河范围内，而不是其它河。

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清楚、肯定、明确，一点都不含糊。若超出这一范围，就不是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五津了。

    任乃强教授，一方面承认都江堰外江金马河为“大江”，一方面又把“五津”注解为内江至成都的河流上，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常璩记载的五津范围和考证原则。把五津注解在内江至成都的河流上，是“想当然”的，没有依据，因此，是不能认可的。

   （图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32页至133页间的插图注解）

刘琳教授，认为常璩“大江”是指金马河，但他注解的五津，除“江首津”在温江三渡水外，其余都打堆注解在新津及以下，即进入犍为郡的岷江金马河上了（见下划线书图）。刘琳教授以“疑即”来考证注解五津，所注解的五津显然是超出了考证范围和原则，因此，刘琳的注解也是不能认可的。

（刘琳五津注解《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119页）

考证三：同一条河段上的五津只因时代改变而名称变唤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五津，是岷江金马河都江堰至新津的河段上的五个大津。分别为：白华津、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

千百年后，社会在变，时代在变，地方称谓也在变换，津的名字也在变，以前叫津后来叫渡。这千百年来，没变的是岷江，是都江堰，是都江堰外江金马河的特征（夏秋丰水摆渡过河，冬春枯水搭桥过河），金马河上的五个大渡，基本位置变不了，变的，只是以前叫五津，现在叫五渡了。

因此，东晋《华阳国志》五津，就是金马河上的现代的五渡。按序用图表示。

常璩《华阳国志》五津与现代五渡（都江堰至新津的金马河上）

五 津	五 渡	金马河西	金马河东
白华津	徐 渡	都江堰及青城山、崇州街子等	郫县、成都
万里津	晏家渡	崇州怀远、三郎、元通等	温江、成都
江首津	三盛渡	邛崃、大邑县城、崇州市等	温江、成都
涉头津	擦耳渡	邛崃、大邑安仁、崇州三江、江源等	双流、成都
江南津	新津渡	邛崃、眉山等	双流、成都

徐渡离都江堰下游10公里，来往于青城山的人多。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全国各地传教拜教于此，来往人多，这里可称都江堰下第一渡。晏家渡是崇州怀远、三郎、元通等三镇，去温江成都的河渡。温江三盛渡又叫“三渡水”渡，是邛崃、崇州市、大邑县城等，去温江成都的大河渡。双流擦耳岩渡，是邛崃、崇州、大邑等，过双流去成都最近的渡口。新津渡即新津县渡，是邛崃、眉山、大邑等，经双流去成都的交通要道。

     

         （图为岷江金马河上的现代五个著名渡口）

同是岷江金马河这段河上的五津，只因时代变换而改称五渡，一切未变。这是考证常璩《华阳国志》五津为五渡最基本的证据，也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考证四：常璩注解“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

按序对应，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而常璩对“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的解释，更是佐证了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

经考证，东州民是古蜀外来游民。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因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天灾等，导致南阳、三辅出现流民，一部分流入益州，视为“东州人”。东州流民数万家十几万人，他们到益州来的目的是为了求生存，夺得生存空间。因为这里“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菜、果实之饶”。但当时益州豪强地主势力得到发展，地主势力多次向益州统治者刘焉、刘璋挑战。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统治者刘焉、刘璋，就与东州人相互利用，成为了刘璋的“东洲兵”。在益州豪强地主反对刘璋的斗争中，正是“东州兵”的殊死战斗，才保全了刘璋的政权。于是东洲人成了刘璋政权维护的功臣。为了保住政权，安抚东洲人，一部分东洲人就住在了成都城中，另一部分就安置在了土地肥沃的岷江金马河边的涉头津，后改曰东州头之地。

将东州人安置在涉头津，是因为这里离成都最近，一旦有事，东洲人半天就可赶到成都汇集。这是因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决定的。其一，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豪强地主势力与政权统治者的矛盾，益州统治者刘璋，虽然靠东洲人保住了政权，但还要依靠东洲人继续维护政权，巩固政权，还将随时召集起来战斗，所以东洲人不能分散太远；其二，东州人也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所以东洲人不能分散太远；其三，更是战争策略的需要，分两地安居，可防住在一起被人包围一锅端消灭，分两地形成犄角有利于战略战术，但也不能分开得太远，半天不能汇聚不起而被人分头消灭。

陆游有诗《自江源过双流不宿径行之成都》，说得就是双流擦耳岩古渡距成都近，半天即可赶到成都。可见，东洲人安居的涉头津，就是金马河双流擦耳岩渡。由此还证明了擦耳岩渡有一千八百年历史的考证。

任乃强教授对东洲人安居的理解为：涉头津，盖即今成都、新津间之毗河渡。秦汉时北道要冲也。刘二牧时，自中原来之移民（东洲民）与蜀地人不睦，故聚居于此，以其为蜀与广汉两郡分界处，以其应变进退也。以是被称为“东洲头”。任教授的解释，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

刘琳教授把“涉头津”解释为“沙头津”，说“沙头津在彭山县北”，桓温伐蜀，李势将昝 [zǎn] 坚自犍为由沙头津北渡成都，即此。又说刘璋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洲兵”。把“东洲兵”安居在彭山县北，这完全不符合时代背景。也有人理解为，把“东洲兵”安居在此，是为了抵御外侵，如桓温伐蜀等。可知，东洲人入蜀（约公元200年），比桓温伐蜀（公元346年）早百余年，两者为两不挨边的事。

因此说，常璩对涉头津的注解，证据佐证了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

考证五：“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的强调说明

常璩《华阳国志》对五津，还有“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更是对五津在都江堰至新津的范围内，不能入犍为郡的强调说明。这是考证五津范围的重要原则，也是常璩对五津考证打的重要补丁。

刘琳教授把五津中的四津，都注解在了新津犍为郡内，显然超出了考证范围和原则。

考证六：考证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把以上五考证连结起来，可以看到：

考证一考证了五津所在的大江就是岷江金马河；考证二考证了五津在都江堰至新津金马河的这段河范围内；考证三说明，这段河上的五津，随时代变换而五津改称五渡。证据一、二、三说明，五津所在的大江是金马河，是在金马河都江堰至新津的河段上，这就是常璩五津的范围。考证四是常璩特别注解，说明涉头津就是擦耳岩渡，符合时代背景。这既考证了涉头津就是擦耳岩渡，又反证了其它四津按序的正确性。考证五则补充强调，五津不能入犍为郡，这是常璩对五津在江堰至新津河段上的强调说明，是最后的打补丁。

以上考证，证据之间不矛盾，不冲突，互为补充，符合考证范围，符合考证原则，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特别是其中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古渡的佐证，更是有力地考证证了五津就是金马河上的五渡。

以上六考证，证据是充分的，过程是严密严谨的，考证是全面完整的。特别是先明确和确立考证范围和考证原则，从而保证了考证的准确性。

揆诸历史上对常璩《华阳国志》五津的考证，应该说，这次是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的一次五津考证。

常璩是东晋历史学家，他是崇州小亭乡人，他的家乡就在擦耳岩渡下游对岸的崇州三江镇，他自然要常走这里过河去成都。因此，常璩对都江堰至新津的金马河上的津渡，是熟悉的。因此，他在《华阳国志》里记载的五津，才有多处注解说明，以让后人不要误解。

                                           蒋剑康 20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