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娃子(一)
地处川东北的南江,冬季天黑得早。与几个发小在照壁岩后山腰上一座土庙里吃过“柴火鸡”天就暗了下来----此时才六点刚过。下得山来与一发小同路回我在南江的临时住处----革命村我大姨姐家。步行到南门桥,发小对我说讨娃子在桥下的河街上买串串并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讨娃子大名叫田明富,小时候多病为了好养活父母给他取了这个贱名。他和我都生长在高桥街上。虽说他比我大四岁但我们打小就在一起嬉闹、一起在长滩河下面的河岸上砍水白蜡(一种生长在河岸边的灌木,由于油性大易燃可以当柴烧)、夜里一起去八台山上面偷村民地里的苕藤子当猪草、一起去偷林场的还没成熟的青橘子吃。讨娃子话多,特别是段子多,讲段子时他笑起来不仅嘴张得大而且声音也大,惹得我们一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跟着他一起说膻话一起大笑。文革期间讨娃子不过十二三岁,他居然敢跟二三十岁的妇女开玩笑,说怪话。让我们这一帮小孩奇怪的是被他玩笑的大嫂阿姨不但不生他的气,她们居然还在嬉笑怒骂中用手揪他的胳膊脸蛋用拳头捶他的腰背。
六七十年代,住在街上的居民家里有工作的人不多。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来源基本上是靠家中父母等壮劳力背力来维持。家中的小孩们也需要在放学后和周日(那时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为家里捡柴扯猪草甚至背力来挣一两角钱学费或者买米钱。那时米一角三分八厘一斤,盐也不过一角七分一斤。
记忆中,背力很累但几十个人负重同行,一路说说笑笑倒也快乐。我们十几个小孩子一起,只要有讨娃子在,我们就会与大人分开走。每次歇气时,讨娃子总能与过路的人即兴来一段对话让我们忍俊不住。一个暑假天,我们一群街上的半大娃儿从下两背力回来,在长滩脚下一处树荫处歇气。边坡上,有一排高高低低可以放背篼的小平台,我们便把背篼放到平台上。一群娃儿正欲逗弄讨娃子好让他说笑话,却看见一个人从上河走过来往下两方向去。这人我们都认得,是街上廖家屋里的,在下两供销社工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住在单位,我们对他并不熟悉,也不知道的全名。等他走过了,和我们一起背力的欧久娃子说,这个人有个外号叫“烂大锣”。神潭溪街上几乎人人都有外号,叫“烂大锣”也并不稀奇。看着老廖渐行渐远的背影,却不料讨娃子居然朝着老廖的后背大叫了一声:“烂大锣”。
声音太过响亮,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叫吓了一跳。接下来就是更吓人的事情,听见一声“烂大锣”,原本正常走路的老廖便停了下来,然后转身向我们走来。看着牛高马大的老廖阴沉着一张大方脸朝我们步步逼近,我们都低头不语。“那个喊的,咹!那个天棒槌。咹。有胆儿喊莫胆儿承认啦。狗日的,有娘生莫娘养的东西。看老子把你找到了不撕烂你娃儿的逼嘴!”老廖一边骂一边从我们面前慢慢走过还一边审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多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他,唯独讨娃子似笑非笑的目视老廖。等老廖走到他面前时,老廖骂人的声音明显大了些,却不料讨娃子居然看着他说了话:“廖灿邦,去供销社上班哇。嘿嘿。”
讨娃子喊人,只要没有亲戚关系的,不管年龄多大全都是一律直呼名字,这也是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地方。虽然老廖怀疑讨娃子,但雷也不打笑脸人,何况讨娃子还是唯一一个与他打招呼的。于是,他在我们面前骂骂咧咧的走了一个来回,算是出了一口气,然后丢下一句:“狗日的,总有那天要挨黑打!”便愤愤地离去。
六九年,十四岁的讨娃子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跟着他父亲专门背力挣钱了。同一年,由于历史原因,讨娃子的父亲被下放到八台山后面的八大队二队当农民。但年底,他也进了高桥唯一的集体铁业社做了一名学徒。当铁匠苦,学铁匠更苦。要不是家里非常困难,一般是不会让没成年人去学铁匠的。我记得那年去铁业社学铁匠的只有两个半大孩子,讨娃子是其中之一。进了铁业社,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在傍晚碰见,虽然他一脸铁灰,浑身炭黑,但笑脸却依然明朗。
讨娃子排行老四,前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后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兄妹六个中因为讨娃子最没性,为人处事没大没小整天邋里邋遢嗓门大饭量也大,所以不被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待见。小时候我们经常看见他弟弟做了错事受到父母责骂时,讨娃子往往会被一同挨骂;有时弟妹因故被父母责打时,讨娃子也必定要一同挨打,而且他父亲对他的责打往往比他的弟妹们要更加凶狠。每次,讨娃子因弟妹惹父母生气而遭受责打时,他除了嘤嘤的干哭之外并不辩解更不逃跑,任由父亲的黄荆条或者篾片或者藤条劈头盖脸的倾泻在他的头上、脸上或者身上。有一年深秋的一天,讨娃子不小心将家里的被子烧了一个小洞。那年头家里的被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被子烧了一个洞哪怕是个小洞在父母看来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轻者挨骂重者就要挨打。
傍晚,讨娃子父亲背了一大背篼苕藤子从地里回来,在街沿上就开始厉声叫喊讨娃子。没等讨娃子过来接他的背篼,父亲就摔了背篼从中抓起一把苕藤子对着讨娃子劈头盖脸的一阵猛抽。街坊邻居见状也不敢上前劝解,而讨娃子也只能不停地换手去护自己的头和脸。几分钟后,父亲打累了也骂累了终于停了手,而讨娃子却挑起水桶带着满脸满身的紫痕血印去公社后面的水井挑水。两担水挑回家讨娃子居然又和人开上了玩笑,惹得邻居们纷纷感叹:“真是个没记性的人”。
虽说讨娃子不受父母待见常常受到来自父母的不白之冤。但每当父母与人争吵或者动手时讨娃子会毫无理由的维护自己的父母。讨娃子的母亲体型瘦小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她能干泼辣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而且遇事喜欢较真,为此免不了常常与街坊、村民发生口角有时甚至是肢体冲突。有一次在集市上买菜因斤两误差与卖菜人发生争执继而抓扯后来便开始拳脚相加。卖菜的有好几个壮劳力,动起手来讨娃子母亲显然会吃亏。公社治保主任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保护讨娃子母亲便干脆将她和几个农民一起带到公社办公室并将一直在声嘶力竭叫骂的讨娃子母亲暂时关在一间小屋里。讨娃子知道此事后,发了疯似的跑到公社悲天跄地的嚎叫、撞门甚至拉扯治保主任。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治保主任虽面露愠色,可他还真的将讨娃子母亲放了出来并且还当着讨娃子和他母亲的面严厉地斥责了那几个卖菜的农民。这之后,讨娃子扬眉吐气了好久,逢人便说他的“辉煌”成就,那情形仿佛不是在讲述他自己的经历倒像是在描述一位经历了一场恶战而取得胜利的将军。
自他父亲下乡以后,每天早晚检粪就成了讨娃子的另一项任务。我们小时候,高桥靠河边的木结构房子楼下基本上都是一排排开放式猪圈。六七十年代不管是街道居民还是林场场民还是家住街道的周边农村的农民,他们不仅家家养猪其猪圈也是各家各户男女共用的私人厕所(那个年代整个高桥街道只有粮站公社和小学校三个分性别使用的公共厕所)。检粪是个又脏又臭的活儿。河边楼下的那些粪坑有的浅有的深、有的不漏水可以连屎带尿全部收集,有的漏水则只能装干粪便。粪坑浅的掏粪容易,粪坑深的检粪人往往只有钻进粪坑才能掏到肥效高的人大粪。钻粪坑无论你怎么小心,脚上手上甚至头上脸上常常会沾上人和猪的排泄物。所以掏粪的人一般只穿草鞋,他们身上随时都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讨娃子似乎天生就不怕脏不怕臭,他父亲每天挑到地里的一担粪肥基本上都是讨娃子早晚从去居民家猪圈里掏来的。那个年代种庄稼种菜没有人买得起化肥所以人畜肥料就是庄稼蔬菜的主要肥源。为了防止自家的人屎猪粪被人偷,好多家庭特别是林场场民和家住街道的农民会将自家的猪圈进行加固。因此讨娃子一般爱去没有加固或者加固不严的猪圈检粪。偶尔他也会想方设法去林场家或者农民家为数不多但加固严密的粪坑检粪,虽危险性也很大但那里粪多,对像讨娃子这样天天检粪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如果被主人撞见了不但要将他偷的粪倒回去,其检粪的工具也往往会被抢夺或者损毁;如果没撞见偷粪的人但发现丢了粪,主人就会扯开嗓子在街沿上骂“花鸡公”----为的是让偷粪的人耳朵“发烧”。所谓“花鸡公”就是拿偷粪人的父母姊妹的生殖器来进行夸张解剖式的描述或言语暴力蹂躏,更厉害更恶毒的就是将偷粪人的家庭成员进行不堪入耳的论乱编配。
检粪的人多,早上起晚了就检不到粪,所以讨娃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检粪。一天早上讨娃子又摸黑忍臭钻进了一个粪坑,还没来得及找好位置开始掏粪,便有人前来解手。借着微弱的晨曦讨娃子从来人的轮廓辨认出她是猪圈的主人----一位二十出头刚结婚不久的女街坊。他本想躲藏但又怕惊动女子。正在他为难之际,一泡热尿正好撒在讨娃子的头上。他一时性起居然用掏粪勺的长竹竿把手的一端捅了一下女子的屁股。只听“妈啊”一声划破长空地惊叫,女子提起裤子跌跌闯闯地跑上了楼。讨娃子也不顾头上洒落的尿液,飞快的逃出粪坑跑离了现场。庚即身后的猪圈就出现了电筒的光柱和一阵紧似一阵呼天抢地般地怒骂。这之后小小的高桥街道上就流传着关于此事的多个版本。检粪的人多也没人切实看见过讨娃子在现场,但讨娃子每天早晚检粪是真的而他还有爱与妇女们开玩笑的陋习,于是人们还是把他当成主要怀疑对象。人们大多拿讨娃子和小媳妇一起编成各种各样低俗段子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在不同的人面前讨娃子对此事的反应却不相同:打铁时面对工友们的询问他会眉飞色舞的胡乱神侃,当街上老人或单位的工作人员问起此事时他又会矢口否认,可与一帮街坊发小们胡吹时他则是添盐加醋的渲染,惹得青春期的伙伴们见到他就要他讲检粪时的经历,特别是检粪时遇到有人解手时的细节。好几回他因讲得兴起忘记干家务而被找到他的父亲不由分说的抡以巴掌。
七十年代后期,讨娃子所在的高桥铁业社每况愈下,每月十五元的工钱也越来越难保障了。不知是他自己托熟人还是凭自己学得的有限打铁本事,他居然在七七年底进了南江当时比较大的一家集体企业----洛坪铁工厂。铁工厂离高桥有近100华里且沙南公路正从厂大门口经过,讨娃子能在那里上班也算是“走出去”的人了。铁工厂主要的产品是翻铸犁铧、锻制各类刀具和农用工具、拉制修土墙房子钉椽子用的土铁钉等等。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只要肯干每月最多能挣60多元的工钱,平均也能拿30好几,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讨娃子肯干,不怕脏不怕累,整天乐呵呵的。来到铁工厂后他每月的收入渐渐多了起来。讨娃子原本就万事不愁整天乐呵呵的,现在钱多了就更加精神;人有了精神就爱与人特别是女人开玩笑。厂内的女性不多,以讨娃子的胆量和见识他似乎不敢与那几位女性乱开玩笑。但工余时间他还是爱和工友们坐在厂大门口外等待转运而暂时堆放的原木垛上一边看着时不时从大门驶过的汽车一边用粗鄙的言语与过往的妇女们打情骂俏,借以洗去一天的劳累。
工作稳定了,手里也有积蓄了,有好心人开始为二十岁出头的讨娃子说起了亲事。事情很顺利。一两个月下来便有人给讨娃子介绍了一位燕山农村的姑娘。女孩个头不高,虽长相一般但皮肤白净;话虽不多但干活手脚麻利。两人见面后均觉满意,随即便开始筹办婚事。讨娃子是在七八年七月与姑娘见的面,国庆节举办的婚礼。
作为发小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结婚那天,讨娃子母亲和他二哥弟弟妹妹来了,其余的就是铁工厂的领导和工友。那天讨娃子一身崭新的蓝色中山装,虽然显大倒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风格,头戴一顶蓝色毛呢帽子,进进出出满脸堆笑地招呼各路客人。燕山离铁工厂有五十华里。接亲队伍天见亮就坐了一辆老解放牌汽车出发了。按计划他们先乘车到赤溪场,然后再步行上燕山女方的家中,这段路大约二十华里。早前,铁工厂领导为了讨娃子结婚想法给他腾了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做新房。按事先双方家长的约定此次女方的陪奁只携带几件像衣柜箱子之类的必需物品,其余的放在女方家中等以后他们住房宽敞了再搬。按计划,接亲队伍最早应该在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可十二点刚过,讨娃子就有些坐不住了,中饭也没有心思吃,不停地跑到厂门口向沙河方向的公路张望。亲戚们不停安慰,朋友们尽力宽心、工友们玩笑打趣,这一切都不能平复他内心的焦虑。随着时间的流失讨娃子越发坐不住了,在下午三点半时他还是借了同事的自行车飞快向沙河方向奔去。在野羊溪讨娃子与迎亲的汽车相遇。看见气喘吁吁穿着新衣骑着自行车的讨娃子,哄笑声顷刻间从迎亲的汽车里爆发出来。因为驾驶室已经有新娘和媒人,迎亲的人们便起哄要讨娃子抱着新娘坐在驾驶室,一时间各式各样的玩笑把坐在驾驶室里的新娘羞得满脸通红。几经拉扯讨娃子还是半推半就地挤在新娘与车门之间坐下。满脸羞涩的新娘和浑身拘束的讨娃子还有满车几近癫狂的迎亲者,一路疯话一路段子一路笑语一路欢歌。平凡的人自有属于平凡人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如此纯粹如此豪放又如此无拘无束!
婚后讨娃子工作更加努力,他爱人勤快心细,善于操持家务。不久她也在铁工厂的职工食堂里谋得了一份临时杂工的活儿。虽然每月工钱不到二十元但新媳妇满心欢喜做得格外卖力深得工友们的认可。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国内形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个体经济的兴起,属于集体性质的铁工厂因产品结构单一质量不高而迅速滑坡,铁工厂不得不开始通过辞退部分员工来支撑每况愈下的局面。那段时间,讨娃子爱人整天忧心忡忡,本来不爱说话的她这时间的话就更少了,天天待在职工厨房不停地清洁打扫洗碗刷盘淘米切菜,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领导同事们的认可和同情。倒是涛娃子整天还是乐呵呵的像没事一样。虽然厂里开工不足但他还是坚持按时上下班,无事可做就将车间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便如此,他还是在八零年初被辞退了。一同被辞退的其他职工们要么想方设法找关系争取留下来,要么呼天抢地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此要挟领导。讨娃子既不吵闹也不托人当然他也无人可托。在他看来人家不要你了你就该走,这很正常没必要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爱人低声嗫嚅地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淡淡地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在讨娃子看来好脚好手的干什么不成呢?!几天之后办完了手续,又就地贱卖了结婚时的几件家具,此时讨娃子心里略过了一丝高兴:来铁工厂一年多不仅找到了爱人结了婚,怀里还揣着他们共同挣下的捌佰多元现钱,这些对于讨娃子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收获。“有钱什么不能干呢?”讨娃子宽慰着面带愁容的爱人,随后他带着老婆回到了高桥老家。此时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并都成家另过;一个弟弟也在县城参加了工作,讨娃子便和爱人暂时与父母妹妹生活在一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