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人们都得进入公共食堂吃不要钱的大锅饭，不准私人家中冒烟升火做饭， 到了1960年，61年，几乎没有粮食吃 许多人水肿了饿死了，人们为了活命，包括10岁左右的笔者和笔者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内，只好“偷”生的吃，见什么吃什么，产什么“偷”什么，人人为“盗”，官官为”盗”，人们见怪不惊，相互理解，熟视无睹。 胡代国的母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母亲常常将红薯放在煮猪食的锅里与猪食一起煮来吃。可是，红薯也没有多余的。1960年生产队的猪死光了，没有猪食煮了，也就没得猪食吃了。狂人在《胡代国的故事》记录了当年的歌谣; 盗歌： 一九五八至六一年， 全民吃公共食堂大锅饭， 不许私家升火做菜饭 发现那家冒烟烟， 干部前去没有锅碗， 食堂还扣几吨饭， 人们只好偷生吃， 大干部大偷，小干部小偷， 会计、出纳、保管员把秤扣， 社员无奈摸秋秋， 小的、老的、有病的偷不着、地、富、反、坏、右不敢偷， 眼巴巴活活饿死把命丢。 一位孤人名叫田仁谷说：人吃猪的，猪吃牛的，牛吃烧的。所以，多年来柴火紧张（见胡代国胜诉的秘密一文拣树叶扯茅草根烧） 不少村社倒退到远远比解放前不如的生活水平，远比清朝末年最坏的生活水平，远比历朝历代最坏的生活水平。十岁左右的胡代国吃了“仙米””、吃了米糠、野菜，常常拉屎困难，用手扣，扣得血长流。胡家所在的队一个雇农出生的人名叫唐纪三，曾经在会上说道：解放前，我在内江糖厂当望牛老幺，每吨还可以吃饱饭，每星期老板还让打工人吃一次鸭鸡鱼肉，称之为打牙祭。而今一年到头就连过年也没有吃过一两猪肉，连红苕都没得吃，吃野菜、“仙米”，饮水充饥。所以当时水肿病人很多。 医院里、粮站里、公社里装的不是粮食，而到处睡满了水肿病人，无药医，当地政府用镇子蒸水汽治水肿病，也就是让患肿病的人二人一组，站在一口带木镇的大锅木板上，锅里放一些水，当人入镇后，灶里就升火，让患者身上出汗，希望除去患者身上多余的水分。结果事与愿违。据胡代国的妻子雷华珍回忆，当年通贤镇装粮的仓库里和棉花仓库里，没有粮食棉花装，横七竖八睡满了水肿病人。有的一家人几乎死光。胡代国的干宝宝唐纪川，一家六口，家有三间瓦房，位于唐临门院子附近，由于该院子改为了学校，他家五人被安排到胡代国的堂屋里住下，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安了两张床，放了衣物、家具、农具、尿痛、粪桶、碗筷，可见拥挤成什么样子。1960年几天中，父母女儿三人，没有吃一颗药，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村民用席子悄悄地软埋于后草坪，无人烧纸钱，无人流泪。 胡代国的父亲原本身强力壮，1957年前，他能担100多斤公粮步行送往镇子区粮站，一天来回100多里山路。但是，人是铁，饭是钢，没有粮食吃饿得慌，1960年胡万富等一批患水肿的病人去了公社医院，入镇子蒸水肿.。蒸水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料，一些人的罪证。1961年五月，正是小春收获的季节，加之胡万富的儿子胡代光还是生产队长，本不该饿死人，更不该饿死自己的父亲。但是，由于连续三年大天干，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患所为，不准老百姓“搞所谓的“资本主义”，哪怕是私人在自己屋前房后种窝南瓜，有积极分子也要去扒掉。在那种高压下，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的自由，有一点收成，首先是上缴人民公社统一分配。所以，即使在粮食出产月份，所有农民都照样饿饭。五月的一天早上，大约是六点钟左右，胡家能够干活的人都到很远的坡上出工收粮食去了。胡代国和自己的父亲还睡在同一张床上。突然，父亲大声喊起来：哎哟！饿死人啊！饿死人啊！随后就低声地呻吟到：饿死人了、饿、饿.....！便含恨而死，死时只有46岁。当时只有14岁的胡代国在父亲的身边，只有嚎啕大哭，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饿死在床上，死在自己的身边眼前，一愁莫展。以后一想起父亲饿死的悲惨情景，胡代国心如刀绞，十分难受，发怒骂人，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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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0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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