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1969年底到1970年的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跟随着父母，从城市来到了乡下，来到了这座城市最北部的山区。借住在老乡家，因为当时父亲所在的战备医院还在建设，所以我们只能在离那个医院建设工地该有30里左右的距离，分散着居住在周边。
到1970年的6月份左右，随着医院家属区的陆续完工，就开始有陆续的往里迁，我们家应当是在8月份迁过去的。
其实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那段借住生活，印象十分深刻的那座鸡冠山，以及那个屯子里的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我和他们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着非常好的来往。
我应当是在1970年的，寒假结束后的开学，去了镇子上当时叫公社的中心小学借读，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到小学校大概有三里多路吧，一个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倦，每天就那么蹦蹦跳跳的和许多伙伴一起三里路就走过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早上我上学的路上刚走出家门，刚走出院子，顺着不太平整的路往下走，忽然我看到路边迎面的路上有一只小动物，身材很细长，小脑袋也不大，眼睛滴溜溜的，周身是黄色的皮毛，只有在腹部有一些白毛，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我就弯腰顺手捡起了一块小石头，很不用力的就扔了过去，非常凑巧，偏偏就打中了那个小动物的身子，只听它吱的一声，钻进了一堆烂石里。
我也根本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事儿，第二天早晨早起的时候，我听到房东大妈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我走出去一看，正是我昨天看到的，被我扔了小石头的那个小动物，居然死掉了。我听房东大妈说，哎呀这是作孽，怎么能把黄大仙给打死呢？我说这个是我打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死活，我只是朝它扔了个石头。大妈说孩子这个可打不得呀，这是黄大仙儿。
说着房东大妈找出了一个泥盆，把这个死去的小动物扣在了泥盆下，而且还烧了几道纸，大妈一脸虔诚念念有词。后来我知道这就是乡下俗称的黄鼠狼，学名叫黄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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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借住在房东大伯一家的日子里，其实我很开心，房东大伯带着我几乎走遍了鸡冠山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房东大伯拎着他那杆沉重的猎枪，带着他家两条一黄一灰的狗，我跟在后面就这样一老一少，在山的深处，套野兔，打山鸡，甚至尝试着去捉獾子。
大伯的那个老枪，据说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杵在地上，比我一个人都高，枪托是那种暗青色的木头，枪管是那种看起来很粗很长的那种，火药是从前面怼进去后面击发的，有两个击发点，击发点里就是炸子儿。每一枪都给人一种震耳欲聋的感觉，当然房东大伯打的很准。
一般情况下，房东大伯不会带二哥去的，主要是因为二哥那个病非常可怕，不犯病的时候好人一个，一旦犯病就抽的，你看了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可怕。
因为长期的持续的发病，频次越来越多，整个二哥的身体已经完全透支，频繁发作的癫痫病，基本把一个看起来很壮实的青年给摧毁了，而且抽风抽的次数太多了，眼睛和嘴巴都有一些歪斜。房东大妈经常为此暗自垂泪，房东大伯也是长吁短叹。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跟随着房东大伯，把鸡冠山周边都跑遍了，我一直觉得那是非常快乐的时光，而且也是大开眼界的时光。后来我常想，我对大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结，也是源于那个时候种下的。
尽管是到了文革的后期，但是镇子上依然有着那种文革的味道，带着各种袖标的造反派还是别的什么组织？经常游曳土镇子的土路上，但是我感觉应当是没有在城市里所见到的那么多，火爆的武斗的场面，镇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的也是各种语录歌，各种最新的最高指示。
镇子上当时有一座巢丝厂，据说是辽南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巢丝工厂，因为这个地区最大的特点的就是出蚕茧，而蚕丝就是纺织的最原始的原料。
这座工厂当时能有五六百人吧，算是北部地区比较大的工厂，而且是以女工居多，因为这座工厂的存在，所以也让这个镇子格外的热闹。
我没有详细的看过他们的操作工艺，只是知道他们收购了蚕茧之后，要用碱水蒸煮，然后剪开蚕茧，把里边的蚕蛹拿出来，完了再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工艺，就可以纺丝抽线。
这个我是在房东大伯家见过的，房东大妈就有这样一台很古老的木质的纺织车，就那么一点点的把蚕茧外壳上的丝搓成线，估计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纺织厂带来的最大的副产品，就是蚕蛹，当时盛传几个蚕蛹都相当于一个鸡蛋，至今我也搞不清楚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也算是入乡随俗，确实也很喜欢吃。
巢丝厂和我父亲的医院关系很好，因此定期为我们提供蚕蛹。钱半面袋子，回来以后我们有各种做法，腌制，爆炒，干煸，确实挺好吃。
我在十几天前去了趟当年下乡的这个地方，逛了逛集市，也看到了，有卖这个蚕蛹的，一问价格26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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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在城里1969年的时候，上的三年级，去了之后还是三年级，但是那会儿学校确实啥也没得学，唯一学多的就是各种语录，各种革命歌曲，另外就是参加各种支农劳动。
偷书事件之后，胜利的妈妈，那个街道带红袖箍的老太太，好像抓到了我和胜利的把柄，隔三差五的就敲打敲打我们，弄得我们好像真是贼一样。
在度过了最初大约三个多月的水土不服，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尤其是在农村，我看到第一个农村的春天，美好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经历了夏天学游泳，差一点溺水身亡，我虽然学会了游泳，但是对水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或者叫心理阴影，伴随着我一生，所以时至今日，我对谁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夏季不管天多热，尽管家就在海边，我也很少下海去游泳。
时间真的是非常快，转眼就到了1970年的8月份，有一天父亲回来告诉我们准备收拾收拾要搬家了，说是医院家属区那边已经陆续建好了，正在陆续往往那里搬。
好像就是在8月上旬的一天，医院派来了一辆解放汽车，给我们搬家，胜利家搬的比我们早一个多月。车来的那一天，司机叔叔对我父亲说：这天看样十有八九会有雨呀，这下雨怎么搬家？我父亲问司机叔叔说：你车上是不是有苫布？司机是叔叔说“有很大的一块儿”，听说那就没关系，把东西盖上就可以搬，几十里路也不算远，再说医院的车这么忙，一定把这个家搬了。
看到我们要走，房东，大伯大妈还有二哥，隔壁院子的豁嘴子婶，都来帮忙，再加上本身也没有什么东西，很快就把东西装到车上，父母和房东，大伯大妈，还有豁嘴子婶子们告别，我看到我的母亲房东大妈豁嘴子婶子，都泪眼婆娑。
因为驾驶室里只能坐三个人，除了司机叔叔，我坚持让父亲母亲坐在里面，我披了一个雨衣，这个雨衣是我大哥当兵复员后带回来的，那种部队特有的，一面是胶状的，一面是帆布的，非常防水的，带着帽子的，父亲起初坚持要我坐的驾驶室，被我拒绝了，看我这么坚决，父亲说：也可以呀，你就经风雨见世面吧。
车子缓缓的驶离了韩屯，我站在车上回望着我生活了不到一年的这个小山村，这个可以说让我这一生刻骨铭心的小山村，从此就再也挥之不去。
199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重回当年下乡这个地方，我去了当年我们家借住的这个房子，这个时候房东，大伯大妈还有二哥，都已经不在了，我的父母也不在了。隔壁院子的豁嘴子婶一家也搬走了，年久息失修的房子早已经破败不堪，一片断壁残垣，只有院子里那盘，我曾经用力推过的石磨还在，磨杆还在，我试图推一下，结果磨杆应声断掉了，一个趔趄差点把我摔着。陪着我一块儿来的屯子里的同学，一把扶住了我。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无限神伤，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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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从房东大伯家出来之后，车子行进在沙土路上，爬坡状态。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突然在车上感觉到有山风骤起，再看天，阴云密布，远处雷声隆隆，我看了看车上的苫布把家具什么都盖得很严实，司机叔叔停车让我挤进驾驶室避避雨，我马上拒绝了，我让他不要停，接着开。司机叔叔笑了，笑说，你这小子真犟，于是车子继续开动。走了没有几百米，倾盆大雨，冲天而降，电闪雷鸣，我索性躲到了那个苫布下面，结果这个过程不到十分钟，紧接着就云开雾散，太阳出来，远处的景色非常迷人，甚至能看到一弯彩虹。可惜那会儿小，家里也没有什么照相设施，没能留下那个壮美的时刻。
从蓉花山到步云山，也就不到20公里，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爬上了一道高高的岭，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一个狭长的，平整的山谷展现在眼前，车子又行驶了十几分钟，到了一个沟岔，车子开了进去，我看清楚，里面有太多太多排列整齐的房屋。这就是医院的家属区之一，这个地方叫韩沟，我觉得真是一些注定的东西，我们从韩屯搬到韩沟。后来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我们也叫东沟。
很快我们的新家就到了，在一个有个小桥的岔道边儿，一排屋顶是拱起的房屋，靠东头的两间，就是我们的家。一个小小的用树枝制作的门，一个小小的院落。
因为我们家人口少，只有三口人，所以，分到了两间房。也就是说一间是灶间，另外一个就是睡屋，一个热炕。
母亲非常快乐，她说这才是自己的家，不管大小，住着就舒心。
我快速的打量着这个新家的周边，发现这个地方更有深山老林的味道，在深深的沟岔里面，下属区就分布在这里，有两种住房，一种是我们家住的这种形式的拱房，还有就是标准的瓦房。
家的门口是一条小小的河，所谓的河就是顺着山沟流下来的山溪，一座小小的石桥，下面是一个人工修的，小小的石坝，石坝里可以存一些水，水也不深，只有到腿肚子那么深吧，就在这个小小水塘里，在夏天燥热的时候，我经常在这里冲洗。
从1970年的8月搬到这里，到我1975年12月离开，我在这里和父母共同生活了接近6年的时间，这也是我对家最温暖的，最难忘的记忆。其实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的温暖和难忘，这一路的人生，最美好的，最值得回味的，最难忘的，就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搬到新家以后，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第四天，我就去学校报到了。小学校离我们家大约也有三里多路，当时那个学校里面，医院的子弟占了很大的比例，几乎在各个年龄层面上都有。
到了这个学校，我直接就升到四年级了，而且很快就和医院的孩子，我的同龄人，我同班的同学，混在了一起。而且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这些医院的孩子，甚至包括当时的下放户的孩子，还有走五七道路的孩子，我们都结成了非常好的友谊，如今我们经常坐一坐，二十几个人，说一说当年的往事。
05.
应当说是从1970年的下半年开始，父亲他们的战备医院，就开始正式的，挂牌开诊了。整个北部山区，甚至再远一点，营口盖县，还可能再远一点东北的一些地方，也都在这里看病治疗。一时间，这个地方非常火热，可以说引来八方关注。
那是一个真正救死扶伤的时代，也是一个医疗部门不染铜臭的时代，所有的医疗工作者，都在用真诚和无私对待医患，不排除他们的水平有高低，但是他们的心一定是干净的，手一定是干净的。
我曾经很多次在那所医院的门口，看到治愈后的病人和家属，握着医生的手，不住嘴的感谢，拿出自己家的土特产，最奢华的是一篮子鸡蛋，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农副产品，多数的时候都会被拒绝。我甚至知道有很多患者后来和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彼此有着很亲密的往来，所以我记得，那幅属于医疗工作者的标语非常醒目：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一直觉得他们是用心把这几个字，融入在自己的实际行动里，也把这些字深深的印在了自己的心底。
写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充满感情的回忆这段往事，我的父辈们，用自己的品格和意志，用真正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在深山沟里，演绎了救死扶伤的太多故事，我觉得有理由向这些走远的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当年医院的整体格局，非常具规模，甚至可以说是宏大，东西两条沟，遍布着家属区，中间这条较大的沟，是医院的主体，涵盖了所有的科室，门诊，住院部，卫校，药厂，后勤，洗浴，礼堂，露天剧场，商店等等。可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一个相对不封闭的，开放的，功能齐全的医院。
而建设出这这样一族医院的人们，除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农民工，剩下的就是我父辈那批人，那些拿过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刀的手，那些貌似不健壮的人们，用自己的血汗，在大山沟里开辟出这样一所医院，我一直觉得就像一个奇迹。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就像我和我的同学们每一次回去，我们默默的看着那些遗址，看着远处熟悉的山，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父辈们，他们拥有无言的大山一样的品格，沉默执着，不惧风雨。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一位留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找到我，他是做医院文史方面工作的，他告诉我医院要庆祝建院70周年，要整理出一本类似于院志这种东西，这样就少不了对那段战备医院的历史回顾，也想听一听医院走出去的孩子们对这段往事的回顾，所以就找到我，让我写一篇东西，我答应了，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题目叫《我从这里走出》的稿子给了他们。
大半的人生，好像似乎挺漫长，所以这一路很多东西都淡漠了，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注定今生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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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1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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