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鲁迅

先见先明

鲁迅在国内的旧居不少，但是他生命的最后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借助了三个地方，最早虬江路景云里，其次川北公寓，最后山阴路大陆新村，足迹范围大都在如今的四川北路附近。绍兴的祖屋早就出售了，北京买的四合院自从与同住的大弟周作人因不为人知的原因大打出手并从此形同陌路后，便留下全家人，包括老母亲和她硬塞给自己的礼物—朱安，一个人净身出户，开始颠沛流离的教书、写作生涯。搬家的繁琐，房东的脸色，局促的私人空间，左邻右舍的哭闹与嬉笑，房租飞涨的压力，即使作为名人，鲁迅也是难免遭遇的。但他所做的，最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轰跑书桌外叫春的野猫、埋头写篇抱怨的日记、谁家报馆稿酬不合理或者支付缓慢，他想尽办法对付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靠一支笔维持体面点的生活，还要养活远在北京的母亲与原配，确实，鲁迅先生也挺难的。

我现在的家在虹口区溧阳路旁边，离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走路不过几分钟距离，鲁迅人生的最后三年就在这里度过，最后逝世也是在二楼卧室床上，至今，这里的一切基本都是原样原物保存着。鲁迅隔三差五常去聊天的内山书店也在一街之隔，加上他的墓地和纪念馆也在隔壁的鲁迅公园内，纪念馆内至今保留着他刚去世时，面上拓下的白色石膏面膜，一式一样的削瘦脸型，嘴唇部位还粘连着着他的几根浓黑的胡须，每个人第一眼看到，都会心里一惊，仿佛上面还带着鲁迅的体温与灵魂。所谓落叶归根，盖棺论定，所以，这个藏着鲁迅最后归宿的故居便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是很让文人骚客向往和遐想的。

大陆新村的寓所是新式里弄，一楼带院落的三层红砖红瓦公寓，每层两间，一楼厨房餐厅，二楼书房卧室，三楼儿童房兼客房，有煤气、冰箱等当时的稀罕之物，二三层都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洁白的陶瓷浴缸。在一百多年的上海，也算租界内豪华住宅了，放在现在，开发商是会称作市中心高尚地段豪华联排别墅的。大陆新村一共好几幢这样的楼房，当时能入住这里的，外国人尤其日本人居多，因为这里算半个日租界，相当于他们的地盘，弄堂门口还常年站着个手拿警棍，有个长相凶恶的协警。小区里也混住着白领精英、中产阶层。夏天的傍晚，炎热难挡又有蚊虫吵闹，写不出文章睡不着觉，鲁迅偶尔会踱出大门口，跟闲坐弄堂口的不常见的邻居聊几句天。邻居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谈炎热天气，谈吊膀子，谈今古传奇，谈市井见闻。因为鲁迅的作家身份，谈古文白话文，总是他滔滔不绝。所谓邻居眼里无伟人，讲得多了，便有邻居不服气地公开叫板：你古文好，能比得上唐宋八大家吗？你推广白话文，可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你一个读书人都能明了？！鲁迅不好辩驳，便只好讪讪地笑。我的爷爷当时从老家宁波镇海携拖家携口逃难出来，在附近的路口摆了一个猪肉摊，全家老小挤在旁边一个草泥木竹搭建的窝棚里，他是没机会进入这个高档社区，混进这个夜间沙龙，，他能听懂鲁迅的家乡话，但未必能接上话插上嘴。但是年轻的许广平，爷爷倒是见过多次，这个竭力争人权争自由的叛逆青年，现在已经成了鲁迅先生的婚外夫人，此时他们刚有了孩子小海婴。一心要打破旧世界牢笼，实现男女平等的许广平，刚奋不顾身冲出封建大家庭，却又转眼间冲进了鲁迅的租屋，开始足不出户、料理家务，承担了相夫教子、接待来客、锅碗瓢盆、缝缝补补的家庭责任。女性解放不是意味着冲锋陷阵，示威游行，做斗士般男人的坚强后盾，也是奋斗的一部分，是很荣耀的事情，而且，这种荣耀几乎就伴随了她一生。当然，那时候口口声声要求独立尊严的新女性，好多人最后的尊严和地位其实是不自觉地借助了丈夫的关荣，除了她，老有何香凝，近有宋庆玲。

实事求是地说，许广平的后勤保障工作，还干得不错。每周都拟定菜单，变着花样给自己的先生补充营养，某些菜品及样式，即使现在城市里的小康家庭，也未必有这个实力与耐心。帮先生誊稿，整理资料，家庭采购，还要协助保姆带孩子。慕名来访的客人不少，接待还得端庄得体，这些人大都是思想敏锐激奋的文艺青年，不出于维护鲁迅先生的形象也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们文章中的话柄。刚来上海的萧红曾经一度是鲁迅家的常客，这个时髦现代的女性，一度对许广平的庸碌和平凡表达了不解，身着华袍的她与粗布长衫的许广平，在寓所门前有张合照，许广平遮遮掩掩的神态，是为了掩盖衣服上某粒掉了的扣子，与光彩照人的萧红对比鲜明。许广平的平凡与不争让鲁迅很心安，但我的爷爷的想法大概跟萧红差不多，许广平曾经单独或者跟保姆来买过好几次猪肉，他对她的挑肥拣瘦、讨价还价很不耐烦，不止一次跟奶奶说，这个广东女人，身子粗大，口语难懂，既不漂亮，也不斯文。

因为离鲁迅故居很近，接孩子上学，逛公园、看球赛，都可以路过那里。在最初几次的激动和新奇之后，偶尔进来再看看旧居遗物，瞻仰一下浓荫蔽日的墓地，看看当时的图片资料介绍陈列，便成顺便之举，无心之得。甚至晚上散步，也会经过他挂着全国重点文物铭牌的小区大门。上海这二十年来，旧城改造的力度很大，很多老旧的房子与街巷要么改头换面，要么不见踪影，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但这一带因为集中了上百年的老别墅、老洋房、石库门建筑却成了历史风貌保护区，最多粉粉外墙、疏通管道、铺铺马路、加固地基。想想那时能住这里的不是达官显贵，也是殷食富足人家，解放时，政府将这些资本家、商人、洋买办的华屋美舍要么没收充公，要么硬塞进几家棚户区来的贫民，一套房分隔成好几户，院子、楼梯甚至厨卫合用，短时间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也是城市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现在的山阴路，除了梧桐树已经虬枝粗壮、遮天蔽日，老别墅老洋房大都改换门庭，私搭乱建、墙瓦斑驳，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贵妇人，早已不复往日风采。但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主干道，依然是临街零星的陈旧日杂铺，一个卖馄饨的小菜馆，一所古朴的小学堂，依旧慢悠悠的车辆和行人。对于刚从大上海南京路、外滩、东方明珠走过来的游客来说，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了，80多年前的街坊面貌跟如今别无二致，这样也许可以更好体会鲁迅先生当时生活的环境，不经意间达到睹物思人的效果。我每次在路过时都会不由之主幻想一下，身着长衫，矮小削瘦的，硬发浓须的鲁迅行色匆匆，左手夹着香烟，右手腋下夹着几本线装书，跟我走在同样的街头。如果是刚看了一篇他生活叙事的杂文，就更想在现实中找到他留下印记。大陆新村依然住满居民，鲁迅对门的老住户也有他老邻居的后代子孙，前一刻他们还在外面跟素不相识的人吹嘘，自己有个伟大的街坊邻居，爷爷或者祖父曾经与鲁迅有过交集，聊过天，打过招呼，看到过他们一家人，也看过他万人空巷的出殡，自己嘛，也近距离打望过好多此地参观的政府高官、大师名人。可是，转身回到家，迈进狭隘逼仄的弄堂，避开那些三三两两东张西望吵吵嚷嚷的参观者，挤进阴暗破旧的住房，油烟呛鼻，卫生间污水横流，想到拆迁遥遥无期，忍不住一生长叹，心底里恨恨地骂上一句，鲁迅，什么东西？

这句骂声，鲁迅是听不见的，他早已经过完了他酣畅淋漓、快意恩仇的人生，跟小人物吵架他既不愿也不屑。但是，临死前的他，早就交代后事，赶紧将自己烧掉，然后忘记他，过自己的生活。现代人，却在他死后硬要将他树立为反帝反封建的典型，还强安上几大家的美名，并建立那么多纪念之地，那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我眼里，小时候觉得鲁迅是个崇高伟大的革命家，是反动派惧怕的匕首和投枪，冷峻严厉，从容不屈。青年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青年，现在简称愤青，嬉笑怒骂皆可成文的大师。后来，随着对他更深的了解，我才知道他思想的深刻与尖锐，远见与洞察，即使放到当下，也不为过的。今天以更平和的心态，抛开鲁迅那些战斗檄文、政事评论，或者经典小说、学术考证，走进他的回忆，他的生活，你会发现，表面刚强严肃的鲁迅，号称到死也一个不原谅的鲁迅，其实，那么良善、幽默，那么可爱、童真。

先看他《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家里的中年女保姆，粗壮粗俗，快人快语。睡觉时无限张开的大字，新年里求之若渴的恭喜，絮絮叨叨不胜其烦的人生道理，长毛恐怖夸张的杀人故事，还有跟鲁迅弄到心心念念的带插图的《山海经》，这个乡下底层女人，以鲁迅曾经无法理解的爱，给了他快乐而充实的童年。因为《山海经》，鲁迅对绘图、版画、木刻的热爱，甚至伴随了他的一生（北京大学现用的校徽也是鲁迅设计的）。有人说，态度偏激的人，大多童年是孤独愁苦的，可我们看到的鲁迅，他小时候的童真与烦恼，与我们别无二致，而且对带给他童趣的阿长充满感恩，虽然整篇文章没有一处溢美怀念之词——仁慈的地母啊，愿她在您的怀里安息。结尾就这一句，却最打动人心。

再看《父亲的病》，描述几个老家要钱不顾命的庸医丑态入目三分，比如药引，蟋蟀一对，还需要原配，似乎改嫁或者再娶的，失去了做药的资格。比如要买敲破的鼓皮，因为父亲腹胀如鼓，需要破鼓皮去降服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千辛万苦买药煎药的结果，父亲的病日趋严重，最终一命呜呼。里里行间，鲁迅用哭笑不得的描述，讲述自己从盲从到怀疑，从怀疑到觉醒。可以说，鲁迅的自主意思，怀疑精神，从少年就开始了。这件事的打击，对于鲁迅，第一是加快了家道中落，二是延误了父亲的治疗。童年的创伤也是很难平复的，从此以后，他恨了一辈子的中医。

更觉有趣的是《琐记》，记叙他离开家去南京雷电学堂和矿路学堂的经历，先写那个曾经在父亲临终前不恰当地飘过的面慈心坏的衍太太，期货怎样教坏单纯少年，鲁迅为避流言蜚语而外出求学。雷电学堂里，有螃蟹一样耀武扬威走路的人，还有爬不上去的桅杆，淹死过学生的游泳池，以致把它填埋了，造了个关帝庙镇压成已经变鬼的学长。最有趣的是，后来入读的矿业学堂，本来是学习挖煤的，但毕业之前，煤矿老板因为舍不得请技工，偷工减料，难以为继，每天的出煤量只够供应抽煤矿井底积水的两架抽水机只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帐”于是，当同学们去矿里毕业考察、等待工作安排的时候，情景很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旷工便在里面鬼一样地工作着。这还没完，毕业了，一无所获的鲁迅总结到。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哈哈，鲁迅这两段求学的经历，没有严师巨著、悬梁刺股，没有闻鸡起舞、学艺精进，荒诞的结果简直让人笑出声来。

如果以上只是鲁迅少年时代的鲜明印记，从看似白描的记叙中，我们感觉到了那种泪中带笑，苦中有乐，也感受到了他的少年乃至少年记忆的真实无猜，这种回忆，不是至真性情，没有自嘲嘲人的勇气和细腻的笔触，断然是写不出来的。

少年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他战斗的中年。鲁迅的锋芒如辣椒，越老越辣，擅长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似乎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不服气。他怼官僚，怼政客，怼军阀，怼文人，怼富商，怼洋人，怼领导，怼同志，怼战友，几乎没看到他在文章中公开赞美过同时代的任何人，按照网络说法，他是怼天怼地怼空气。除了正面攻击，他也反击任何一个胆敢侮辱他、误解他的人，打败了还不算，还要痛打落水狗。

很多讽刺谩骂，都跟当时的政治与政权有关，如果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客观事实，后来人也许会给他加上冷酷无情、锱铢必较的标签。比如章士钊，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因为怀疑鲁迅煽动学生闹事，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这个职务相当于办事员，待遇一般，还得经常协助高官巡视、尊师拜孔的仪式，以致某次赶早途中被黄包车师傅连人带车摔下，跌断两颗门牙。但是这个工作也算是国家公务员待遇，旱涝保收，听说将来还要转北京户口分配廉租房。鲁迅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没有名气也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想来对这份差事十分珍惜。莫名其妙被炒鱿鱼后，他便与章士钊结下了梁子，在以后的政论文章中，凡是错误的政策或者言论，与章有关算一份，无关的也算章一份，未避免落入诬陷的口实，鲁迅干脆直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他说的，但我就是要算他的，谁叫他无故免除我的教育部职务呢。这种说法，看是无理无赖，也显出了他的坦率执着。这就叫以流氓对流氓，以无耻对无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为开除了几个闹事的女生（包括许广平），鲁迅为打抱不平，一直在其后的文章中对其进行丑化攻击。但是就是这个杨校长，在日本人占领苏州后，为了保护学生和平民，几次孤身去日本军营交涉，以致被恼羞成怒日本人残忍杀害，她的勇气和胆量是先逝两年的鲁迅也要佩服和赞叹的。而章士钊呢，因为大革命初期曾经给湖南小老乡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赞助过两万大洋的巨额经费，解放后一直被毛泽东奉为上宾，章的女儿后来还一度成为外交部长夫人。鲁迅若是泉下有知，也会感叹世事无常、人心多变。

鲁迅的可爱之处在于，在对人对事的评价上，他从没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从不模棱两可和稀泥，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他对当时的实力人物—海昌蒋氏的婚礼排场冷嘲热讽，他对当时的大明星梅兰芳男扮女装林黛玉极尽挖苦，他看不起当时左联的领导人的周扬的政客手腕，他对中共强加给瞿秋白的不公心生不平。但是他对那些陪伴过自己的平常平凡的人物，他却只有善意的戏谑，深切的怀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他写到有过短暂交往后来被捕杀害的柔石与殷夫，尤其是殷夫，在鲁迅眼里，硬气，单纯到迂腐的地步，这个内向寡言的文学青年，到后来终于敢和女性的同学或者朋友一起走路了，但是距离，却至少有三四尺。这办法很不好，鲁迅写到，有时我在路上遇到他，只要在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便疑心是他的朋友。看到这里，我眼前似乎出现这个场景，鲁迅挤眉弄眼，悄悄拉着他低声问，“老实交代，前（后）面那个美女是你什么人？”殷夫涨红了脸“什么都不是，路人而已！”于是，鲁迅便抚须大笑起来。但是，当殷夫跟鲁迅一起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很近了——简直是扶着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地走一路。所以，鲁迅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山阴路至今很窄，没有了黄包车，但汽车、三轮车、共享单车来来往往，走路确实需要小心。想到鲁迅跟殷夫互相拖着拽着，年轻人紧张殷勤，老年人尴尬愁苦，跌跌撞撞走了一路，该是多么可爱的场景。

   柔石也很好笑，大热天从牢里出来，没有单衣，只能从朋友那里借了件袍子，汗流浃背、满面通红地站在鲁迅的寓所前，索要自己诗作的稿费。鲁迅下得楼来，一见此景，两人都不由得相视而笑，笑声里，有高兴，有尴尬，有趣味，有自嘲。鲁迅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跟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结识，也佩服他们改造世界的胆量和热情，他的才气与名声也被年轻视为人生导师，也许，他们在鲁迅的作品和谈话中，也喝过不少的心灵鸡汤。柔石被捕后。由于口袋里有跟鲁迅签订的印书合同，鲁迅担心会被牵连进去，他在文章中写道：救命的剑侠盼不到，我又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鲁迅急急地烧了朋友间的旧信札，急急带着许广平和孩子在旅馆里去避避风头。看来，鲁迅是从没想过什么从容不迫，慷慨陈词，英勇就义的。所谓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时的鲁迅自己也会大方承认。

尤其是我看过好几遍的《范爱农》，这个绍兴老乡、日本大学学弟，他们最先的相识，却是因为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上，互不相让的争执，让当时的鲁迅气急败坏。他回忆到：天下最可恶的是，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以，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革去。年轻气盛的鲁迅睚眦必报，是不是直率可爱？但是当他们先后从日本回来，鲁迅在绍兴县城教书，范爱农在农村老家教几个穷学生聊以糊口，再次仇人遇见，短暂的分外脸红后，鲁迅一番彻心交谈，于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范爱农喜欢喝酒，两个同样窘困压抑的青年，便经常在鲁迅家里一起喝酒忆旧事开玩笑，一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在旁边的鲁迅的母亲听了都忍不住发笑。绍兴被义军光复了，范爱农拉着鲁迅结伴去看世道改变。后来鲁迅获得一个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职务，哥们儿范爱农便被他安排做了监学，又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喝酒，一起吹牛，当时的鲁迅，跟范爱农同进同出，同食同宿，接近于基友的感情。很可惜，后来因为办报骂当地军阀，鲁迅辞去校长职务，远走他乡，范爱农也再次失业，愈加穷困潦倒，一直望穿秋水盼望鲁迅召唤而不得，最后在老家酒后坠河而死。这个范爱农，应该是鲁迅一生中最交好最知心的兄弟之一吧，其后的鲁迅内心孤独一直是他的常态。从他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有仇必报、有错就改，偏激、气盛，厌则上脸，喜形于色，喝酒抽烟饮茶吹牛，也伴随了他的终身。其中，嗜烟如命大大缩短了他的寿命。

鲁迅住在大陆新村，晚年得子，对小海婴宠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家中每有贵客，他都会抱出海婴炫耀一番，而且还拍照发朋友圈，放到现在也算晒娃狂魔一个。任凭四五岁的儿子在书房把自己的书籍资料洒满一地，有来客表示不解，鲁迅莞尔一笑，写诗辩解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我猜想，鲁迅甚至经常趴在地上让儿子当牛骑过，他那两句有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晚年许广平也说，鲁迅曾跟他解释过，孺子就是指儿子海婴，并非你们所说的劳苦大众。

鲁迅好客，也喜欢热闹与美食，每周基本都会在家里邀三五好友家中一聚。瞿秋白，冯雪峰曾经还曾在二楼的客房避难月余。瞿秋白的坚定信念、人品才华让鲁迅相见恨晚，曾书一副对联给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时候的鲁迅，一定又想起来年轻时代的好友范爱农，可惜的是，即使被鲁迅这么看重的人，在中共党内，瞿秋白仍然受到排挤与批判，最后落于敌手惨遭杀害。鲁迅的气愤、悲凉与无奈难以言表。

当代的人，总爱把鲁迅归于完美不缺的，似乎不食人家烟火的圣人，其实鲁迅就是一个多思善感，特立独行，同情弱者，反对一切不公平的文学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但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有大爱的人，爱朋友，家人，爱孩子，爱烟酒，爱甜食，爱开玩笑，爱给人取外号小名。尤其是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心安理得这一点，跟我卖猪肉的爷爷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

鲁迅的婚姻生活也一直被当时及后世的人诟病，他对朱安也并非完全不尽义务，每月同样要寄生活费去北京，因为要陪伴看望母亲，偶尔不得不同处一屋，朱安说，大先生，也从未给过自己脸色的。因为母亲的强烈反对，鲁迅至死对朱安不离不弃（不离婚不抛弃），朱安守了一辈子活寡，说明一辈子反对传统礼教的鲁迅，也有我们常人一样的虚伪与软弱。不过，相比同时代的让鲁迅不屑的另一个大才子，既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却又贪鱼水之欢、洞房花烛，既追求自由恋爱，又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看来还是要高尚得多。鲁迅逝世后，朱安断了生活来源，便不断变卖鲁迅的遗物与家具，好事者便大声疾呼，要保护鲁迅遗产！可怜的朱安，说了一句令人心痛的话：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可是，谁来保护我？ ！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同情和支持的共产党早就取得了政权，国泰民安，歌舞升平。虹口足球场的超级球赛与明星演唱会，鲁迅公园里几乎天天跳舞唱歌的人群，刺耳的喧嚣多少次将躺卧在坚固墓室中的鲁迅振醒。但是，新中国仍有贪官污吏，流氓奸商，仍然有糊涂的学堂与庸医，仍然有装睡或者没醒来的人。多少次，幻想他还能从地下苏醒，从容迈进大陆新村，继续做我的邻居，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他清醒、尖锐、大胆、有趣的声音。

今天黄昏，又路过梧桐页洒满的山阴路鲁迅家门前，弄堂里薄雾迷迷寂静无声，很想仰头对着二楼灯光微亮的窗户，大胆学着范爱农喊一嗓子：老迅，起来了赶紧！有个睡意朦脓却满含惊喜的声音传来，带着浓浓的绍兴口音，是侬呢！去哪里厢？四马路，呷黄酒去！

于2019年11月末上海

先见先明

草草而就，细看笔误不少，诸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