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抗日老兵口述之七-----李德洲

十月十日的心情 · 发表于 2019-12-3 14:55

不屈的脊梁

口述李德洲整理肖卫兵陈显福韩松林

车下高速后，驶向了一条蜿蜒的山间公路。途中，营山县蓼叶镇一位热心的女副镇长周秀英当了我们的向导。

我们一行5人要去采访一位住在山里的抗日老兵，他叫李德洲。

在我们掌握的营山县健在抗日老兵的信息中，没有李德洲的名字，有关他的信息，是营山县公安局一位乐于做公益的辅警翟建国提供的。

车上，周副镇长在手机上查看了李德洲的相关资料，并向我们作了介绍：李德洲生于1918年8月5日，家住蓼叶镇南路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当兵的所有证件被全部被没收烧毁，现在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是抗日老兵，所以没有享受到相关待遇。由于他生活困难，政府给他评了农村低保，并给予他一定的困难补助。

车在李德洲的屋后停下，我们走下一个山坡，到了李德洲的家。李德洲家的院坝里站了很多同村的人，一位村干部指着坐在木椅上的老人说：“他真是一位抗日老英雄，你们怎么今天才来看他？”笔者怀着一种负疚的心理，顺着村干部手指的方向看见了李德洲。

李德洲端坐在木椅上，满脸折皱，身形消瘦，但目光刚毅，神情镇定，宛若一尊雕像。

李德洲的儿子告诉我们，老人的双耳近乎失聪，记忆也有些恍惚。但当笔者贴近李德洲老人的耳朵，调适音量，核实周副镇长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他的基本情况后，老人没吭声地点了点头。

当笔者问他从军和抗战日的经历时，老人精神陡增，那神情仿佛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他的讲述也开始了。

小时候，我家很穷，无田无土，靠租种他人的田土生活，我没读过一天书。家里有3弟兄，我排行老二。

按当时国民政府“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我家应该出一人去当壮丁。大哥已结婚生子，幺兄弟身体不适合当兵，他们不能去，我去打日本鬼子！

1943年8月1日，保长到我家派壮丁，我二话没说就报名参军。当天被押送到营山双河场，在双河场住了一个多月，等凑足了壮丁人数后，看管人员才把我们押送到蓬安周口。在周口住了两天，9月6日，从周口到南充，再到遂宁，10月26日到湖南大溶，不停地走了40多天。路上缺吃的，每顿只有大半碗糙米饭，饭里的谷子差不多有一半，没有菜吃，吃完饭只能分到半碗用生姜和盐熬的姜汤水。一天吃两顿，极少时侯吃三顿。路上病死的壮丁特别多，有的壮丁偷偷逃跑了，136个壮丁到湖南大溶只剩下了60多个。

在湖南大溶，壮丁们经过4个多月的训练后编入了部队。当时部队的番号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军长叫石觉，团长叫崔忠州，我被编在步兵连，武器是汉阳枪和10多发子弹，还有两颗手榴弹。

团长对士兵很好，经常下连队看我们，有时晚上还来查铺。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我，当兵怕不怕？我说不怕，怕就不当兵，大不了战死！团长表扬了我，还让我在连里发了言。我在连队会上说，日本鬼子杀我们的兄弟姐妹，把国土也占了，我要到战场上和他们拼了!连里的战友为我鼓掌，团长和连长也都夸我说得好。

1944年2月的一天，我和部队上了战场，仗是在湖南常德桃源县金鸡山打的。我们团守一个阵地，日军有几十个人向我军阵地进攻，在离我军阵地50米左右的地方，团长开了第一枪，赓即，我们的步枪、机枪一齐射击日军，日军离我们阵地近了，我们就用手榴弹炸他们。日军也不怕死，向我们猛烈回击，手雷在我军阵地乱炸。这时，我身旁有两位战友牺牲了，心想下一个可能是我，就趴在战壕里不敢动，排长吼了我一声，我才端起枪，一发子弹打出去，没想到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日军。那以后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把一发发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日军。

日军败退了，好几个小时都没进攻。团部通讯员到各连传达命令，要大家作好准备，如果日军用飞机大炮炸，就马上躲进掩体。命令传达后不久，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就炸我们了，炸得山都在发抖，硝烟浓得看不见人影。我们马上躲进掩体，但还是有很多战友牺牲了。

我们在阵地上大多时候吃炒米，每个战友背上都背了一袋，饿了就吃一把，有时候没水喝，炒米很难咽下。晚上日军没进攻，大家就轮流在阵地上随便找一个地方睡，如果日军进攻，大家就不敢睡，经常一两天都没合眼，很多战友只要战斗一停，就趴在阵地上睡，摇都难摇醒。

仗打了一个多月，我们团伤亡了多半，团长也负了重伤，我们连只剩9人，其中还有两人负轻伤。我在战斗中也差点丢命，帽子都被日军的大炮炸飞了，但没有负伤，排长笑我，不怕死的人命最大。

1944年7月，我和部队参加了长沙会战。长沙会战打了很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次打的是第几次会战？（笔者注：第四次。第四次长沙保卫战是1944年5月—8月）

长沙会战打得很惨烈，当时长沙到处都是部队，死的人不计其数，伤员多得抬不完，血把阵地都染红了。日军每天都有几十架、上百架的飞机在我军各个阵地上空轮番轰炸，大炮几乎从早到晚都在轰击。我们部队打得没剩多少人，我在战斗中虽然没负伤，但病倒两次，吃了几片西药后，稍有好转就投入了战斗。

长沙会战后，我们部队补充了新的兵员，在长沙附近休整待命。

后来，我们和日军打了几次小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亲眼看见日军举起了双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在一次修筑工事时，被垮下的石头把屁股（臂部）砸成重伤，在医院里住了将近4个月。在住院期间，我所在的部队向解放军投诚，我就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军。

1949年11月，部队精减兵员，我复员回了家。

由于我在国民部队当过几年兵，历次运动都被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有证件都被没收了。现在我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抗过日，连一枚抗日老兵的纪念章都没有。

李德洲老人讲到这里就停住了，眼里噙着泪水。笔者怕老人情绪失控，就没再问了。我们默默地把印有“抗日老兵”的大红花别在了他的胸前，把带来的礼金和礼品送给了他，并告诉他，我们是代表营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来看望他的。李德洲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手也有些颤抖，一连说了几声“谢谢”，声音有些哽咽，最后一句，虽然声音很小，但笔者在他身旁却听得清清楚楚：要是有一块抗日纪念章就好了。

笔者的心一下沉重起来，多可敬的老人啊！当年，正因为有了像李德洲那样不屈的脊梁，才撑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天空，才有了今天强盛的祖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李德洲老人不单是想得到经济上的待遇，更重要是想党和人民承认他是一名抗日老兵，为他补发一枚抗日老兵纪念章。

临别时，李德洲老人向我们在场的人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这个军礼寄托着这位101岁老人的期盼和嘱托，抑或蕴含着其它……我们按下相机快门，为他留下了一张定格在我们心中的照片。

（笔者注：在中共营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南充市关爱抗日老兵协会和市民政局的大力配合下，经有关部门反复查证，已于2019年8月底落实了李德洲抗日老兵的相关待遇。）

撰稿韩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