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抗日老兵之九------何国全

十月十日的心情 · 发表于 2019-12-3 15:19

血染沙场

口述何国全整理肖卫兵陈显福韩松林

我叫何国全，1921年10月13日出生，家住营山县安固乡群力村。

小时候，我家很穷，靠租种土地度日。家里有兄弟姐妹7个，大哥和大姐在1933年参加红军，后在战场上牺牲。我在小学只读了不到一个月的书，由于没钱缴学费，就回家务农了。

1942年3月的一天，我在家被抓了壮丁，保长用牛皮绳把我捆绑押送到营山师管区关了3个多月，等凑足了壮丁人数后，才把我和其他壮丁押送到渠县，再到大竹、梁山（梁平）、万县，在万县坐船到湖北三斗坪，有很多壮丁饿死和病死在路上。

1942年8月初，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第44军162师267团3营9连。集团军总司令叫王缵绪，军长叫王泽俊，是王缵绪的儿子，他们是西充人。我在连里当步兵，武器是汉阳枪和几发子弹。编队后，在三斗坪参加了学习和训练,主要训练队列、钻铁丝网，投手榴弹，拼刺刀和射击等。

1942年12月底，我随部队到湖北桃源县大洪山与日军作战。

大洪山，山高坡陡，草木茂盛，当时国民革命军有很多部队都在山上阻击日军。日军整天都用飞机大炮轰炸，山上的树木几乎全被炸断，敌我伤亡都很大。开始上战场，我很害怕，后来眼睛打红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日军冲上来就打。在那次战斗中，我的右脚被日军的炮弹碎片炸伤，血把裤子都染红了，正准备包扎，日军冲上来了，我马上回到阵地继续战斗，战斗空隙才简单包扎了一下。

在大洪山打了好几个月，我和部队才从山上撤下来。我脚上的伤经常疼痛，有一块弹片在伤口里，就到战地医院想把它取出来，但走进医院院坝，看见到处都是伤员，而且都是重伤员，有的由于没及时救治，死了好几个。根本找不到医生，医生都在给重伤员作手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护士，护士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轻伤员太多了，哪有时间作手术，她给我倒了小半瓶消炎水，撕了几条纱布，叫我自己处理。后来伤口感染化脓了，痒得要命，我就不停地抓，抓完擦点消炎水。几天后，伤口越来越大，再到医院，还是找不到医生。回到军营，我咬牙使劲挤伤口，然后用手把弹片从伤口里抠了出来，要不是战友扶着，痛得我差点昏倒在地上。

说到这里，何国全挽起裤腿，指着伤疤让我们看，那伤疤有一个小碗口大，伤疤凹陷，与脚骨只隔一层皮。我们问他还痛吗？他说不痛，是麻木的。我们又在他的右脚上看见了好几处伤疤，问他负伤的经过，他给我们讲起了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下旬，我和部队奉命参加常德会战。我和所在的267团在一座山上镇守阵地的右侧，日军不要命地向我军阵地猛攻，攻不下就用飞机和大炮炸，那炸弹最大的有120磅重，有效杀伤半径四、五十米。我们在山上打了一个多月，所在的团牺牲了将近一半，我们连只剩下30多人，最后我们团奉命撤出了阵地。那次战斗，我后背、腰、脚受了三处伤，都是擦伤。受了伤，不敢喊叫，只能咬牙忍着，如果喊叫，被当官的听见了，不是打就是骂。只有在战斗空隙时才能自己包扎，如果日军冲上来了，就要立即停止包扎参加战斗，我有两处伤都由于没及时包扎，不知流了多少血。

1944年5月，我和部队奉命参加了第四次长沙保卫战。

我们的阵地在岳麓山上，凭借有利地形，我们死死地守住阵地。为了防御日军的飞机大炮，我们在阵地上挖了很多掩体，当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炸时，我们就躲进掩体，部队少了很多伤亡。

日军见久攻不下，就向我军阵地投放毒气弹，阵地上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毒烟。开始大家不知道怎样防御，不少人被毒烟熏得咳嗽不止，口吐白沫，流鼻血，最后惨死在阵地上。有些老兵用衣服捂住嘴和鼻趴在地上，我也学老兵的样子，但还是觉得天旋地转，想吐又吐不出。那次日军投放的毒气弹，使我军的伤亡非常惨重。

上级传下命令，要每个将士准备一条湿毛巾，以防日军再次投放毒气弹。当时阵地上没有水，很多人就用尿浸湿毛巾作好准备，这样部队才减少了伤亡。

在阵地上，三天两头就断粮，一天一顿都保证不了，有时要连续饿几天，几乎天天都有饿昏倒的人。后来，在国民27军的增援下，我们才撤出了战斗。在那次战斗中，我又负了一次轻伤。

长沙保卫战结束后，我和部队休整了半个多月，部队补充了兵员。

1944年7月底，我和部队在湖北沙洋附近的山上，打了两天两夜的防御战。在我们阵地不远处有一条30米左右宽的小河，日军在河对岸，想要进攻就得趟水过河，敌人进攻了几次，每次都在河中留下几具尸体。日军用飞机大炮炸，我们就躲进掩体，日军见攻不下，在丢下几十具尸体后就仓皇撤退了。

这一仗打完，我们又在湖北打了10多次防御战和进攻战，都是小仗，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和部队在转战江苏的途中，和日军打了一次遭遇战。在战斗中，我的脚又受了两次伤，都是被日军飞机炸的。由于是在行军途中，没有条件医治，弹片至今还留在腿上。

说到这里，何国全又一次挽起裤腿，我们轻轻摸了摸，摸到了在肌肉里的弹片。我们关切地问他痛吗？他说，不怎么痛，都习惯了。我们又问，你不打算把它取出来吗？他告诉我们，以前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又不想把它取出来，我要告诉后人，这是日军留下的，我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说完，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从他的目光中，我们读懂了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何国全放下裤腿，又开始了他的讲述。

日本投降的前两天，我和部队还在和日军打仗。抗日胜利后，我和部队参与了由国民党发动的内战。1947年1月5日，我和部队在江苏济宁起义，被编入解放军3野战区20军，当了一名副班长，随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

正准备复员回家，朝鲜战争爆发了，我立即放下行装，申请抗美援朝，经过考试和考查，部队同意了我的申请。1950底，在鸭绿江边过完元旦，我就随部队进入了朝鲜作战。

在朝鲜将近3年的战斗中，我先后参加了几十次战斗，在战斗中，我一直担任机枪手，用的是捷克式轻机枪，负两次擦伤，一次在手上，一次在腿上，都是经过简单包扎后又上了战场。

战斗打得最过瘾的是在一条公路上，公路的右侧是河，左侧是山，公路修在半山腰上，美军有一百多辆运载着武器弹药和兵员的车从这里开往“三八线”。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和部队接到命令，提前半天就把公路炸了，并修筑了工事，美军车队后面有志愿军部队断后，我们把美军车队堵死在了几公里长的路上。美军在车上的睡袋里冻得不敢出来，我和几十个战友在车上把20多名美军从睡袋里拖出来，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1953年底，我随部队从朝鲜回国。

1955年5月，我复员回家务农，现享受抗日老兵相关待遇。

撰稿韩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