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莫名xihuanni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日本民众的缅怀先辈的情怀就如他们的国际形象，在世界上是屈指一数的。遍布全国的战殁者纪念地，从来没有冷清过。反观我们中国，且不说海外，在国内，不少烈士纪念地被严重商业化，有的烈士碑下成了便溺之地，很多的烈士墓群鲜有人祭祀，有的连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来祭祀过一次。还有的甚至在建立后就从来没有人祭拜过……一分为二看待日本民众的爱国主义，日本是不是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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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于10月2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日间的一件大事。

在他来访之前，有两条消息值得注意。一条是10月17日，安倍晋三一如既往，不顾中国、韩国的反对，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另一条是日本10月16日《每日新闻》关于纪念中日友好条约40周年的文章。文章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1、去年来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735万人次，今年预计还会增加。11日发表的日中联合舆论调查显示，对日本印象“良好”的中国人在有过赴日经历的人群中占比高达74.3%，大大超过没有赴日经历的人的34.9%。整体上看，对日本印象“良好”的中国人也达42.2%，是2005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2、在围绕历史认识的问题上，43.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随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历史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比前一年高出10个百分点。但是，日本人的对华认识问题依然严峻，两国的不同步也是问题。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当今日本人的日常文明形象，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而日本人对历史上的恶行、罪行的反省，依然不深刻。但中国人在与日本人交往后，已经可以淡然面对日本人的“不深刻”。很多中国人更为反感的是中国的抗日“神剧”。

回顾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这些年交往的历史，应该不难发现，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主要是经济总量上,中国把日本远远抛在了后面。但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包括历史教育上，中国却落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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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虽然历史上罪恶滔天，但二战后改善国际形象效果非常显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底5月初到美国访问了8天。其间发表的两次演讲，既回避了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所实施的侵略，更未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道歉。因此，安倍的态度不但引起了中国、韩国的抗议，也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强烈不满。由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杜登牵头，187名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于5月初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强调“否认”这一话题或“大事化小”的态度“令人无法接受”。至5月19日，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世界各地历史学家达到了450多名，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在敦促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问题的同时，高度肯定了二次大战后日本社会的进步。该信称：“我们写这封信也是为了赞扬日本与邻国70年来的和平相处。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文官治军、警方的克制和政治的宽松，加上在科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和对其他国家的慷慨援助，所有这些也值得称许。”

日本对自己在战后取得的骄人成绩心知肚明，因而颇有成就感。但这在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对错误历史观的顽固坚持，甚至认为虽然过去“进入”过多个亚洲国家，但至今仍然耿耿于怀的主要只有中、韩两国而已。或许日本深信，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他们就是以自己的“世界模范生”的行动，消除了被“进入”的亚洲多个国家许多民众心中的隔阂，同时还得到了一些欧美国家的好评。因此，不管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日本战后的社会进步确实可以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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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落后日本多少年？”

每一个人的形象都代表自己的国家，爱国就是从自己的一举一动做起，这可以说是每个日本人的信念。这些年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的与日俱增。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社会后，大都是赞不绝口的。日本的《产经新闻》早在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就称道：“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中国人还想把日本灭掉的。”当然，也有日本人对中国游客出言不逊。例如对游轮上的中国游客讥讽称，“让这么多中国人上岸，会不会留下一片垃圾”。但这种日本人的言行基本上没有给中国游客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发表在各种媒体上的中国游客的访日观感足以说明问题。顺便提一下，日本人对韩国游客的粗鲁举止也是冷嘲热讽不断。

从日本回到国内不少中国游客，对照两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体会颇深。有位访日归来的年轻人写道，一回到首都机场，就遇到旁若无人在大声聊天的国航服务员和“面目狰狞”的出租车司机。结果是“回到祖国的美好心情顿时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不是滋味。国民素质的差距让我很难骄傲起来。在敌国，我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有礼貌，谦和的人……”。还有一位应邀到日本参加会议的官员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是一句沉重的问话：“我们落后日本多少年？”

有位亲眼目睹过日本侵华罪恶的老者和她一家人到日本旅游后，归来在报刊发表观感：“在日本的五天时间，许多细节让一家人大为感概：在日本，地上没有一张废纸垃圾，大家讲话都文质彬彬；街边的公共厕所都安装了国内在五星级酒店中才有的带消毒、冲洗、烘干功能的马桶；也有乞丐，但是白天都不会出来，只有天黑后才出现……”。

当然，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社会文明程度也在进步。有位日本客人就被中国人的进步感动得流泪。这位日本游客看到了一位30多岁的中国妇女在带她的未成年的女儿过马路时，告诉如何辨识红绿灯。这位游客“不禁鼻子一酸流下眼泪。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渐渐变好。”他还看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在乘坐地铁时，主动呼吁大家自觉遵守先下车后上车的顺序。不过，刊登在《参考消息》上的这个报道还是多少有些令人怀疑。记得过去我们的幼儿园就有歌谣“红灯停、绿灯行”，难道都被“改革”掉了吗？

回顾以往，中国社会的文明也曾经有过令日本人佩服的年代。日军侵华战犯之一的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中国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1956年曾参观过中国一些城市和乡村。他谈到观感时说：“原来被嘲骂为 ‘小偷的国家’、‘病夫子的国家’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是‘身心强健，文明礼貌的民众’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

那个时期就是邓小平曾多次赞扬过的时期。他曾经对外国客人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

顺便说一下，笔者曾去过日本三次，对日本的印象，和绝大多数到过日本的中国人的印象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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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只眼睛看中日两国社会

美国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的傅高义先生（《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对中日两国的评价基本上可以代表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

傅高义非常关心中日之间的关系，他曾说过，我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多朋友，我非常关心两国关系，这不仅出于私人感情，更因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深切希望这两个伟大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傅高义非常欣赏战后的日本发展。他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提醒美国在很多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当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后，傅高义告诫中国人，日本仍然值得中国学习。他指出：“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等等”。他还特地指出，因为他在日本居住过两年，他的结论来自于他对日本现实社会的亲身体验。他也委婉地指出，“而中国人看日本人则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接触’。所以美国人与中国人在看日本人时是很不一样的。”

傅高义特别推崇日本人的节俭精神。他说，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傅高义的这些话对于今天我们中国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日本的节俭意识，应该主要的还是源自于日本人的爱国心。日本地域狭窄，资源匮乏。为了生存不得不精打细算。战败后，为了争气，为了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他们拼命工作，而在生活上则一直坚持低要求。因此曾被欧美讥讽为第一世界的经济，第三世界的生活。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上也出现过一些“炫富”者，但远没有引起类似当今中国“土豪”那么大的世界性的影响。当时对世界性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集体炫富”，即日本的一些企业大手笔收购美国资产。去过日本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个体而言，日本的穷人和富人在外表上区别不大，和你一起挤地铁的或许就是一家大商社的社长，你租住的公寓楼中或许就有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住着下台了的高官，甚至是首相级人物。据2015年最新一项国际调查，居住着1335万人的东京，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其中有一项重要指标是将近五分之一的上班族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实际上不但他们只要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部轿车，而且私家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普及了。但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公共交通或者自行车出行，既利于环保，也保持了交通秩序的良好。

我们中国人也一直在推崇节俭，在近现代也有过做得很好的时期。上世纪50、60年代，以节俭为荣的精神风靡全国。比如两弹一星的功臣郭永怀，从美国回来后，一直克勤克俭，曾在国家困难时期把多年的积蓄捐给了国家。他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带头倡导节约外汇，回来如数交公，心中才感到踏实。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推崇节俭，但影响更大的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其中心点是围绕个人（家族）而不是整个国家。这在最近几十年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因此，在“恭喜发财”“致富光荣“的声中，豪宅成了身份的象征，豪车成了流动的名片。而从豪车中往外扔垃圾也就成为了经常出现的“惊鸿一瞥”。有人认为，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是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比富斗富，在并且视之为“成功”人生的标志。这些年来，变味的“致富光荣”愈演愈烈，发展到了“从娃娃抓起”。为了对比中日的节俭意识，有人把中日儿童的进餐情况进行了对照。中国儿童吃完饭后往往是桌上有残渣，盘内有剩余食品。而日本方面则是桌面干净，餐具内颗粒无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从娃娃抓起”的节约立国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

当然，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容否定，也否认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而否定日本这个民族某些优秀的文化。同时，关于日本的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持不同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日本人丑陋的一面、特别是丑陋的个例也不少。但无论是从我们国内的民调和口碑来看，还是从历次国际机构的民调来看，不争的事实是，日本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事情的另一方面不应该，也不会被忽视。日本国民的良好素质，是与日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密不可分的。而这恰恰又是一把双刃剑。英国籍的研究日本的知名学者肯尼斯.韩歇尔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称，日本民族自尊往往容易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甚至进一步成为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无论是日本人对历史上罪恶的认识，还是今天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意贬低，都是中日两国人民交往中的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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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人的精神力量：以靖国神社为重要角色的“爱国主义”

“靖国”即“效忠天皇、镇护国家”之意。靖国神社前身是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6月正式改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与在日本各地陆续设立的“护国神社”、“忠灵塔”、“忠魂碑”等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日本军国主义（即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因此，日本人不断地被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弘扬爱国精神是日本的神之道”，“日本永世不灭的光辉就在这靖国之社里。国民的拳拳爱国之心，就凝聚在这不朽的光辉之中。”

日本战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爱国主义的旗帜不久又在日本重新高高举起。对于东京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日本认为是“胜利者的审判”，日本国内法不予承认，政府依旧给他们发放“遗族年金”，天皇还会给他们发放“恩给”。据报道，那些丈夫死在战场的耄耋老妇，至今每月还可领到“恩给”25万日元，和日本大学毕业生入职薪资相当。 1952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缅怀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强调，战殁者为日本的和平和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战殁者是为国家“牺牲”的。同年8月，裕仁天皇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当日本经济驶上高速道之后，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称战殁者是“我国经济和文化非凡发展的基础”。1963年，池田政府通过了一项旨在使“教育正常化”的关于教科书的新法案。新法律下，完全回避日本的侵略和裕仁天皇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历史教科书和教育辅导书迅速出台。

日本在大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爱国主义教育一刻也没有缺位。而靖国神社一直担当着最重要的角色。有位旅居日本的中国文化人，潜心研究靖国神社多年并多次实地考察。他认为靖国神社把祖国母亲这个概念强调得最为极致，把父亲跟母亲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天皇是父亲，国家是母亲，把它们结合为一体。你为天皇去死，也就为国家去死，就是为母亲去死。从这位文化人的论述中，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靖国神社的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少了一些他们长辈的热情，但靖国神社仍然是日本年轻人最常去的地方之一。不过许多学者都指出，现在一般人的参拜，特别是年轻人的参拜，与企图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并无多少关联，主要还是为了汲取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精气神”。

因此，关于靖国神社，从某个角度看，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群众基础”，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国方面对其的任何“苛求”都注定会收效甚微。当年美国也认为必须毁掉靖国神社这个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群众基础”问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日本政治家、特别是首相的参拜，都意味着有意否认当年的侵略战争。当年的受害国的政府和民众对此反感，也在情理之中。但据前面提及的民调，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感也在逐渐淡化中。这也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毕竟，到过日本的中国游客，“眼见为实”的印象更深刻一些。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开启了一段中日蜜月期。但就在邓小平访日的同时，靖国神社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祀进来。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遭到了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也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批评。日本首相的正式参拜因此曾一度停止。然而，2001年8月13日，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死者的牺牲就没有今日日本的繁荣”之类的言辞下，又进行了正式参拜，受到了中国和韩国的严厉批判。安倍晋三再次当政后高调宣称：“向为国捐躯的人表示敬意是自然而然的事”，接着就开始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更加紧张。欧美的一些舆论偶尔也对日本的这种做法给予了批评。

以傅高义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对此也经常表达他们的看法。傅高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以本国为骄傲，对为国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以此来鼓励国民。”另一位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签名者之一，美国的约翰·道尔也指出：日本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傅高义同时也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未慎重应对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关切的问题，是造成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美国政府也在批判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日本民众的缅怀先辈的情怀就如他们的国际形象，在世界上是屈指一数的。遍布全国的战殁者纪念地，从来没有冷清过。每年的8月15日，“在靖国神社看到的大量普通民众自发参拜的现象”，很多参拜者“表示自己均非（战死者）‘遗族’，”之所以当天参拜，就是“为了在纪念日之际悼念‘为国家死去的人’”。在偏僻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伪装成殉国烈士安葬地的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山顶，即使在平日，也“参拜者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是年轻人。”至于在海外，日本政府和民间，从1952年起就开始搜集海外战死者的遗骨，从人财物上给予充分保障，几十年从未间断。随着国力的增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日本人去海外搜寻日军的遗骨和立纪念碑的高潮。安倍再次上台后，也不忘前往海外祭拜亡灵。

对参拜靖国神社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活动，被日本军国主义深深伤害过的中国人民，当然予以坚决反对。笔者也对日本的这些无良政客深恶痛绝，在这里决不是要为参拜靖国神社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作辩护。与靖国神社中许多以“爱国者”身份被供奉的战犯不同，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有一大批真正的英雄、英烈。反观我们中国，且不说海外，在国内，不少烈士纪念地被严重商业化，有的烈士碑下成了便溺之地，很多的烈士墓群鲜有人祭祀，有的连自己的亲人都没有来祭祀过一次。还有的甚至在建立后就从来没有人祭拜过……。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借用一篇最近文章的标题：“这么多年，我们亏待了烈士”。这个我们，既包括我们的各级政府，也包括我们的普通民众。

一分为二看待日本民众的爱国主义，日本是不是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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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华民族的“底气”更足

在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时候，有位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没有能力开拓新的文明，因为“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

从整体上看，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缺点，借用军事术语，其影响基本上都是在战术层面上的；而日本人的一些缺点，其影响则出现在战略层面上。具体地说，日本人岛国环境养成的正邪感不足，强弱感有余的民族特性限制了这个国家做大做强。

尽管日本从甲午战争后对中国一直轻视，不愿意承认侵华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持久的抗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实际上也间接地承认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的实力确实不可小觑。曾经在战场上与美国、苏联的较量中饱尝苦头的日本，亲眼目睹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空前团结，在国际上敢于大胆叫板美国、苏联两霸的壮举，特别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硬碰硬，使得一直饱受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挤压的日本人真心佩服。所以，充当列强的附庸国，允许外国军队驻扎，还给予“治外法权”，在具有“服膺强者”特性的日本可以行得通，但在具有“不屈服任何敌人”特性的中华民族面前，最终都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在战略层面上的优势。

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据说是位主要右翼者，2015年5月在日本《产经新闻》发表了《从“论持久战”看中日关系》一文。文中写道：“《论持久战》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在长期抗战中增强实力，并促使国际形势变化和让敌人内部土崩瓦解的方式，达到战略相持的目的，并最后转为战略反攻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从《论持久战》来看，现在的日中关系处于从第二阶段逐渐转向第三阶段的时期。中国希望尽快进入第三阶段，并巩固亚洲霸主地位。”至于再往后，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有过这样的预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靠拢中国。”

我们中国人要真正发扬自己的战略优势，必须要下大力气完善在战术素养方面的严重不足。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崛起、中华复兴。我们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别亲近感的日本，现在很多方面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确实还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