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胜利
口述 龚永信 整理 肖卫兵 陈显福 韩松林
我叫龚永信，1927年10月24日出生，家住营山县明德乡，在家排行老四，上有3个哥哥。
1945年2月的一天，我从县城读书回家，正遇上保长带着保丁到我家派壮丁，按当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我家必须要有一人去当兵，3个哥哥都已结婚生子，我就对保长说，我去当兵，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就这样，我去当了壮丁。先到营山双河场，再从双河场走路到营山县城，同其他壮丁经渠县、大竹到梁山（现梁平）。路上没吃少喝，双脚都起满了血泡。在梁山休整了一天，就乘飞机到云南陆良，在陆良经过了短期的学习和军训。在军训中，我不怕吃苦，手榴弹比其他新兵投得远，刺刀拼得最好，快要赶上老兵的水平了。军训结束，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37师。
编队后没几天，部队就开往了前线。没有车坐，全是走路。记得那是农历4月末的一天，天热得要命，行军速度很快，大多时候都在小跑，背上还背着20多斤重的装备，突然眼前直冒金花，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打了“闭口痧”（中暑）。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略微有了点意识，有人在给我掐人中穴，隐约听到连长樊作伦在报告营长，营长听完报告后说，如果不行，就给他一火（枪毙），免得拖累部队，说完就骑着马走了。连长对守在我身边的排长说，执行命令。连长走后，排长对我说，我也是四川人，舍不得丢下你，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我讨了些吃的和喝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才赶上大部队。
我和部队奉命镇守在云南与缅甸接壤的一座山上，山对面的一座山上驻守着两个中队的日军，两山之间是一条峡谷。当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日军见大势已去便更加猖狂，妄图向云南纵深进犯。我们镇守的这一座山是日军进犯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山上死死地镇守，不让日军向前半步。
山上的条件非常艰苦，雨特别多，三天两头都在下，衣服经常没干过。战壕里时常积着雨水，太阳一出来，就热得汗水长流，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打“闭口痧”。长脚蚊又大又多，白天都到处乱飞，见人就咬，隔着军服都能咬痛你。有时候补给跟不上，饿两天肚子是常有的事，蔬菜三五天才能见一次。我的身体素质还算可以，但是一个月下来，也瘦得变了形，身上满是被蚊虫叮咬过的红疙瘩，又痒又痛，晚上很难合眼。阵地上很少有睡觉的地方，不少战友经常在大白天一头倒在泥泞的战壕里就能“呼呼”入睡，如果没人叫他，一睡就是好几小时，脸上叮满蚊虫都咬不醒他。这些我都没夸大，条件比想象的还要艰苦。
由于地形的特殊性，敌我都不敢贸然下山进攻，只能在两座山上相互僵持着。但是日军的步枪射程远，不时放冷枪，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地飞，我军帽上就留下了一个日军子弹射穿的窟窿。
我们就这样在山上镇守，虽然无仗可打，但我们又不能撤下阵地，就天天守望着抗日的胜利，守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一个月后，日军终于撤出了阵地，我们才归队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不久，我被调到师部特务连，负责首长出行安全，几个月后又被调到贵州息烽玄天洞负责警卫。玄天洞里当时关押着抗日名将杨虎城，我和特务连其他战友负责外围的警卫工作。
在玄天洞警卫的时间很短，我又和特务连的其他战友从贵州调到湖北麻城孝感，镇守那里的军事重地。
在孝感，日军不敢从地面进攻，但我们也不能撤出阵地，就天天呆在阵地里，守望着胜利的到来。
虽然无仗可打，但我们除了在阵地上镇守，每天还要在附近巡逻两次。有一天，我和几位战友正在一块稻田边巡逻，突然从南边飞来了两架日军飞机，飞得很低，连机上涂的膏药旗（日本国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好！我大吼一声，立即卧倒在稻田里。“轰”的一声巨响，日军飞机扔下了一枚炸弹，炸弹落在距我卧倒的地方只有5米左右，爆炸的冲击波把我掀出了两丈多远，炸翻的泥浆把我覆盖得严严实实，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泥人，但是我却毫发未损，首长和战友们都说我命大。
我们守望着胜利，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那天。
记得那天我们还在阵地上严阵以待，晚上10点左右，突然有战友高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和战友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鸣枪放炮，互相拥抱，欢庆胜利。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天天盼着停止内战，但是天天却战火不停。1948年11月的一天，我终于盼到了，随部队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编入了解放军部队。在经过短期的学习后，我便随军南下，参加了南方各省的剿匪战斗。
解放后，我又在部队当了3年兵。
1952年底，复员回乡，由于我读了几年书，被安排在教育系统工作直至退休。
撰稿 韩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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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10:04
发表于 2019-12-9 1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