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终不悔
口述 寇代俊 整理 肖卫兵 陈显福 韩松林
我叫寇代俊,1925年5月5日出生,家住营山县茶盘乡莲花村。
1941年8月上旬,我被抓了壮丁,押送到营山师管区,帮看管人员打草席、编背篼装盐,看管人员派人把盐运往湖北一带卖,从中赚钱。次年3月,我和其他壮丁被押送到南充师管区,后经渠县、大竹、梁山,再到万县出川,5月初到湖北,经恩施、河丰到湖南石门,走了两个多月。在石门,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第44军162师482团1营1连3排3班,当步兵,领了一支中正式步枪、100多发子弹、6颗手榴弹,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就上了战场。
在湖南的茶陵、浏阳、湘潭、岳麓山、衡阳、常德、长沙等地,我和部队先后与日军作战。
在岳麓山的阻击战中,日军投放毒气弹,我用尿浸湿毛巾捂在嘴和鼻子上,滚到一个低洼处才保住了命。在阻击日军进攻时,我的右手指和左手臂先后两次受擦伤,都是自己用急救包里的纱布简单包扎一下,又投入了战斗。
在衡阳的一次进攻战中,我和排里一位关系很好的战友温在龙正冲向日军阵地,突然日军向我们投来一颗手雷,温在龙向我大吼一声:“卧倒!”并冲上来一把推倒我。手雷爆炸后,我的脚后跟一阵剧痛,血马上涌了出来。温在龙不顾危险,背上我跑到一个隐蔽处,这时营部的一名医生赶到,见我脚后跟里有碎片,需到战地医院取出。我在战地医院治疗了6天,由于伤员太多,就提前出了院。
1942年7月,我随部队转战到云南腾冲、腊山,再转战到江西九江、安庆等地。
在安庆的一个村庄,日军惨无人道地屠杀了200多村民,等我们赶到时,日军已逃走了。我看见院坝里到处都躺着死去的村民,有位老大爷的双眼球被日军用刀剜出,身上还被刺了10多刀;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赤身祼体地死在床上,额头上的肉皮被割下遮住双眼,两个乳房被割掉扔在地上;还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孩光着屁股,一节木棍从他的肛门插进,当时还有一口气,我们马上把他送到战地医院,也不知他的死活,我们就随部队出发了。在行军路上,我的心阵阵作痛,和很多战友发誓,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保护我们的父老姐妹。
1943年4月左右,我随部队又转战到上海、江苏的南京、吉安、泰合、安徽的合肥、皖南等地。在皖南的一次阻击战中,被日军大炮轰击的碎片划伤了前额,血流满面,我在阵地上拿出随身带的急救包,扯出纱条和棉花包扎好伤口,把脸上的血擦了擦,又端起枪坚持到战斗最后。
在安徽的安庆,我和部队驻防在一座山上。有天傍晚,连长曹汉光到阵地上查哨,正好遇到我与同连的温在龙,过宁礼在执行任务后回连部。我隐约看见山沟里有20多个日军在偷偷往山上爬,有一个日军朝连长举起了枪,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扑倒在连长身上,子弹从我头上“嗖”地飞了过去。我们马上还击,连里其他战友也冲过来打退了日军。几天后,我和温在龙、过宁礼获得师部嘉奖,一月后,我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回连队当了排长。
1944年6月左右,我随部队到卢沟桥,再转战到山东大连、旅顺、莱阳、泗水等地,我们几乎是一路走一路打仗。在山东莱阳作战后,我被提升为连长,大腿再次受伤。
行军到山东泗水的一个村庄,有一天晚上,我在营部开完会回连部,路过一个柴草堆,一个受了伤的日军躲在里面,用刺刀刺伤了我的左腿,我立即掏出手枪,连击两发,打死了躲在柴草堆的日军。传令兵把我背回连部,我的左裤腿全被血染红了。在战地医院住了几天,伤未痊愈就要求出了院,因为我是连长,连里打仗需要我指挥。
有一天,我们在泗水的小河边阻击日军,我指挥连队打退了好几次妄想趟水过河进攻的日军,日军架起两挺重机枪向我军阵地扫射,当时我正和传令兵往3排阵地走,听到机枪声,我们立即趴下往一个小水沟里滚,但是我的屁股(臀部)还是中了3颗子弹。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子弹虽然取出了,但现在起身和坐下都还有些隐痛。
出院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此后,我参与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1949年4月,我随部队在南京起义加入解放军。同年8月,我申请复员回家务农,部队同意了我的申请,并发给我路费,为我开了路条。
采访结束,寇代俊把身上的伤痕一一指给我们看,我们数了数,共有9处明显的伤痕,还不包括屁股上的两处。寇代俊告诉我们,这些伤痕全是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
我们问他,你伤痕累累,现在伤痛还时时发作,历次运动又被批斗,你后悔吗?
他马上接过我们的问话说,我时常想起在安庆看到日军残酷杀害村里百姓的那个场面,我流血负伤打鬼子不后悔。现在,我享受抗日老兵相关待遇,党和政府还时常来看我,并把我送到养老中心疗养(现住在南充友谊养老中心疗养),前几年还在志愿者的陪护下,到70多年前抗日过的地方参观,我感到很幸福,你说我后悔吗?
撰稿 韩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