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出土文物带有东州民居五津之涉头津双流擦耳岩信息

那山aa · 发表于 2019-12-18 11:13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十记载：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头；五曰江南津。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

其中“四曰涉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经考证，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见本人博文《五津六考证论证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古渡》。

如今，成都博物馆展示出了两件在双流擦耳公社时期出土的铜器文物（见图）。经分析，不排除东汉末年，即公元200年左右，东州民居双流擦耳岩的信息，由此再次佐证了《华阳国志》记载的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今双流区金桥镇。

（铜壶：双流擦耳公社出土）（铜染具：双流擦耳公社出土）

铜壶：西汉（前202—8年）圆形双耳吊环尺寸：底部直径约24cm ，中部最大直径约40cm，上部口直径约16cm，高约46cm；出土时间约1959—1982年间。

铜染具：汉（前202—220年）两部分组成，上部为长方圆角盘带耳，长约16cm，宽约10cm，两边有耳，耳宽约2cm，长约10cm ；下为4柱顶高堂炉，炉高约15cm；内堂炉宽约15cm，宽约10cm，深约5cm；底部柱高约3cm；出土时间约1959—1982年间。

两件铜器文物的出土，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一、两件文物在成都冶铜冶铁栏展示，说明这两件文物，已被成都博物馆考证认定为成都地区冶铜时代的产品。

二、两件文物，在双流擦耳公社（今为双流区金桥镇）同一地方，一起出土的。

两件文物，为什么在双流擦耳地区出现？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文物出土时的情况，只能从这两件文物本身的情况来作分析。

从铜壶的生产背景和制作工艺以及用途情况分析。经成都博物馆考证展示得知，此铜壶是成都地区西汉（公元前202—8年）冶铜时期生产的产品，从铜壶的制作工艺上可以看出，铜壶显然是作为摆设品来制作的，且制作工艺精细，具有摆设装饰的高贵气质。因铜壶没有出水口，且壶口有倒勾状，说明铜壶不是用来盛液体的（见下图）；且壶口较大，单手能伸进放物取物，说明此壶可用来盛放小物件的。从壶口为内斜口的状态来看，壶口上应有盖，但遗憾的是没有了盖。

（图为带内斜勾状的壶口）

看得出，铜壶的摆设装饰作用显然大于盛装作用。也就是说，这是高官贵族大户人家的客厅装饰摆设品。

另一件铜染具，从工艺和用途来看，工艺显然较粗糙。上盘下凹成盘型，盘中盛液体，两边带耳，说明可端行；盘下为一炉堂，可放木碳等燃烧，以加热上盘液体，说明这是一种加工制作它物的用具（见上铜染具图）。可见，这是手艺人家使用的工具。成都博物馆标注为“铜染具”，即可说明是一种“染”具。具体是染何物的“染具”，不得而知。

从上述分析来看，两件铜器的用途不同，存放的空间不同，使用的主人也不同。因此不可能同属于一家主人。（但不排除属于开有工房的一大家族，即一件为客厅装饰品，另一件为家族工房用品）。

两件文物，怎么就出现在离成都城区50里远的农村地区双流擦耳岩呢？

有三种可能：一是买来的，二是偷来的，三是抢来的。

若是买来的，那么，一定是擦耳岩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才买得起买得来。但擦耳岩方圆几十里，上自两千年，历史上没有记载说这里有大户人家，就算家族中道衰落，也不至于仅此两件家什宝贝吧。因此，这种买来的可能性极小。

第二是偷来的，两件物品都是大户人家的宝贝物件，能偷得走吗？就算是偷走了，那也要赶紧出手卖钱，留在家里就是祸，若被发现，那可得了。因此，偷来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抢来的，有这种可能性吗？《华阳国志》记载“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东州民是东汉末年，从南阳、三辅流入益州的流民，数达万家十几万人，他们与统治者刘焉、刘璋相互利用，组成了“东洲兵”，在与益州豪强地主的斗争中，因“东州兵”的殊死战斗，保全了刘璋的统治政权，成了刘璋维护政权的功臣。而后，他们一部分安置在了成都城中，另一部分就安居在了金马河边的五津之涉头津，即今天的双流擦耳岩（金桥镇）。

根据以上三种情况分析，前两种的可能性不大，第三种被“东州兵”因战争原因抢略来的可能性大很。

因此，双流擦耳公社出土的两件铜器文物，是带有东州民居此地信息的。

两件在擦耳岩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从考古文物的实物方面，佐证了《华阳国志》记载的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渡，即今天的双流区金桥镇。也再次说明，本人《五津六考证论证五津之涉头津就是双流擦耳岩古渡》，是有物证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