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昌：曾全安的遭遇----说真话的农民右派份子

大石

                                                                      说真话的农民右派
                                                     杨永昌         

          右派，我以为这顶反革命帽子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万万没料到，说真话的农民曾全安也划成了右派。
         曾全安土改时，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斗争地主富农不仅狠，而且很有策略，功劳大。土改结束，回拱辰乡当干部，担任武装部长兼治安，由于工作积极肯干，坚持原则，表现好，51年入团，52年入党，53年选为人民代表，54年评为先进工作者，参加县劳模大会。55年到干校学习，兼任干校党委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两年后，又回拱辰乡工作，这时的曾全安可以说是根红苗正，地位，名誉都十分优秀，可观的领导干部。
          五七年三月，乡政府安排他到最远，最穷的十二大队包队，他本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有丰富的农村生产实践经验，和全大队干部社员同甘共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春耕生产计划，大队社员干部十分满意。但是万万没料到，乡上突然来了个死命令，五月分必须完成栽秧任务，不栽六月秧。如果完不成任务，党员开除党籍，干部撤职查办，同时还要罚款。这样，把他和干部社员研究定下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冬水田翻两道，现在只能翻一道，小春田要坑过才淹，现在边收边淹，该队人平三亩田地，比其他队多，任务特别重，为了完成任务，男女都必须打夜工，晚上男的使牛，女的扯秧子，白天男女都栽秧子，党员干部更忙，每天干十六小时才收工，辛苦劳累极了。曾全安五点起床，打锣催出工，大队又大，走一圈有十多里长，上午捡查质量和进度，晚上到各组收材料，社员干部千辛万苦地劳动，換来了在全乡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然而，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结果，到六月分，小春田秧苗没转青，冬水田秧子没包泥，凭经验判断，收成肯定不好，减产已成定论。
         曾全安为了减少损失，曾全安想办法贷款，买肥料及时施肥，及时除草，忙得不可开交。秋收结算，同去年比，减产17%，每亩少收85斤，到桑园乡清产时，曾全安如实汇报了这个数字，然而领导就是不相信，批评他说，你成天忙个不停，干部社员那么辛苦勤劳，怎么会减产？曾全安说，减产不是我的责任，是乡政府违背生产规律，脱离实际，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的。他们听了很不高，恨透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实农民。
        减产了，大家都难过，为了搞好明年生产，曾全安主张用大米交公粮统购，这样可收几万斤糠，可以发展毛猪，增加肥料，就可以保证粮食增产，干部社员十分满意。然而乡政府强行规定九月分必须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曾全安把他的想法告诉乡政府，又受到狠狠批评，你是国家干部，只知道为百姓着想，你的立场观点有问题，运动来了给你算总帐。
       没有办法，九月底，把倉庫里的谷子全部上交了，还是完不成任务，按全村人头计算，要退八十斤口粮才夠。乡政府不相信，多次来清产，曾全安坚持说减产17%，领导对他个别谈话也好，在会上批评他也好，他还是说减产17%，他说，共产党员应当实事求是，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假话，一害国家，二害群众，三害自己。铁的事实是，打谷子时，他亲自在田里看着打，亲自看着称，有的减产少，有的减产多，社员在分配时按去年标准80%分配到户，还差20%没分，现在粮交光了，欠社员20%无粮补，还要退八十斤口粮，叫社员如何活下去啊，多数社员千辛万苦劳累一年，基本口粮都分不夠，饭都不夠吃，还要退出来，公平合理吗？谁又想得通啊！
     乡政府根本不听，强迫大队干部让社员退出来，好多社员伤心地哭了，有一户军属哭得更惨，干部也无奈，完不成任务要受处分，社员也理解干部的难处，很不情愿地退了。为了完成国家高惩购任务，平均每人三亩田的社员，基本口粮都分不夠，饿着肚子种田，这日子实在难过，这便是该大队长期落后贫穷的根本原因。
      清产，说白了，只能说增产，不能说减产。清产还没结束，上级又通十二大队队以上干部三十大人全部到桑园乡集中开会，干部们因为清产，强迫社员退粮，做了伤害群众的事，灰心丧气，害怕了，都不想去开会。曾全安和大队干部跑遍全村八个队，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忙得饭都没吃，天黑了，还没把人喊齐，差十几个人，没办法，大队长带队，曾全安押后，饿着肚子，冒着大雨，走十八里路，赶到桑园乡。
       负责报到的李金生十分生气，冲着曾全安斥责，你是干啥子的，夜深了才摸起来？曾全安说，我们是农村干部，接到通知就开始跑，饭也没吃一口，被盖也打湿了，我都没怨言，你还发那么大气！李金声问，人到齐没有？，曾全安说，还差十几个。李金生又十分生气，通知人来开会你都完不成，你当什么干部？你没吃饭活该，明天给你算帐。我以为这次开会还是清产，不大在意。
       谁知，第二天开大会，看见台上的横标才知道是大鸣大放，开始由县委毛书记和法院陈院长讲话，主要说这次大会与过去不同，是帮助党整风，给各级党领导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最早发言是西河乡陈有民，他提很多意见，记笔记的一个都不记，陈有民鸣放完就散会了。
      午饭后，以大队为单位开展讨论，乡干部以乡为单位讨论，十二大队学习组长是李金生，每晚去汇报情况李金生和曾全安一起去，在讨论会上，曾全安只提了一般意见，乡干部来启发他，说他从解放到现在都是积极分子，每次会议都爱提意见，这次是帮助党整风，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曾全安以为乡干部是真心实意，所以，就把乡干部瞎指挥生产，使粮食减产，反而要大家虚报产量，社员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除开征购外，饭都吃不饱，李生金晚上去汇报，把其他人提的意见都记在曾全安头上，还偏造一个说曾全安气势汹汹地说：镰刀搬伸都要给共产党杀起，此后，晚上汇报由李金生一个人去。
      七天后，大鸣大放改为大争大辩，当天早上通知曾全安，各乡武装部长的槍全部上交，散会后再去领，事后才知道只收曾全安的槍。上午开会，毛书记讲，今天是大争大辩，恶毒攻击共产党干部的拱辰乡干部曾全安，把他抓上来！曾全安上台后，毛书记要曾全安把前几天在会上讲的再讲一遍，曾全安讲了之后，下边的人就起哄了，说他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只说轻的不说重的。有的说他是富裕农民，有的说他是阶级异已分子，有的说他是攻击党的坏分子，在大家心目中，曾全安已经是坏人了。
       今天开会，有公安局，法院的人，曾全安以为要逮捕他，结果把他斗争四个小时散会了。中午，曾全安吃不下饭，晚上一个人在路边坐，和他友好的人疏远他了，没有人过问他吃饭没有，毛书记知道应，告诉他好好想想，说清楚就行了。曾全安说，好多话不是我说的，毛书记不理采走了。曾全安想，他们笔尖尖上杀人不用刀，怎么说得清楚啊！我又没杀人放火，不会把我怎么样吧。所以，曾全安起来，在街上吃一碗面，晚上，一夜没合眼。
       从此以后，曾全安回到拱辰乡那个组，乡干部天天批判他，斗争他，最后，把他定为右派，撤职回乡，劳动改造。

大石

好像谁说的，“左”对中国的破坏远甚于右，而且往往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