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昌: 饥荒岁月的"实验班"

大石

                                  饥荒岁月的“实验班"                     
                                            杨永昌

   一九六O年九月，我考进邛崃高级中学校，在六三级三班学习。毕业二十多年，才知道我班是学校悄悄办的《实验班》。毕业时，全班四十二人，考上大学二十五人，女生八人，考上大学七人。全校考上大学六十多人，本班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学校就把该班作为主题，在温江地区教育工作会上专题发言，受到上级表扬。
     回顾我们这个班，在饥荒岁月，除本班成绩较好之外，与其它班没多大区别。
     首先是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有现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不用，反而安排一个中专生当班主任和任语文教师，在全班推行极左管理，一年后撤換调走，后来成了罪犯入狱。代理班主任高某，是本校毕业高中生，教本班化学，估计没有半期，由此可以判断，学校表面上对我班重视，其实是不重视，在那个特殊年代很正常。
    原因很简单，本班出身不好的相对多一些，安排一些先进分子来管很正常，但实践证明不现实，之后，安排饶用唐当班主任，教本班政治。
    劳动课与其他班一样，一开学到卧龙公社打谷子一个月，田里多数有水，稻谷杆略细，谷穗不长，长势不十分好。男生打谷子，拴草，拌桶浮在水上，打起谷子要荡去荡来，很不好打。女生抱谷把子，割谷子，打完一天，全身几乎湿透。那时我们每月二十八斤，干一天又饿又累，生产队煮红苕叶作菜，加点海椒，吃起来十分可口。
    每周劳动一个下午，有时到幽居寺种地，有时抬粪挑粪到幽居寺粪坑，女生两人抬一桶，男生每人挑一担，完成就回校。有时到西河坝，为菜施肥，挑粪的，施肥的，加水的，分工合作，与农民劳动一样。东门外还有油菜田，有时挑粪去，有时用架子车运去。早辰，先把粪装滿，吃午饭就拉架子车走，因为是粪桶，太阳又大，走在大街上臭气勳天，我们久闻其臭而不知其臭，在那个年代，街上行也不敢说三道四，只是捂着鼻子迅速跑开而已。
     有年到茶园公社扯草，地里的草比陶渊明种地时多，不是草盛豆苗稀，而是草盛无豆苗，扯起来十分吃力，偶然发现一棵豆子，视如宝贝，悄悄放入饭盅里，吃起来特别香。
    下乡劳动一个月，我们几乎没有与当地农民有任何接触，一方面太累，劳动完就吃饭，吃了饭开会后就睡觉，既无时间也无精力。
      为了度饥荒，每个班发一副磨子，放在教室后边，谷壳子堆在教室墙角上，下课就轮流去推，教室既是课堂，又是谷糠加工房，推出的糠，既无营养，又难下咽，伤肠害胃，这件荒唐事就草草收场了。
    当时我们每月二十八斤粮，还要节约六斤支援世界革命，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青年来说，每天都在饥饿中度过，确实非常难过。为此，学校操场边，池塘旁，城墙上，凡是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菜。还有个大工程，就是在西河坝挖窝填土造地。先挖两尺深两尺宽的窝，然后填土栽南瓜，再在河坝上填土栽红苕。全校师生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究竞用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劳力，己无法统计，反正我班和其他班一样，绝无特殊待遇。我班与现在的实验班有天渊之别。
     我班最守纪律，学习积极性高，自觉性强。上课专心听讲，任何老师上课都雅雀无声，从不讲话。老师讲课，声音再小也听得十分清楚。数学老师刘成君，每节课只讲十五分钟，其余时间完成作业，有不懂的可问老师。物理老师上课，发现有人思想不集中，就用短节粉笔甩去提醒他，全班几乎都能按时完成作业，老师没有严励批评过。教生物的是黄绍祥老师，他是多才多艺的老师，在反右斗争中挨批过，只有教副科的命。他讲课很精采，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十分钟后他就不讲了，叫大家看书做作业，学生完成其他科作业，看其他作业，他视而不见，反正该科不参加高考，凭该班学生智力，稍加努力就会考及格。我们从内心感谢他的真诚关照。
     当时高考，高三开始分类，分一，二，三类，各班依然在本班上课，各人自己复习自己的课程，到最后一个月才开始分类复习，也是各在各班，偶尔有老师来辅导，多数时间靠自已。
   我班在教学楼二楼中间，与教师休息室相邻。当时不收复读生，但往届毕业生戴荣芳却在教师休息室复习，教师在，她就在走道上复习，有时她问老师，老师也乐意帮她。她家是我家乡农民，按规定必须每天出工，否则要扣工分和口粮，为了脱农皮，她坚决要到校复习，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学校，善良的老师同情，领导睁之眼闭之眼假装不知道，后来，我这个表姐考上重庆医学院，大家都高兴。
   不收复习生，这是当时政策。少数到校复习，又不在教室，学校是开了绿灯的。少数人指责他们操《童子业》，这很不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好，都十分明白，只有考上大学，才会改变自己命运。因此，虽然生活十分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但从不因此而放弃学习。
     除开频繁的劳动之外，还要参加文娱活动。我班刘花娥又是文娱部长，所以，每次演出都积极参加。记得排练十送红军时，张文波校长还亲临指导，我班除唱歌外，还演古装戏《老王剃头》，每天要背台词，要排练必要动作，花了不少时间，结果演出很成功，受到好评。
     高六三级共招七个班，每班五十人，毕业时减少到五个班，每班四十人以上，除开家庭困难因素外，主要是贯彻中央调整方针，为了把学生整回去，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是仿反右派方法，每班先发几张旧报纸，要求学生对当前形势发表意见，要畅所欲言，有啥说啥。我班班长张银忠，引用陶渊明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说人民公社没把庄稼种好，中师生班主任说他恶毒攻击人民公让，把他开除出校，兰仁德引用鲁迅话《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在班上受到批判。高长清捡举班主任流氓动作，被开除出校，一时把班上搞乱，幸好学校及时換了班主任，全班才开始正常学习。
    学校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第二学年一开学，马上下乡劳动一个月，有的同学在家劳动，不按时到校，以自动退学处理。
    估计有一百四十余人失学，占招生总数三分之一，到六四级六五级，减少到四个三个班。文革前，六二级六三级是邛崃中学招生人数最多的两届。
   毕业了，大家都在盼望大学录取通知书，在街上遇到总是要问考上哪个大学了，《考上了，人大腰杆细》，这含混不清的回答，听明白的哈啥大笑，没明白的，以为真的考上了。考上大学的，欢天喜地去转粮食关系等手续，忙得不亦乐乎。然而我班兰仁德却苦脑不堪。公社领导扣住通知愤愤不平地说《反动富农的子女就是不准他去读大学！》，兰仁德没法，如实告诉了饶用唐老师，饶志师又转告她丈夫江泽民，江是县委副书记，把公社干部狠狠批评之后，兰仁德才到重大读书。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班主任丈夫不是县级领导，也许兰仁德这类人永远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
      我班读书的三年，恰好是饥荒岁月，回忆这几年的经历，终生难忘，有些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