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时代,隋炀帝杨广下令,从洛阳开凿运河至北方的涿郡(今北京西南)和南方的杭州,史称京杭大运河。
南方丰饶的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因为战乱被割据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北经济,又开始蓬勃发展。
数十年后,李氏几代皇帝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大唐盛世。
从秦汉到隋唐,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时期,无一例外,都选择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贯通全国的交通网。
在不少后世人看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实在有些劳民伤财。
但在帝国统治者的心中,从来不只一本简单的经济账。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讨伐瓦剌,却不幸被围困在土木堡(今张家口怀来境内)。二十万精锐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成了俘虏。
570年后,一条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铁,贯通了北京和张家口。
如果当年也有这样一条高速通道,英宗等来援军,历史或被改写。
时间来到1905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在列强阻挠中,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但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看来,一条京张铁路远远不够。“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
在卸任大总统一职后,他开始酝酿10年修20万公里铁路的实业救国计划。
只可惜,彼时国力孱弱,根本无力支撑这样宏大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到80年代初,铁路总里程总算达到5万公里,但时速仅40公里,比汽车还慢。
1978年,74岁的总设计师第一次坐上日本新干线,望着疾驰而过的田野,百感交集。
当工作人员问他,感觉如何时,他回答:“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随后几十年,在这个古稀老人羡慕与期待的目光中,十亿中国人开始了知耻而后勇的奋起直追。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铁路经过五次大提速,平均时速已从80年代的40公里提升至65公里。
但距离日本新干线200公里的时速,仍遥不可及。
继续在原有铁路上修修补补,已无多大提升空间。中国人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拥有先进高铁技术的日本、德国和法国。
2004年,铁道部为备战第六次大提速,面向全球发布了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招标公告。
对于中国政府抛出的这块大肥肉,国际高铁界一片欢呼。
四大高铁巨头——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这份招标公告里,明确提出三个原则:
第一,关键技术必须转让;第二,价格必须最低;第三,必须使用中国品牌。
德国西门子自恃技术先进,一上来就漫天要价:每列原型车3.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且不允许中方议价。
根据《高铁风云录》一书披露的细节:
7月27日,就在开标前夜,双方展开了最后博弈。中方代表提出必须降价,否则一切免谈。
“不可能。”德方代表斜靠在沙发上,傲慢地拒绝道。
“中国人一向与人为善,我不希望看到贵公司就此出局。何去何从,给你们五分钟,出去商量吧。”
听到这,德方代表心中微微一颤,但几个人出去商量一番后,依旧不肯让步。
“各位可以订回程机票了。”中方代表掐灭手中的烟头,微笑着留下一句话,拂袖而去。
德国人原以为,这不过是中方的恐吓。但第二天一早,他们便遭遇一个晴天霹雳——中方宣布,选择法国阿尔斯通作为合作伙伴!
消息传回德国,西门子股票大跌,主管递交辞呈,谈判团队被集体炒鱿鱼。
一年后,西门子重新杀回中国。这一次,面对中方“苛刻”的竞标条件,他们照单全收。
原因无他,140列动车组订单,在全球高铁史上前所未有。而这,还只是中国庞大高铁网规划中的一小部分。
同样被中国高铁大市场征服的还有日本人。
一开始,日方死活不愿转让技术,有专家甚至警告川崎重工:不要和中国人合作,这是在培养未来的对手。
为提高议价能力,日本还组建了一个由六家日企组成的联合体。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一切联盟皆枉然。中方通过分而治之,成功瓦解了对手,从德国、日本和法国人手中拿到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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