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小汤山医院长:非典给国家和民众上重要一课

姑苏城外灬

原小汤山医院长:非典给国家和民众上重要一课


日期：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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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过去了，十年间的事还真令人难忘。我一生中经历了很多事，可能这件事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件。”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雁灵，两鬓已略显斑白，回忆起十年前小汤山医院，依旧清晰地记得每个细节。


谈起“非典”，原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绝对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这座临时搭建起来的医院，集中收治了680名确诊“非典”病人，约占全国“非典”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除八人死亡外，其余均康复出院，而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组建小汤山医院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又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多年后，回忆起那时的决定，张雁灵如此评价说。


“那一年，北京打了一场遭遇战”


“街道空巷，饭店关门，学校停课，王府井大街上居然那样冷清。”


张雁灵说，虽然在国际流行病学史上，“非典”疫情人数、死亡人数并不算多。“但是，这个病很特殊，来得很突然，传染性极强，很多医务人员倒下，人们对它不认识，很多人内心极度恐惧害怕，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没人能预测‘非典’后来的发展是什么样。”


“非典”从广东蔓延到北京，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军人出身的张雁灵习惯用战术用语来形容：“北京打了一场遭遇战。”


“被动的应对”是遭遇战最大的特点。为应对“非典”疫情的侵袭，中央、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组建小汤山医院。


2003年4月中旬，北京的“非典”疫情近乎一夜间就进入了高发期，医院病床缺口1500张，许多确诊的“非典”病人只能滞留在门诊室。为避免扩大感染，新建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已成为北京市别无选择的选择。


“小汤山医院存在时间很短，只有51天，真的是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 张雁灵向记者表示。


“七天建一座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如今，“非典”已经过去十年，小汤山医院已经浓缩成一个“非典”时期的一个符号，站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回望，“很难说有哪件事哪个人，印象最深刻，因为，”张雁灵顿了顿说，“都是奇迹。”


七天内必须建成一所大型传染病医院，张雁灵听到这个消息后，脑中第一个闪念就是“不可能”。“这不是野营搭帐篷，要符合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要有隔离条件，患者在这里吃住，排泄物必须进行处理，不能污染环境，要做到符合传染病管理的消毒隔离。在世界的建筑史上，要建造一个国家级的传染病医院最快也要8至10个月。”


然而，如火的疫情面前，容不得半点犹豫。 张雁灵接到任务后，70分钟就赶到报到现场。这一天，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人2705人，66人不治身亡。


“当时的情况下，形式主义没有了，空话套话没有了，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等领导来了以后，见面就开始研究具体的事。”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没有了白天与黑夜。 在张雁灵的记忆里，这一幕比任何灾难大片都场面宏大，令人窒息。“六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连轴转，工人干累了，倒在路边就睡着了。我要走过去，都要迈过人走，你们可能在看电视剧上见过这样的情景，建立小汤山医院真实就是这样的。”


七天后，一座能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拔地而起。附近的村民感慨，“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一样。”


小汤山医院就像一艘诺亚方舟，北京的疫情也伴随着它的组建实现重大逆转。

姑苏城外灬

小汤山不是山，而是一块无名高地”

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人员的组建也至关重要。全军114家医院迅速抽调1200名骨干医护人员，集合时间只有2小时。有的刚刚从手术室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便坐上火车赶往北京，许多医护人员悄悄地留下遗书，做了最坏的打算。那份悲壮，张雁灵一直记忆犹新。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是非要把我们急死才算啊！”猛然间，看见背着满满一大包换洗衣服站在面前的妻子，张雁灵无言以对。在“失踪”50多个小时后，妻子才从电视上得知他来到小汤山的消息。

小汤山医院组建之初，曾有外电预言，北京政府建了这么大的一所野战医院的决策或许是错误的，极有可能让医护人员成批地到在小汤山。

许多被抽调来的护士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张雁灵动情地回忆，成都军区联勤部一位领导在机场送行时说过一段话，“今天送你们，不知道迎接你们的时候是什么样，打仗上战场是我们老爷们的事，现在抗‘非典’却要把你们这些女孩子送到前线去，让我们这些老爷们在家里等，心里很不好受。”

张雁灵回忆说，最令他担心、最有感染危险的是重症监护室。呼吸道病人救治最怕的是气管切开，每一次气管切开手术，都必然造成气管分泌物“啪”的一下喷涌而出，带血的泡沫状痰液在空中散开，溅到医护人员的身上，每一滴带血的液体里，都藏着无数的凶险。

平日极具亲和力的张雁灵，在防护工作上却铁面无私，他以极其严格的“小汤山军规”要求每个人，哪怕被指过度防护。

如今的小汤山医院，已经变成废墟，长满杂草，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新的健康管理中心。4月的柳树伸展开嫩绿的小芽，和煦的阳光照在鲜艳的火鹤上，平静安详。如果不是刻意探寻，有谁会想到十年前的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怎样的生死肉搏。

张雁灵说，小汤山不是一座山，小汤山没有山，小汤山是这次“非典”战役的无名高地，没有记录下那些患者的姓名，没有记录下那些医务人员的名字。人们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大部分医护人员一直带着口罩和眼罩，连患者都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永远是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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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给国家和民众上了重要一课”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初到小汤山医院，下车就靠着墙哭。“非典”带给国人心理上的震撼，面对未知传染病的极度恐惧，至今仍深深地烙刻在亲历者心中。

在张雁灵看来，将公共卫生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一点也不为过。在世界卫生史上，因为传染病包括流感死亡的人数远远要比战争死亡的人数多得多，历史上有很多城市甚至国家就是因为暴发传染病而消亡。

“‘非典’以前，我们国家对公共卫生安全也重视，但是没有实质性地去做战略储备、战略预案和相关政策。‘非典’给我们提示了这些，从某种角度，我们要感谢‘非典’给政府、民众以及卫生系统上了一堂公共应急卫生的课。”张雁灵说。

首先，最典型的是，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短期通过这么一个法规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是组织平台的建设。过去有防疫局、防疫所，但事实上都流于形式，“非典”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非典”以后，我国家加强了这方面的建设，卫生部建立了应急办，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系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过去，国家“重医轻防”，在全国医务人员的意识里同样存在，医学生往往选择临床医学，不愿选防疫医学，这样形成我国这支防疫队伍很弱。“非典”以后，从院校到研究机构，到行政管理机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除了政策、平台建设、防疫队伍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中国老百姓对疾病的防控意识也增强了。”

张雁灵认为，“如果说北京防疫‘非典’取得成功，北京市民的认识提高极为重要，知道急性传染病的基本的程序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这些原来是我们卫生系统内部的说法，现在已成为老百姓自己的说法，家庭内部就能隔离。”

“我相信如果北京现在再来一场传染病，老百姓自己会更自觉、主动地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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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小汤山，回望那些事和人”

这十年，张雁灵经历了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2009年的甲型防控H1N1流感……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张雁灵都从容担当。

1970年入伍的张雁灵，还参与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救援，1998年抗洪也赶到了前线。张雁灵笑称，“我的命苦，前后都赶上了”。

2008年，张雁灵出版了记录“非典”岁月的《回望小汤山》一书。讲起这本书的源起，张雁灵说，非典时期大家都是戴着眼镜和口罩，虽然在一起工作，但是短时间内很难认清楚，心里感到很愧疚，自感院长当得很不称职，对医护人员关心了解不够，平时就以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写这本书，是想把这些记下来，记录下来这些人和事，回望小汤山主要是回望这些人和事。”

张雁灵在书中的后记中，写下总后一位首长勉励的话语，“能经历那样一场大灾难，能经受那样严峻的生死考验，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真实地记录历史，并让更多地人了解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教训，警示未来。”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非典’那段记忆，您认为哪种颜色最贴切？”记者追问。

“‘非典’的颜色是在变化的，开始它是灰色，因为开始的时候心里非常压抑，后来灰色变成白色，我们小汤山医护人员全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口罩，再后来颜色就变了，阴霾的天气已经过去了，不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心情，就像此刻窗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