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的茶馆,砸掉的麻将桌
我的老家在川西平原一个小村子里,离成都大概50公里。
我的外婆生养了三个儿女,如今都住在县城,3个孙辈走得更远,都在北京、上海这样对她来说遥不可及的大城市。外婆常说:“生你们养你们,但你们长大就都像鸟一样飞走了。”往年除夕夜,我们三家人都要赶回农村“团年”,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围坐一桌,是外婆一年到头的期盼。
回外婆家那天,疫情还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冬天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田野一片青绿,几株早熟的油菜冒出了黄澄澄的花骨朵,一切都显得平和、安稳,空气里透露出春天的气息。
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排柚子树,整个院里都是树的清香,树叶交簇,风一吹过,树叶上的绿光翻飞折叠,好像一片绿色的水面在闪动汹涌。前些年,外婆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猪、鸡、鸭、鹅,这几年养不动了,只养了点鸡吃剩饭,还有一条棕色土狗,名叫老黄。老黄性情温和,总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外婆,眼睛里好像有话要说,很受宠爱。母亲说,我给外婆买的牛奶和饼干,外婆自己舍不得吃,反倒有时候会拿来喂老黄。
三叔婆正坐在院里和外婆晒太阳,一起收拾韭菜。三叔婆叹息着说,她觉得三叔公快不行了,就是过年这几天的事。忽然,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语气急促起来:“八大队的马逢国,你还记不记得?腊月初十,在田埂上跌了一跤,送到医院去就死了。”
像一颗石子偶然激起院子里的涟漪,外婆惊讶道:“真的吗?就是上个月赶集的时候,我还见到他呢。”
三叔婆很快释然了:“人老了,就是这样,跟瓷碗一样,一碰就碎了。不过这样一命呜呼总比在床上病多少年要好,不拖累儿孙,自己也免得遭罪。”
外婆笑道:“要是有一天你倒床了,你就不会这样想了,不管怎么样,人还是总想活下去的。”
22日,有关肺炎疫情的消息开始迅速蔓延,虽然四川离疫情中心有些距离,但春节返乡的大潮早已开启。得知几位在武汉工作的朋友已经回到四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劝家里人今年取消团年。但长辈们都不以为然,觉得我“在大城市待久了,少见多怪,太惜命”,除夕的上午,外婆为了款待儿孙们,还在院子里杀了一只家养的鸡。
大年初一,我在家庭微信群里反复转发有关疫情的消息,长辈们依然视若无睹,吵嚷着要相约出去打麻将,尤其是舅舅。
舅舅年轻时就是村里远近闻名的赌友,麻将、斗地主、炸金花、跑得快、长牌,样样精通,全面发展。最近10年,舅舅和他们的赌友们也陆续离开乡村搬到县城里工作居住,过年时回家打麻将成了他们重叙旧谊的主要方式,更与“面子”息息相关:谁能在村头麻将馆里悠闲地坐下来、把麻将番数打得越大,谁就能证明自己现在“过得不错”。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没有什么技术,在县城里一般都从事着很辛苦的工作——男人送快递、做装修,女人长相漂亮、年轻一点的可以去卖衣服,过了45岁只能进餐厅端盘子。他们平时或许节俭度日,一块钱掰成两个五毛用,过年时若能在乡邻旧友面前脸上有光,那是一年中少有的惬意时刻。
表妹气急败坏地找我商量对策:“我爸一个月前就蠢蠢欲动、按捺不住了,现在不让他出门,他急得跟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双脚齐跳。我反复劝他,他还振振有词:汶川大地震过后,余震接二连三,那时候我们都没在怕的,继续搓麻将,难道现在比大地震还恐怖嗦?”——的确,我还记得,那时候,老乡们就在麻将桌旁倒立个啤酒瓶,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跑出茶馆,震完了,再回去接着打。
我联合表妹、表弟好说歹说,长辈们都不当回事。最后,我们只得在群里发布威胁通告,说如果他们执意要出门打麻将,我们3个就搬去县城住宾馆,并且明年不再回家过年。
长辈们这才悻悻作罢,母亲还心有不甘地在群里和我公开对着干:“唉,我们家这3个孩子,读了点书,现在就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没想到,第二天,气氛骤然紧张。市政府发布通知:市内所有的茶馆、茶楼等人群聚集场所暂停营业。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老家的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长辈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去茶馆搓麻将已经成为他们最熟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关闭茶馆带给他们的冲击感比我们晚辈的苦口婆心更真实——“真的出事了”。
“哦豁,不打麻将就等于是坐班房嘛!”舅舅还在群里故作轻快,但没人把他这句调侃接下去,大家开始相互提醒“不要相互走动,待在家里最安全”,群里隐隐散发出不安的意味。
政府很快派驻了一批值班民警,到处巡查搜罗,抓到聚众打麻将的,直接冲进去,用铁锤把麻将桌子敲碎捣毁。这下大家都知道政府动真格了,家家关门闭户,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好动的麻雀还在树杈和电线之间轻快地跳来跳去。
1月28日,正月初四,在手机里屏幕的“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里,不断滚动增长着的实时疫情、医疗驰援、物资捐赠等一串串的“严肃脸”消息里,一条“四川要求麻将馆全部暂停营业”的消息,对川外的人看来,显得有点搞笑,但对舅舅他们来说,或许只有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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