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难忘的父亲临终遗嘱

吴贤德

往事钩沉：难忘的父亲临终遗嘱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记忆的点滴，每每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把这些点滴汇集起来，都是一部具有意义完整记录，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作为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子孙后代知道上一代人都干了些什么，以及生存状况，是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

  一九七八年正月十一日，是我和弟弟、妹妹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一大早，我给弟弟、妹妹做好早饭，我急急忙忙吃完后，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小跑到离家七八里公社卫生院（现在乡镇），替下在医院里侍候父亲的母亲，让母亲回来洗衣服。

   父亲是个读过私塾的人，在生产队当会计直到去世，我的记忆中，父亲不但写的一手好毛笔字，还打的一手好算盘（珠），父亲为生产队算帐时，就像今天年轻人在电脑上熟练打字，不用看键盘，把想要的字打的准确无误。

  父亲在世时，经常告诉我和弟弟妹妹，爷爷和奶奶27岁去世后，丢下7岁的姑姑和3岁的父亲，靠裹着小脚的太奶奶一人拉扯（太爷爷在20多岁去世），太奶奶为了养活父亲，供父亲读私塾，姑姑11岁时，就卖给了人家换钱做童养媳。

　在日本侵犯中国战火纷乱的40年代，日本从南京侵犯武汉途经固始时，太奶奶带着父亲和姑姑躲在大山沟里，日本人一把大火，不仅烧尽了房屋和抢走了粮食、牲畜等，还砸烂了所有东西，本来就家徒四壁，这下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和姑姑从小，几乎吃尽了所有苦头。每每讲起父亲都泪流满面，让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家仇国恨。

　父亲年轻时，由于家庭负担重和生活太苦患上支气管炎，七七年，在别人介绍下，说驻马店一家医院通过肺穿线，可以治疗支气管炎，父亲到驻马店医院肺穿线后，父亲是条硬汉子，天天仍然下地脏活重活都干，由于肺部受到感染，病情一天天加重起来。

七八年春节前，父亲经不住病魔折磨，不得不躺在床上，除夕晚上，村里别人家孩子都在燃放鞭炮，全家人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吃年夜饭，我们家呢？躺在床上的父亲，被病魔折磨的爹一声、妈一声，大哭大叫，坐在饭桌上的我，见母亲坐在一边流泪，也只好放下碗筷。

正月初一，别人家都在四处走亲戚，我们家却守在父亲病床边，农历正月初三，父亲突然出现高度昏迷，母亲见奄奄一息的父亲，马上快不行了，不得不含着眼泪四处求人，把父亲从家里抬进公社卫生院。

  我从家里跑到卫生院，母亲见我到了，一边收拾父亲换下来的脏衣服，一边叮嘱道：你伯刚输完水睡了（伯，方言，父亲），你大哥一会就来了，一定不要离开病房出去玩（注：大哥，3岁时，因姑姑无孩子，被父亲过继给姑姑家）。母亲收拾完，就回去了。

  母亲离开病房，奇怪的是，昏睡的父亲，突然清醒过来，拉着坐在病床边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的喊着我的小名，父亲拉住我的手，用手示意指着床头柜上熊猫烟盒，父亲生前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一两包。

  按照当时我们家经济来源，父亲只能抽几分钱的一包烟，像熊猫这样一毛八分钱的一包烟，在七、八十年代应该算是天价烟，说起这包熊猫烟，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每年春节前，父亲大部分时间，都要为全村人义务写春联，村里一个在银行当主任的邻居，春节前来家拿春联时，特的给父亲送了两包熊猫烟。

  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父亲手里，用火柴为父亲点着，父亲一手夹着烟，一手拉住我的手断断续续说，父亲只怕快不行了，过完年，你也17岁了，弟弟和妹妹还小，父亲走后，学就不要上了，和母亲一块挣工分，学不能上了，空闲时间多读读书，多学习……

  当时，只有17岁的我并不知道，这是父亲的临终遗嘱，见父亲躺在床上不嗷嗷大叫了，又能抽烟了，还当父亲病好些了呢，根本没想到父亲真的不行了，见父亲闭上眼睛，烟头掉在地上，我拾起烟头，把父亲手放进被窝里，端起凳子，把病房门一关，坐在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

  大约11点钟左右，大哥来到医院，伸手推父亲病房门，我站起来告诉大哥，父亲睡着了，进去把父亲弄醒了，父亲又该大喊大叫了，让父亲睡吧。我和大哥在父亲病房门口，边晒太阳，边等母亲从老家送饭来医院。

  中午12点左右，母亲从老家提着饭来了，母亲见我和大哥不在父亲病房，老远就问我：你俩咋不在病房看着你伯？我告诉母亲父亲睡着了，母亲打开病房门，掀开父亲被子，用手翻翻父亲眼皮，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让我去叫医生，医生来后检查、检查，告诉母亲，父亲早已断气了，身体都已经硬了。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庭老大的我，为了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一个11岁和一个8岁两个妹妹，从此放下书包回到生产队，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身背铁锹锄头和肩挑扁担地地道道的农民。

  父亲去世后，让我永远不能忘的，那就是父亲的临终遗嘱，学不能上了，空闲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利用在生产队担任民兵排长常去大队开会机会，到大队“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借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河南日报》、《河南农民报》等书籍，不管白天生产队干多重多累的活，晚上照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一读就是大半夜。

  除从大队“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借书外，我和村里几个年青人，利用农闲上山砍柴挑到街上卖给饭店后，把节省下来的零钱，凑在一起购买书籍，先后购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半夜鸡叫》等大量书籍。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当时那种拼命读书精神究竟是为了啥。

  书读多了，眼界开朗了，想法也多了，常常问自己，书能成就别人，难道就不能成就我？别人拿笔写文章，我为啥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越来越激烈，1981年，成功之门终于向我开启，我投给《中国青年报》的稿件刊登了。

  80年代，在一个村子几千人口中，难以找到一个高中毕业人，文化匮乏的年代，一个农村青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何等荣耀，我发表文章的那份《中国青年报》邮局送到我手里，报纸已经被翻阅烂了，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农村抽调到公社邮电所担任山区投递员。

  尝到读书甜头，到公社邮电所后，一边工作，一边拼命读书，不管工作多么劳累，有点空闲时间，就抱着报刊杂志阅读，一边阅读，一边写稿，在自己的拼命努力下，一篇篇文章不断见诸全国报刊，真是越干越有劲，为了读书常常彻夜难眠和忘记吃饭。

  1990年，心中突然有个愿望和想法，如果能到报社当一名记者多好？1991年3月，我毅然辞去家乡邮电所工作，背着装满衣物的“蛇皮袋”（化肥袋），踏上去苏州的长途汽车，加入浩浩荡荡打工大军，成为一个四处流浪的打工者。

  在苏州打工期间，我干过一天十几个小时建筑工地小工，在马路边修过自行车，当过补鞋匠，卖过甘蔗和报纸，寒冬腊月，为了躲避联防队查夜，躺过郊区村民臭气熏天的养鸭棚，孤独的躺在租住的低矮小屋里伤心的哭过……

  打工的日子里，不管条件多么艰辛，不但没有压垮我这个17岁就失去父亲的硬汉子，反而更加增加了我对记者梦的渴望，不管多苦多累，不管条件多么恶劣，坚决不能丢掉读书，晚上仍然坚持写作，一些文章不但刊登在当地报刊，还登上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新华日报》等知名报刊。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1993年，在时任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江报》社长吴延元和总编辑王伟二位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圆了我的记者梦，被北京一家报社驻华东工作站聘用，当了一名记者。

  1998年，我头脑一热盲目辞去苏州工作，来到举目无亲的郑州，谁知道来到郑州再一次落难了，跑遍全郑州也没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和妻子再次成为街头流浪汉，我白天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卖报纸，晚上重操旧业，一边读书，一边写作。

1999年，我顺利进入北京某报驻河南记者站工作，人人对自己都有更高的希望，我一边学习新闻写作，一边学习摄影技术，新闻摄影作品不但先后刊登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还被《东方IC》、《光明图片》、《视觉中国》、《人民图片》、《河南图片》等图片社聘为摄影师。

  读书让我走出农村，成为公社邮电所山村投递员，读书让我走出大别山沟，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没有坚持不懈拼命和发奋读书，就没有今天的我。

  没有父亲临终遗嘱，就没有我的拼命读书，每每想起父亲临终遗嘱，泪水都会浸透我的双眼。（吴贤德）

吴贤德，祖籍固始县，曾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生产队长，公社邮电所投递员，记者、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旅游中国摄影、人民图片、视觉中国、东方IC等特约摄影师。现为固始县总工会驻郑州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