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分”给我带来的喜与悲
杨炳文
1962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被录取到平落中学。全班共3人考上,按理应兴奋。但我嫌学校在乡下,不在城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刚读一天书,学校通知我,要转到县城的邛崃东安初级中学读。
这意外的惊喜,让我一夜未眠。
后来得知,邛崃县东安初级中学要组建一个以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为主体的“高才生班”,从已录取到邛崃一中、太平中学、平落中学中考前十名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中选送。为此,邛崃县东安初级中学初65级将重新编班。
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应归功于我填报的“家庭成分”。
解放前,我父亲在伪乡公所当师爷(文书),母亲是家庭主妇,住的是公房。“土改”时到了乡下,分了田地。
小学毕业我才十三岁,不知“家庭成分”是什么玩意。中考填表时,不知是我听错了父母说的,还是班主任有意疏忽,我在“家庭成分”栏,填成了“贫农”!
于是我顺利考上了初中,还幸运被保送进城读“高才生”班。更可喜的,我还被委任为“班长”!
我成了班上的红人。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第一名。
学校团委负责人找我谈话,叫我写份《入团申请书》。按理是天大的好事,但我为此事失眠了三夜。
写吧,家庭成分怎么填?父亲的政历怎么写?
如实写吧,肯定批不准,还可能露马脚。乱编吧,我知道要政审,要调查,很难蒙混过关。
思来想去,干脆不写!
后来我班发生的一件事证明我的决定是明智的。我班有个出身贫农的姓陈的同学,是学生会干部。政审他入团时,发现他隐瞒了其祖父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团没入成,学生会干部也被撤了。他从此一蹶不振,霉了一两年,灰溜溜地念完初中。
1964年上半年,在中学生中选滑翔员,我忧心忡忡报了名。
滑翔员培训一年,合格的就可转为飞行员,那是多少同龄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但政审肯定比升学、参军、工作严格。
在邛崃参加体检顺利过关,我当时有说不出的高兴。
上级派两个军人到我所在公社、大队调查,其结果不言而喻。
我受此打击,成天垂头丧气,在同学老师面前矮了一大截,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我是怎么度过的。
厄运还在后头。我是冒充贫农家庭出身,班主任迫于各种压力,立马把我的班长撤了,降为学习委员。
初中三年级换了班主任,他的阶级觉悟更高,把我的学习委员也撤了,我成了普通学生。
撤就撤吧,我只有理头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秋,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邛崃一中(全县三个班,共150人左右)。
我国农村划成分是1950年6月30日开始的,大概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工人(雇农)。其中贫下中农(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富农属外部成分,是管制对象。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出身可以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当时虽然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实为说法),但对出身外部成分的子女,往往重在“成分”或者只看“成分”,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父母差不多,只是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而已。
后来得知,我的家庭成分实为“贫民”。解放前无田无地无房,算得上“贫”,但我家不沾“农”。“贫民”与“贫农”一字之差,政治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1 967年、1968年我两次报名参军,都因政审不合格落了空。我想不通,“贫民”不是外部成分啊,命运怎么对我如此不公!1977年恢复高考,我如实在“家庭成分”栏填了“贫民”。取消推荐制恢复高考制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做出的重大决策。报考条件将“领导批准”去掉,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而立之年”的我,成了幸运儿,跨进了大学校门。充满我心中的,是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
1985年我向单位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省去了写家庭成分。1986年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过少先队,但没有入过团,算跳了一级。当时流传的人生三大喜事即入队、入团、入党,我少了一喜!
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钢”的时代算是划上了句号。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凡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他们的子女的家庭成分和本人成分都是“社员”,在入学、招工、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右派分子的帽子先于1978年摘了。从此,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获得了新生,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家庭成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成为一大批人的包袱。
“ 家庭成分”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它导演的悲喜剧何止上千上万!但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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