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华遗嘱库发布《2019中华遗嘱库白皮书》,首次公布年轻人立遗嘱大数据。白皮书显示,2017年有55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2018年累计178人,截至2019年底,总人数已增至344人。与其它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90后”的遗嘱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其一个突出的特征。
就事论事,就遗嘱而言,一般都是年龄大,财富结构相对复杂的人才会考虑。因为,他(她)们担忧死后,自己的财富会成为一种家庭的麻烦。不过,回到“90后3年来立遗嘱人数翻3倍”的事情上,就可能不完全是这样。
毕竟,在可触的现实中,年轻人有较多财富积累的可能性不大,并且,排除意外事故的可能,身患绝症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90后”立遗嘱人数的逐年增多,这似乎就不只是指向“遗嘱”本身,而是一种对生命不确定性的思考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处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下,人们越容易思考百年之后的事情。这其实不难理解,如果社会不稳定,作为个人委托社会机构的“遗嘱”自然也就很难算数。所以,立“遗嘱”人数的逐年增加,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所处社会稳定性的自信心。
当然,以传统的视角审视“遗嘱”,总觉得这是“病危之时,床榻之上”的事情,要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就“立遗嘱”,会被视为一种不吉利。甚至,从更广泛的市井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立“法理遗嘱”,最多就是口头的,或者执笔性的“道德遗嘱”。
要知道,“90后”群体中,最大的才刚满30岁。他(她)们应该不会只为处理“纯粹的家庭遗产继承”才会去立遗嘱,“这一点”上,应该是无庸置疑的。所以,回到“90后3年来立遗嘱人数翻3倍”的事情,还是很值得我们去追问。
就“遗嘱”本身而言,除却是一种对死者生前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生者对死后事务安排性的框架呈现。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思考。虽然,一般而言,遗嘱的存在,主要为处理财产分割,但是,它更体现出生命意义的延续性。
因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就能妥善的处理死后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价值的延续。这即是现实主义,也是存在主义。只是,就绝对的“遗嘱”执行,还是基于委托秩序的存在,无论是法理的,还是道德的。毕竟,人死之后,意味着“彻底的失控”。
只是,就绝大多数人来讲,因涉及财产较少,并且相对简单,所以,“遗嘱”就显得不那么严肃。这导致,“立遗嘱”本身反而被门槛化,也就是只有家产厚重的人,才有“立遗嘱”的必要性,而大多数人,遗嘱的存在,基本被“遗言化”。
并且,“晚年遗嘱”和“病危遗嘱”的存在,其实是较为普遍的,主要就是“当事人”为在生前,就把死后的事情安排妥当。就形式的存在上,有正式的(法理性的),也有非正式的(道德性的)。从根本性上讲,更多是为活着的人考虑。
尤其,在国内,“父辈一代”(70后以前的人们)从孩子出生后,就彻底不再有自己的人生。绝大多数人,把人生的目标转移到孩子身上。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他(她)们特别重视死后的遗产分配,尤其是涉及儿女较多的家庭。
因为,他(她)们的生命底色里,就已经写满儿女的生命,而他(她)们更多是为“儿女所活”。虽然,这样的话语显得有些“不正确”。但是这样的父母,在国内确实有很多,而且很普遍。反而能活出自我的父母,属于“另类”的存在。
由此而言,“年轻人”立遗嘱本身就是一种现象级的事情。毕竟,“生命的不确定性”是小概率事件,尤其,“虚拟遗产”的出现,这就更加不只是继承的事情,而是“立遗嘱”本身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存在。当然,主要的触发,还在于对抗“死亡焦虑”。
要知道,即便科学已经发达到可以探寻太阳系以外的事物,但是,对于人死后到底会经历什么,始终无法给出答案。而已知的现实是,死亡意味着对生前一切事物的失控。所以,作为“岁月静好”的存在,反而会更让人觉得有些不舍。
这种情况下,作为“遗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死亡失控焦虑”的一种抑制。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讲,如果较早的立遗嘱,能更好地对生命有不同的觉解,可能比遗嘱本身的意义更大。毕竟,只有不断审视人生的意义,才能让有限的人生更加真实可触。
当然,从“离死还远”到“见证死亡”,从“见证死亡”到“靠近死亡”这本身不只是现实的问题,也是认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活越是美好,越是可期,作为生者就存在对“死亡的恐惧”,直到成为一种焦虑萦绕心头。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绝大多数人在面对死亡的存在,都是被动接受的过程,甚至认为生老病死是圭臬,不需要思考,只要接受就行。可事实上,只有不断地思考生命的进程,才有可能让短暂的生命更加璀璨绚丽,让人的存在不再只是生与死的问题,还被赋予传递的意义。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生命之美,并不只是挣多少钱,拥有多少地位。而是,作为人的存在,思考活着的意义,也思考死亡的意义。所以,就“90后3年来立遗嘱人数翻3倍”的事情而言,这就不只是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体现出更多年轻人更愿意思考生命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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