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春秋》：一个红岩人的无悔人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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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春秋》：一个红岩人的无悔人生

父亲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红岩”是我们家永远的话题。

2003年1月父亲去世，他的学生们撰写挽联：“寻求真理出生入死风雨坎坷铮铮铁骨不愧红岩人；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桃李芬芳拳拳慈心堪为后世师。”这副挽联，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年清明，我们兄妹5人和父亲生前的战友、部下、学生，站在遵义乌江边，按照父亲生前要效仿周总理抛洒骨灰的遗愿，将父亲的骨灰洒落在他参加革命的起点。

在崇山峻岭中，望着伴着鲜花的骨灰随着水流湍急的乌江流向远方，我们思绪万千：又一个“红岩人”追随总理而去。这是父亲的“红岩情结”。

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父亲张光昭，贵州尚稽人。1935年秋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四川地下党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代理）、三台和苍溪县委书记、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

1941年，因隐蔽斗争需要，经组织决定，我母亲黎盛莲从贵州到四川三台县，组成地下党“家庭掩护机关”交通站。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为让同志们到交通站时有一口米饭吃，父亲将家里寄来的钱，大部分捐献给了交通站，自己去吃红薯叶、泡菜等充饥。我的大哥张荣凯，二姐张荣霞，先后出生在交通站。

1944年底，日军入侵贵州占领独山，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对日军进行反击，爱国军人（国民党29军91师）也奋力抵抗。他们利用贵州大山地形复杂的优势，和日军进行勇敢顽强的战斗，迫使日军从独山撤退。

这一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贵州籍的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30多人返乡开辟抗日游击区。

当时父亲正根据川康特委安排在重庆红岩村学习，学习尚未结束，12月，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和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敏（即刘绍文）陪同父亲，面见王若飞，当场宣布选调父亲到贵州，并告诉他接头人为赖卫民（又名赖映棠），接头暗号为“高棠”。

此前，由于贵州地下党工委遭到破坏，贵州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联系，时任西南工委书记兼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钱瑛，派赖卫民、李晨（又名李振民）到贵州恢复党的组织（主要是浙大），建立南方局“贵州遵义尚稽大同中学”据点。遵义尚稽镇有群众基础，长征时，彭德怀等率领的红三军团冲破乌江茶山关渡口占领该镇后，驻扎较长时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当年，红军刊物《红星报》曾以“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为题做了报道。

父亲同以大同中学教员（后接任校长）身份作掩护的赖卫民接上头后，和李晨联合浙大其他党员（吕东明、卞婶等）、进步师生，加上培养的马正富等大批当地进步青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建敌后游击队，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风雨坎坷不愧红岩人

马正富在《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当年战争岁月的：

共产党员赖卫民、李晨，张光昭在南方局大同中学据点，领导开展了遵义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筹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赖经组织调动离开尚稽大同中学，张老接任大同中学校长。

张老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动员父亲变卖尚稽家里的田产，筹备建立敌后武装。张老及其家庭亲友对南方局派来的大批同志，做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使地下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吴山（曾任《光明日报》秘书长等职）、卞婶、吕东明等大批浙大学生到大同中学任教，带领我们上街抗日宣传、唱歌，演活报剧等，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有许多浙大学生在大同中学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党史资料记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有的人打入国民党设在遵义台军乡的子弹分库，做争取士兵和控制子弹库的工作；有的安排在当地学校任教师，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有的组织少数可靠的同学，秘密复制黔北地区的地图，供打游击时使用。”我们就曾经在张老等同志的带领下，和浙大同学一块到山上侦查地形，绘制地图等。

解放后，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看望了李晨同志，回忆起抗日烽火中在尚稽的战斗岁月，都感慨万千。

抗战胜利后，南方局的这部分力量，成为解放贵州、清匪反霸、政权建立、抗美援朝、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贵州解放初期，党的力量薄弱，缺乏干部，父亲不顾西南局于江震和陈野萍等领导的挽留，执意返回贵州参加家乡建设。

组织上将父亲的关系由南方局转到贵州遵义，随杨勇（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一块儿回贵州。

父亲曾担任遵义县政府民政科科长，教育系统党支部书记，遵义师专（现遵义师院）副校长等职。他一心扑在遵义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文革”期间，父亲历经磨难，但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右派”问题，在陈野萍（时任中组部部长）等领导的关心下平反昭雪。

父亲的学生视他为楷模，每年他生日时，学生们专程从省内外赶来祝贺。有一年，曾有400多师生在遵义师院聚会，祝贺父亲80岁生日和参加革命60周年。

2016年清明时节，我随“追寻总理足迹，红岩儿女‘淮沪宁’行”到上海。京沪两地500多人共聚一堂，他们的父辈曾经与周恩来共同战斗工作过，或在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大家怀着特殊的感情，缅怀父辈，誓将周恩来精神一代代的弘扬下去。

                  文章来自2019年第5期《红岩春秋》创刊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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