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的审美与审丑

沙鸥翔

《浅论诗歌创作的审美与审丑》


                                           作者：黄丹丹（四川大学）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波尔莱尔的《恶之花》和中国当下诗坛的一些“垃圾派”“下半身”诗歌的审丑思想的差距，阐释如何从看似丑恶的真实的现实里发现常人无法体味的神圣的“美”，以此来明确诗人应具有的担当精神。
　　
　　关键词：审美取向；审美；审丑；担当精神
　　

　　消费时代的到来，使原本高雅的文学被边缘化，文坛也因此也沉寂了下来。前些年一些另类的、不甘寂寞的、以“垃圾派”和“下半身”为噱头的诗人们引发了诗坛的一阵骚动。看似繁荣的网络诗坛也着实热闹了一下。以沈浩波、徐乡愁等为代表的另类诗人们喧哗着“肉体”和“垃圾”的噪音，放纵地污染诗坛。他们以丑为美、以美为丑的错位的审美价值将诗歌引向误区，混淆了美丑的性质和界限。审丑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早在波德莱尔德的诗作里面就有成功的体现，而在徐乡愁他们这群暂且称为“垃圾诗人”这里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与改写，制造了一系列的“垃圾诗歌”，毒害着社会和集体人格。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中国当下诗坛的一些“垃圾派”“下半身”诗歌的审丑思想的差距，阐释如何从看似丑恶的真实的现实里发现常人无法体味的神圣的“美”，以此来明确诗人应具有的审美姿态与担当精神。
　　
　　在《垃圾派宣言》里，他们高喊着“美国有个垮掉派，代表人物是艾伦*金丝伯格，跨了以后掉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垃圾。所以垮掉派再往前跨一步就成了垃圾派。现代主义诗歌理顺成章发展的话，应该有个垃圾派”。宣言喊得理直气壮，给他们自己制造垃圾披上了理论上合法的外衣，肆无忌惮地玷污中国的诗坛。“垃圾派”的代表诗人徐乡愁如是说“活着就是人类的帮凶，我们不如抱着这个世界一起跳入粪坑，崇高有多高，溅起来的粪花就有多高，我们用肛门呼吸。”为了宣扬他的理论，徐乡愁写了诸如《屎的奉献》《拉》《拉屎是一种享受》《解手》《你们把我干掉算了》《人是造粪的机器》《拉出生命》等一系列“屎诗”。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屎诗人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写出了一系列主题、意象相似的肮脏诗作。如皮旦的《屙屎》《擦屁股的》《吃屎节》等诗作。小月亮的《断章》《我要把诗写在屎上》等恶心之作。他们打着解构崇高的反叛旗帜，来制造一些丑恶到极致的垃圾。在人们的眼里，现实世界固然有着黑暗的一面，人性当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肮脏的成分，需要有人大胆地描写袒露人类的龌龊心理。但是在袒露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因为生活中有黑暗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要看到光明，而不是无聊地制造一些消解不了的垃圾。
　　
　　与“垃圾派”相比，“下半身”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流氓诗人代表沈浩波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实验中去。让所谓的头脑见鬼去吧，我们将回到肉体本身的颤动。我们是一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为了与“垃圾派”分庭抗礼，为了比“垃圾派”在垃圾的领域里有更多的话语权，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诗人们也写作了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诗篇。如沈浩波的《一把好乳》《作爱与失语症》《38条阳具》《强奸犯》《不是爱，是搞》等极品下流之作。南人的《我们怎么就搞到了一起》《压死在床上》《干和搞》等诗作。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爱情故事》等等。这些诗作实践着他们的黄色主张，充斥着性和赤裸裸的色情。其中甚至还描写了令人恶心的嫖娼细节。在常人眼里，这些作品既违背了现实的伦理道德和做人的起码规范，又践踏了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人性反道德的东西，玷污了诗歌的高雅和神圣。
　　
　　“垃圾派”的垃圾并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丑恶，而在于当作者面对丑恶的现象时，在暴露其丑恶阴暗的一面时，即使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应在审丑的同时给人以启迪和希望。而不是通过一些肮脏的字眼的组合，用单一“屎”的意象的描绘制造一些挥之不去的垃圾。当然“下半身”的下流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性，文学创作并非排斥性，而是在于如何写性。作者可以通过性和肉体的描绘，揭示人性的正常需要和男女欢娱的美好，而不是丝毫没有美感单纯地罗列“乳房”“阳具”等意象讲述下流的段子。
　　
　　同样是描写丑恶，同样是写性，在波德莱尔这里却是另一种审美体验。波德莱尔认为，恶习是诱人的，应该把它描写得诱人。然而它拖着特别的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应该描写这些疾病和痛苦。像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一样研究一切创伤吧。他的《恶之花》揭露讽刺了工业时代道德沦丧的社会所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的是救治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的担当，其道德评判效果更加强烈和集中。因此善于从审丑中发现美、体现诗歌道德精神的波德莱尔受到了诗坛的肯定。在他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运用高超的技巧、巧妙的构思、象征的手法，选择了特有的意象，表达着时代的抑郁和求爱不得的苦闷，体现出新的审美典范。在《我爱回忆那些毫无遮掩的岁月》中“无私慷慨肥沃丰盛的大地女神/不把自己的子女看成负担/仿佛满怀温情的母狼/敞开褐色的乳房把天地万物供养”《漂泊的吉普赛人》中“下垂的乳房含在孩子口中/常备的营养宝库”《地狱中的唐璜》中“女人在漆黑的苍穹下弯曲/垂露的双乳敞开的衣裙/仿佛供奉的动物/在他身后发出凄厉的哀求”《理想》中“你坦然露出那令人心荡神摇的双乳/以奇异的姿态温顺的将泰坦哺护”。从以上这些对双乳的描绘中，作者给读者呈现的是双乳的美丽以及对生命的哺育。作为一种生命延续的源泉，我们丝毫没有看出肮脏、亵渎、玩弄的意图，而是呈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以及对女性延续生命的赞美。相比波德莱尔对女性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下半身”诗作的下流来。在沈浩波他们那里，女性的双乳以另一种丑恶的意象和下流的面目出现。以沈浩波为例，在他的《怀念一只鸡》中，“她握着我柔软的阳具/我抱着她膨松的乳房”《一把好乳》中“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强奸犯》中“他猛扑上去/一把撕开/这可怜女人/的衣衫/天哪/他惨叫一声/又是一个/平胸”等等。同样是描写这一意象，他呈现给读者的是赤裸裸的色情，毫无美感的女性特征的描写，丝毫看不出对女性的尊重，更为恶劣的是还侮辱了被害女性的形象。那些诗句暴露的已不是审美审丑的问题，而是良知的问题。
　　
　　刘城言先生认为“波德莱尔的一生充满了矛盾、痛苦、反抗和颓废。但他又不是一个颓废的诗人，而只是一个颓废时代的诗人。他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愤怒和鄙夷并向往和追求光明。他的苦闷和忧郁正是“世纪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他的作品是对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观点的冲击”[1]在波德莱尔看来现实本质是丑恶的，那么艺术就该真实地表现丑恶。描写丑恶并没有违背道德，相反地，对丑恶的描写恰恰有助于人们进行谴责。在审丑的同时，启发人们思考美的真谛，带着读者向美飞翔，正如他在《飞翔》中所呼吁的“飞奔吧远离这瘟疫横生的污泥浊水/在高空的风中荡涤你的丑恶/激情享受宇宙间明朗灿烂的光辉/犹如痛饮清纯圣洁的美酒。”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也充斥着诸如“虱子”“蠕虫”“腐尸”“驱虫”“骷髅”“乞丐”“老妓”等一些意象，在他对这些丑恶的东西进行描写时，读者可以在这些特殊意象和含义解读中，感受到作者在丑恶中发掘出来的美的“花”来，体会到“精神在恶中的骚动”。这也是真正文学的魅力所在。以骷髅为例，诚然，我们认为骷髅是最没有美感的东西，是与生命相背的另一个腐朽的极端，是死亡的象征。而波德莱尔却赋予骷髅以生命。如《骷髅舞》中，作者描写的是一群有着生命的女骷髅们，他们像所有的女性那样爱美、爱打扮、在舞会上疯狂起舞的情态。在《怪物或一位骷髅美女的傧相》中，则描绘了一个完美的老怪物，已化为骷髅的老女人，极尽自己的妩媚和妖娆。弥漫着浮华和欲望的气味。用她那淫荡干枯的嘴唇引诱着男人。通过阅读诗歌中对骷髅的描写，读者在震惊的同时，更多的是完成了惊恐的审美体验，明白了作者要营造的审美意蕴。生与死、美与丑、腐朽与活力，两种极端构成了独特的审美关照。而在当今中国诗坛的“垃圾派”诗人那里，他们低俗的审美趣味，只会让原本恶心的意象更加的恶心和垃圾。像徐乡愁的“屎诗”系列”，在《屎的奉献》中“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在《拉屎是一种享受》中“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屎拉完拉好/并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快乐”在《在荒郊野岭》中“有屎就有肛门/有肛门就有人烟”。如此对屎不厌其烦地不亦乐乎地描写，呈现出来的是恶心和更恶心，剩下的就是一阵骂声。
　　
　　通过以上《恶之花》和“垃圾”诗、“下半身”诗歌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审丑的价值在于作者在对冷酷世界、丑陋人性的大胆披露和批判的同时，给读者以反抗的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而不是制造社会“垃圾”和精神“梅毒”。在带着肮脏痰液的口水中湮没苟延残喘的灵魂和一丝心灵的美好。这也是诗歌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诗人应具备的精神担当。正如干天全先生在《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一文中所提出的，“作为我国当下的诗歌，既应以审美的姿态反映时代的进步和文明，也不回避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抱以必要的审丑姿态。但应明确的是，审丑与审美的立场是一致的，两者都应具有鲜明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格，诗人具有道德精神的操守，才能写出品位高尚符合民族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作品……在理想坍塌、丧失信仰的时代，诗人应更具有担当精神，在个人关怀的同时顾及人类关怀，在人类关怀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阔自己的创造视野。让自己的创造适应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心灵需要。作为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审美和诗人人格的诗歌，理应在这个大时代对反文化、反理性、解构崇高、取消意义的思潮，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诗歌”[2]诗人应具有担当精神，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美丑，要用良知、良心来审视。这种审视其本质都是审美。无论是面对美还是面对丑，诗人都需要面对是非，从而去创造具有“美感”的诗歌作品。
　　
　　注释：
　　[1]刘诚言《恶之花・序》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版 第2页。
　　[2]干天全《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  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6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发表于《青年作家》（下半月）2010年第9期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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