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的国都，决不可设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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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暴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钱穆先生的一番话透露出了无限的意味。

“中国的国都，绝不可设在江南。”话中的一个“决”字，铿锵有力，无不彰显着老先生此番话语的一番坚决。只是令人寻味的是，为何钱老先生会有如此一番言论，且语气如此坚决？

身为历史学家的钱老先生对中国的历代朝政发展和迁都定有深厚的解读和独到的见解，那这番话也一定有其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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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的迁都之路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在漫漫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历代君主频频迁都。

纵观中国的迁都历史，大体自南向北，由中南部地区逐步移向黄河北部。夏商春秋和战国时期，历朝都城位置呈现出北移的态势。起初历代王朝基本定都于河南及江苏一带，但在之后的数年里，君王们逐渐将都城向北方迁移。在汉朝及魏晋南北朝年代，初始王朝多定于陕西西安及山西一代，后续迁至河南洛阳。

至今在我国中原地带仍旧保有众多古代都城遗址及城墙，尤其西安为突出。

在大多数学生和人们的印象中，过去年代的众多王朝皇都均位于陕西西安亦或是河南洛阳，在之后的清初，中国的迁都实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上迁移，来到了如今中国的首都——北京。

曾经作为朝代皇都的江南地带，譬如江苏、浙江，是为温柔平和的水乡，生活节奏宁静平缓，细水徜徜的夜色下古镇摇曳。

若将中国的版图比作一只雄鸡，那么当今的首都北京则正处于雄鸡的蓬勃心脏地带，四通八达，繁荣昌盛，城中要塞一般防护严密。当前的北京迅速腾飞，以傲立的雄狮姿态屹立于亚洲地区乃至世界。

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不光是中国澎湃的心脏，也是亚洲地区一颗闪耀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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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眼中迁都的地理趋势

我们回望历史，在一篇篇的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观念上拥有各自的风范，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东西方人民深入骨髓的思想差异。人文差异不光体现在过去的文化和发展形式差异中，在迁徙上也得以体现。

在西方国家观念中，个人主义较为突出，以个人为中心，四海为家，不拘一格的奔放是西方人观念中的本格，居住地迁徙较为广泛。

而东方国家，尤其中国，更注重整体凝聚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中国迁都史，都城所在城市面积逆向发展，逐渐缩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凝聚力量。神奇的是，近代的中国在迁都初期的趋势为以长江为界，自江浙地区顺势而下滑向闽粤地带。

这在钱老先生的文章中有所提及。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的立国精神应当有逆流而上的勇气，而非顺势而下的安逸，且当时知识分子大多集中于东南地区，西北地带人员欠缺、落后贫乏，倘若继续将路线向南推进，在这样的引力之下，西北地区会更加麻木且半身不遂。

对此，钱老先生认为，抗战胜利后应当建都西安，这不光是为了激发立国的奋勇精神，更是为了国家地区发展的权衡。这样的定都举措可以让先前偏向东南地带的人力和资源逐渐拉向中心，再由中央政府领导向西北地区分配，使得全国力量得以均衡，国家能得到更为平衡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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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定都“决不可设在江南”？

回顾钱老先生笃定的言论，究竟为何定都决不可在江南？

仔细研读钱老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将他的核心思想点归纳为以下：发展机遇、地理位置、安全可靠。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应当将都城推向内地。如何解读这样的想法？

首先，根据发展历史来看，近代中国的发展点主要集中于东南部地区，这是因为中国东南部具有较长的海岸线，海岸资源丰富，同时，历代朝廷将东南部的众多城市建设为国际贸易港口，因此东南沿海地区不少城市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且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本流向东南沿海地区。

与此相比较，中国西北部地区长期以来是人们心目中的“边关要塞”，镇守着中国的边缘地带，多为兵力驻扎，但由于气候、资源和人才条件的相对匮乏，发展较为滞后。

倘若继续沿东南顺势而下，或将加重这样的东西地区发展不平衡。为了权衡未来国家发展，定都于较为中央的位置是更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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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定都南方，则安全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东南沿海地带虽然发展超前，经济繁华且交通更为便利，然而一国首都作为国家核心，安全性必然纳入严谨考虑的范围中。沿海地区虽然富裕，但是安全防护性较低，单面靠海。

相较之下，黄河中上游地区却存在更好的开发潜力。黄河作为中国的文明之源，其中上游地带曾孕育过繁华的汉唐两朝。一个朝代的繁荣富强除了君主的明治和社稷的安定，也离不开优秀的地理位置。

纵观世界发展历史长河，一个国家之所以能经济腾飞、繁荣昌盛，良好的国家首都地理位置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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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钱穆老先生这番话语的解读，不得不感叹其清醒的智慧和远见。

在钱老先生所撰写的《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一书中，钱老先生写道：“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吧！”老先生用简简单单的几十个文字高度概括了对中国未来定都的期望，希望定都之时可以带动国家整体的稳定发展，能为落后的地区带去机遇并开发其潜能。

同时，钱老先生也希望“认识了自己的舞台”对人民的重要性，唯有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知晓当时的中国拥有何等的优秀资源，具有怎样的发展现状和提升空间，才能在中华大地这片横跨几十个维度的广袤热土奏响自己的华夏赞歌。

除此之外，钱老先生的浪漫和活力精神也在书中划出了一道亮光：“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

仔细阅读这番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期许和勇气，同时也是逆流而上的冲劲和磅礴气势。引导资本和人才向内地进发，实干兴邦，在新的大地上充满幻想色彩并为之奋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流浪地球》里的一座座行星发动机，它们散布在各个区域，为地球的生存注入了希望的活力，同理于国之定都，若集中于南方，那便只能一方倾倒而遗漏同为一胞的西北热土，天平的倾斜终会引起发展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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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篇章的尾声，钱穆老先生用有力的笔墨点亮实际：“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短短的话语中透露出感慨和无奈，但也充满着期盼，笔墨中实实在在地传达着“决不可设在江南”的深思熟虑和远见。

起初看到这番话，私以为钱老先生未免过于一锤定音，可当细数其中个滋味，却又不免拍案叫好，自然为钱老先生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智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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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金陵亡了，设杭州也亡了，时间还都不长，心虚啊